【大紀元2月3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記者逸凡、陸萍採訪報導) 1月26日《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中國大陸著名關注愛滋病人的活躍人士胡佳，他談到了自己如何穿過員警、便衣、國安特務的層層阻攔，成功闖關悼念趙紫陽先生。後在參加民眾自發的祭典趙紫陽先生的遊行活動中遭到警察綁架的經歷。

記者：胡佳先生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整個經歷，聽說您已經進到趙紫陽的故居裡面去悼念趙紫陽，大概情況是怎麼樣，能不能跟我們大家講一講？

胡佳：好的，那是1月22日的早晨，我原先是在河南，然後秘密潛回北京，第一站就是去趙紫陽先生的富強胡同六號那邊；但是我剛接近那個地方的時候，就看到了密佈的便衣警察還有穿制服的警察，另外停了許多的警車，打著警燈，氣氛非常的緊張。

我想我從河南回來背著一個大背包很不方便，我就先到附近的一家書店裡把這個包放下，然後輕裝的過來。遇到第一道崗的時候，警察已經在攔截一些捧著花藍的這些市民，他們問到我的時候，我跟他們說我的朋友是王燕南的朋友，這一道崗就放過去了；等到下一道崗已經是富強胡同的胡同口了，這個時候警察盤問的更加嚴格了，他告訴我說「今天是趙紫陽先生的家屬或者是家屬的朋友來探望的，不接待其他方面的。」我就跟他說我就是家屬的朋友，他讓我出示證件，我也給他看了，我的那個身份證上那個胡佳的佳和我本來現在叫的廣泛那個”家”不一樣，所以他遲疑了半晌還是說「那好吧！那你就進去吧！」

進去以後，到第三道崗的時候，已經到富強胡同六號門口那裡了，那裡有兩個便衣的武警，他讓我把所有的包都放下，不允許帶進去，而且他們準備好了白花，我可以從他那裡拿一個別在胸口，進入這個庭院。進入到裡邊就看到花圈、輓聯到處都是，還有那種八十五朵黃色菊花組成的，像一個花的面板一樣的那些悼念的東西，樹梢上邊也掛滿了黑色的或者白色的輓聯。

趙紫陽先生的家屬在庭院的中央擺了一個長的條案，上面有簽名的，還有留下地址、電話。家屬的意思就是說，如果等到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的時候，他將會通知在這個裡邊留下地址、電話號碼的朋友，就是說他們希望是一個公開的參與。還有一個就是讓佳賓留下留言的。我當時在那裡寫了一個留言就是「紫陽千古，天佑中華，沈冤得雪，指日可待」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

這時我就發現旁邊有人在拍照。他的那個意思就是說，有些朋友寫「紀念紫陽先生」或者「緬懷紫陽先生」這樣中性的話就沒有，但是當你的話語中有些激烈的成份表達的話，那麼那邊就這樣的來紀錄你。家屬他們還是希望就是站在保護的角度上，比如說有那種不明身份的人想要去拍攝簽下地址和電話的朋友，他們的家屬就把他們制止了，說不要拍這個東西。

我簽完以後就進入趙紫陽先生的書房，就是他的靈堂，在那裡待了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左右，在他的書房裡邊看到他的書，我也進行了拍攝用照相機、攝相機拍攝下來，也拍攝了一些來這裡祭典的朋友。這期間也跟他的家屬有簡短的溝通。我在臨走之前的話，首先向趙紫陽先生三鞠躬，然後應該是二兒子跟四嫂，跟他們講我是胡佳，是做民間愛滋病工作的，我今天來這裡是非常特殊的，因為我有許多朋友因為失去了人身自由無法到這裡，我在某種程度上我是代表他們來的。

而且我也讓家屬明白，這一群被禁錮在家裡的朋友，或者已經被警察帶走的朋友，在他們心目中趙紫陽先生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們對趙紫陽先生的緬懷也是幾乎是無可替代的。我當時看到家屬的神情就表現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好像是非常理解的。而且他們也說他們說院子裡的情況很複雜，就是說在那裡的人很多是國安，偷偷拍攝的這樣的人，希望我不要在此做久留。

我到外邊去的時候，外邊的家人做了一個大約七吋大小的照片吧，每一位來這裡悼唁的佳賓都可以獲得一張這個遺像帶回去。我當時也跟他們講：我的一些朋友比如說蔣彥永教授、丁子霖教授、齊志勇、趙昕我們這樣一群朋友，都沒辦法蒞臨現場來祭奠趙公，那麼我希望能多拿幾張照片帶回去，等將來有合適的機會的話轉給這些朋友，以分享對趙公的這個哀思。他的家人當即就應允了，給了我五張趙紫陽先生的遺像。他的另一位親屬就立刻跟我說不要講了、不要講了，話不要講的太深了，他的示意也是說這個小小的庭院裡邊實際上還是殺機四伏的，有很多這個所謂國家機器，或者來自國家安全的人員。

