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趙紫陽──中國政治變革的旗幟
【大紀元2月3日訊】● 編者按：吳國光先生是趙紫陽執政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成員之一，是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助手，對趙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和實踐所知甚詳，曾出版《趙紫陽與政制改革》一書。
趙紫陽去世，舉世同悲。一悲他的主張不能在中國實現，二悲他的自由被非法剝奪直至終身，三悲國人在他身後依然沒有按照自己的意願悼念他的權利。歸根結底，這是中國的悲劇，根源在於中國沒有走上趙紫陽所主張的變革道路，沒有實現趙紫陽所設計的政治制度轉型。
趙紫陽多方面的歷史貢獻
趙紫陽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第一，他開闢了中國走向經濟繁榮的道路，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總工程師。第二，他舉起了中國政治變革的旗幟，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第三，他張揚了良知和道義的高尚人格，是中國道德重建的歷史楷模。從經濟發展，到政治轉型，再到中華民族的精神重塑，趙紫陽留下的遺產，極為豐富，全面地昭示了中華民族未來健康發展的正確道路。
其中，他的有關政治變革的思想和實踐，是中心的一環。這是因為，首先，趙紫陽有關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思想與實踐，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也是將他的經濟改革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區分開來的根本特點，就是他強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相互配合，通過政治改革促進經濟改革，也通過政治改革來糾正單純經濟改革的缺失。其次，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寧肯犧牲一切權位和自由的道義、風骨和人格，也是根源於他對於中國的民主法治政治變革的理念和承諾。同樣是這樣一種理念和承諾，把他與鄧小平乃至整個中國共產黨區隔開來，促使他在面對人民抗議的時候絕不可能選擇鎮壓，而是選擇「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這些聯繫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改革在趙紫陽思想中所佔的中心地位，決定了趙紫陽的命運；而趙紫陽那種毅然決然與為了中共一黨之私而頑固拒絕政治改革的鄧小平分道揚鑣的歷史行動，更加凸現了他作為中國政治變革旗幟和象徵的歷史地位。
親身了解的趙的政改理念
我是從一九八六年九月開始了解趙紫陽有關政治改革的主張的。當時，趙紫陽組建了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和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專門研究如何設計和推進政治改革。我自辦公室最初組建即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政治改革是趙紫陽施政的重心。他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向中共十三大所作的報告，當然集中體現了在他領導下中共所接受的政治改革的基本藍圖。十八年過去了，趙紫陽的十三大報告，迄今仍然是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獨一無二的一份真誠的政治改革綱領。就其所承諾的政治改革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這份文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然而，這份文件並不能完全代表趙紫陽政治改革思想的廣度和深度。原因很簡單：這是趙紫陽作為中共總書記所提出的一份官方報告，在醞釀、起草、討論和通過的過程中，經歷了漫長、複雜的決策過程，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討論、質疑和批評，進行了無數次的修改、妥協和讓步。作為這份報告的起草參與者，特別是作為其中政治改革部份的兩位起草人之一，我深深了解，在這個過程中，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不得不與當時黨內大老弄權、官僚抵制的可悲政治現實做出相當的妥協。沒有妥協，連這樣一個文件也不可能問世。反過來，沒有趙紫陽對於政治改革的堅定承諾和深刻思考，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下，在一連串的妥協和讓步之後，更不可能產生這樣一份真誠而深廣的政治改革綱領。可以說，趙紫陽十三大報告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論述，固然有其局限性，而恰恰是這種局限性，反而突出了趙紫陽本人（而不是十三大報告作為中共文件）在政治改革上立場之堅定、理念之清晰、思考之系統、實踐之認真！
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的詳細記載
對於趙紫陽的這些理念和思考，我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一九九七）一書中作了盡可能詳盡的紀錄。這本厚達五百六十頁的書，材料來自於我當年參加趙紫陽所組織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時的工作筆記，完全是原始記錄。從這些記錄中，讀者應該可以看到，趙紫陽在高層次的內部會議上如何發表他對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也可以看到，趙紫陽有關政治改革的意見是如何遭遇來自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此書當年出版之後，趙紫陽特意找人不止一次帶話給我，表示這本書的記錄是忠實的，他對此是滿意的。
有人不了解趙紫陽卻強作解人
在他晚年的軟禁生活中，與並不多的客人之間，他也常常提起這本書。這從他與老戰友宗鳳鳴先生的談話當中可以看到。據北京友人轉告，當年劉少奇的秘書、前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農村改革的大力推波助瀾者姚力文先生，看了此書之後說：政治改革是趙紫陽的偉大貢獻，趙紫陽的歷史地位不容置疑矣。八十年代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看了這本書之後，也多次寫道，他對在當時那麼困難的政治現實條件下趙紫陽能夠這樣推動政治改革而印象深刻。甚至，被稱為江澤民智囊的劉吉先生，也曾當面對我說：這本書為中國做出了歷史貢獻。我理解他想說的實際上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實踐對中國做出了歷史貢獻。我在書的前言中早就說過：我不是這本書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趙紫陽、鮑彤和參加了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改革設計與實踐的人們。現在，當趙紫陽去世的悲痛時刻，我要再次強調這一點。
由於這本書出版之後立即列入中共禁書黑名單，難以進入大陸，它在海外的發行也並不廣泛，因此，在這本書出版已經將近八年之後，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還是很少很少，了解趙紫陽政治改革思想的人還是很少很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這並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有人明明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卻偏要強做解人，對趙紫陽的思想遽下判斷，說什麼趙紫陽頂多搞了點兒經濟改革，沒有搞過政治改革；或者說什麼趙紫陽的政治改革不過就是有一點兒想法，不能觸及一黨專制的要害，因此趙紫陽不能算是有民主思想的人；還有人寧願根據小道消息而不是真實的歷史材料來作結論，硬要說趙紫陽主張什麼「新權威主義」，等等。對於那些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說的人，我想不必去和他們糾纏；對於那些不懂得談論一件事情先要弄清相關歷史事實的人，我勸他們首先了解一點歷史事實，不要在不具備基本資料的情況下妄談那些對於中國和歷史都很重要的話題；對於那些了解了事實之後對事實有不同解讀的人，我願意和他們交流、溝通、討論甚至爭辯，大家共同增加對於趙紫陽政治改革的思想和實踐的了解與理解。
對中國政改的歷史承擔與系統思考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區區一本書，即使是當年改革討論的忠實和詳盡紀錄，仍然不能涵蓋趙紫陽全部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實踐。這不光是因為一本書的容量有限，一個人對情況的了解也很有限，而且是因為：第一，我那本書，基本上沒有去紀錄在公開文獻和不公開的中共文件中當時已經成文的有關政治改革的內容。換句話說，當時出台的政治體制改革政策，也就是趙紫陽當年主持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實踐步