我跟他們的家屬還有家屬的朋友，也曾經有交流包括何時訂出殯的日期，實際上他們的意思都是說從17日開始，就是趙紫陽先生仙逝以後，那麼就一直在協調這件事情。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協調，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一直在想辦法來和中共中央辦公廳那裡據理力爭，那麼至於說到什麼時候能有一定的眉目呢！他們會用電話來通知我們。

我可以看的很明白，家屬在這個方面上，因為親人是他們自己的，父親是他們的。你在趙紫陽先生書房的輓聯上面、家人留的字上面也寫的很明白嘛！他們堅決支持趙紫陽先生的選擇，他們以做為趙紫陽先生的子女而感到榮幸，所以他們覺得趙紫陽先生的葬禮這些方面應該由家屬來主導，而且他們認定趙紫陽先生在他的一生中，尤其在他的最後階段，比如說從1989年的那個關鍵的時候，他的選擇是沒有錯誤的。

所以家人也有一種悲情在，他們不能容忍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辦公廳仍然顛倒黑白，給趙公定性為所謂「犯有嚴重錯誤」、「分裂黨」、「支持暴亂」這樣的一些污名。但是這個事情將來能有什麼樣的結果，能和中央辦公廳能有什麼結果，直到今天趙公仙逝已經快要到第十天的時候，還沒有一個眉目。

記者：其實在前幾天，我和廣州的一些朋友打電話，他們都說是在國內基本上他們都不知道趙紫陽逝世，這些是不是一個普遍現象，還是一個個別現象呢？你覺得呢？

胡佳：如果說要客觀的講，你現在拉住比如說十個北京市民的話，恐怕得有七到八個人告訴你他不太清楚，或者說隱約知道，也有說完全不知道的。因為時至今日，在中國的媒體上嚴然只能看到新華社那五十幾個字，而且提到趙公的時候都只提到是同志，而且在最後一個，平常應該用「享年多少」，多少歲的時候，用「終年八十五歲」這樣一種非常淡化、非常默然的這樣一種詞句。

而且我回顧那個期間報章，我從河南回來以後，看到當時報紙什麼的都放在非常不顯眼的位置上，而且一些公共的網站，像新浪網、搜狐這些公共網站上也隻字不提這個消息，恐怕是上邊已經打好了招呼，不允許像這樣的信息存留。你到yahoo中國這些搜索引摯中去搜索的話，有的時候居然「趙紫陽」三個字都查無此人的，這都是非常荒謬，這都是說中國的網絡警察在後面做了屏蔽，或者說他給這些公眾網站施加了壓力，不允許他們來談到這個事。你可以想見他們的這個方面是多麼的恐慌。

記者：關於這個趙紫陽開不開追悼會的問題，現在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因為過去毛澤東曾經講過，就是一個伙夫死了也要開個追悼會，那麼現在這麼大的一個曾經是總書記的人死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追悼會到底是怎麼決定的呢？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胡佳：我從24日的早晨，因為身體狀況的原因被釋放回家接受軟禁以來，這期間我沒有接到過趙紫陽先生家屬打來的任何電話，所以我想這個問題還是在僵持，我相信他的家屬到時候會通知我們。 那麼我想僵持的重要原因就是說對趙紫陽先生生前的評定就涉及到對六四問題的評定，如果說你給一個人開追悼會，或者說那怕只進行所謂的遺體告別儀式，你不可能不提到他的生平，不可能忽略到這一段，那麼家屬是斷然難以接受裡邊所謂「分裂黨」、「支持動暴亂」、還有「犯有嚴重錯誤」這樣的混帳話的。

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他們又必須堅持這個底線，因為不這麼說的話，他們等於是在打自己的嘴巴，而且不這麼說的話，也就隱約的在退讓，也就是隱約的在默認當年他們所做的這種屠殺行動是一種犯罪，是一種須要向老百姓謝罪的這樣的一個事情。那麼在這個方面的話，這個也是維繫到他們命脈的，所以他們斷然不能退步，那這兩方的僵持都非常的劇烈。而且的話民眾和海外以及國際媒體這種壓力，也讓中央辦公廳在謹慎的研討措詞，你可以想見他們甚至想到過就是省略掉這個生平這一步驟，也就可以表明他們面臨了多麼大的壓力，他們怕這種過激的評判會引起更大的這種波動。

記者：胡佳先生您有什麼預測沒有？對整個事情的走向？

胡佳：我現在確實是很難說，因為如果我接到趙紫陽先生家屬打來的電話，我仍然會去嚐試衝破這個阻攬，現在在我家的樓道裡面有三個警察，然後在樓外邊的話還有十幾個。

記者：這是因為趙先生逝世而引起的嗎？還是平時就這樣？

胡佳：就是這樣，他們實際上從16日的晚上就開始佈控了，我不清楚是不是在16日趙紫陽先生逝世的十幾個小時之前他們就已經感覺到了；就是說趙先生的身體機能很衰微，所以要開始把一些相關的人，或是有行動力的人員看置起來。我是恰好15日前往河南，否則的話，我早在16日可能就被他們控制起來了。

記者：哦！我明白了，你的很多朋友可能也都被控制起來了是嗎？

胡佳：我沒有看到一個沒有被控制起來的，到18日之後，像劉笛一（音）、王力雄（音）、余世淳（音）這樣一些朋友，還不是像蔣彥永教授、丁子霖教授、齊志勇這樣的，都已經被控制在家裡邊了。外面的警察就是很明確的告訴他們「不允許出去」，你知道吧！也就是為什麼當時我就是要去闖關、一定要到趙紫陽先生家，因為那個時候，據我所知只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狀態。

記者：那想問一下，把你們看管起來不允許出去，像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什麼手續，出具一些手續啊！按照法律的話，人家不許出門的話會要軟禁的話，總得有什麼法律手續吧？

胡佳：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個人出具法律手續，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對我們這些被軟禁起來的任何一個人出具這樣的手續，出具說明他的作為是有合法依據的，沒有任何一個。

記者：胡佳先生，您還有沒有任何補充？

胡佳：本來在1月23日的早晨，我們有一個從清華西門出發，途經天安門廣場到趙紫陽先生家靈堂去祭拜這樣一個遊行活動。在這之前，像趙昕、齊志勇、李海都已經或者被軟禁，或者被帶離家裡住到旅館，或者說完全被警察帶走，了無音訊；那當時的話，只剩下我一個人是自由的。我在那天早上還是趕到了清華西門，很遺憾就是說，一下子就被國家安全人員扣留了，他們就像那種綁架性質的。

我在電影裡看到過這種場面，就是突然有人過來抱住你，三、四人一下子把你擰進他們轎車裡邊，然後左右兩邊的人馬上上車，把你挾在當中，然後飛馳而去，這個確確實實以前只在電影裡看到過。那麼現在我生平第一次，切實感覺到了這個完全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一種綁架的行為。

後來他們把我帶到了郊區以後，到中午的時候，我就是說不忍受這種人權的踐踏和這種尊嚴受到污辱，所以說我就開始跟他們抗衡、肢體的抗衡，他們是每隔一會兒換兩個警察，就是縛住你的雙臂，有的時候用膝蓋壓在你的前臂上，造成你很痛苦，一直跟他們僵持了二個半小時，最後我精疲力盡，他們也是十幾個人也是滿頭大汗。到晚上的時候，又一次跟他們相抗，就是想要用頭去撞玻璃窗，但是首先是拳頭打在玻璃窗上，手上破了幾個口子，這個過程給警察也是很大的震動。

另外我本身有乙型肝炎，在去年年底復發的，身體機能本來就很不好。他們找來醫生，驗證了我的身體是比較衰弱的這個狀況是真切的，在24日的上午，他們同意送我回家，讓我在家裡，否則的話，我出了任何問題對他們來講也不是很好看的。

記者：的確是，那麼綁架了，也就綁架了，沒有給什麼交代，就是綁架完了就完了。

胡佳：對，沒有任何交代，我不止一次向他們要，我說「我犯了什麼法嗎？你們拿出手續來！」他們說「沒有什麼手續，我們就是顧及到整個社會的安定、顧及到整個國家的安全和穩定，所以現在要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而且你要交代你何時回到北京，你去做了什麼事情？有沒有去過趙紫陽家裡頭？」然後「你們是要做什麼？比如說這個遊行啊！另外，你們有關於悼念、比如說遺體道別這個方面，你們有什麼安排？」但是他所問的這些問題，我一律回答都是四個字「無可奉告」。

記者：可是我記得胡錦濤先生上台的時候，是說要「以人為本、以法治國」，怎麼他們能說是沒有手續就可以隨便抓人呢？

胡佳：我們這個國家歷來就是「重王權輕民權，有法律沒法治，有憲法沒憲政」的。而且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國家並不缺少某些基本的法律，而且缺少了貫徹執行，憲法一直是一個漂在空中的氣球，沒有落實。

裡邊的話那些警察還非常調侃呢！當你說到憲法中有人權，他們可以跟你這麼講「那是寫給洋人看的」，或者說「你把憲法講出來，我跟你講講憲法這個是什麼意思，我跟你一塊學習」。反正怎麼說呢，就是嘻皮笑臉，好像法律只是一個能在手裡捏來捏去的軟柿子，或者說是一塊橡皮泥，他們想怎麼樣弄就是怎麼樣弄。而且他們還有一套，就是說法律只是中國形式規則中一小部份，或者說遊戲規則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說，他們有很多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

記者：那情況實在不太樂觀！今天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人物專訪》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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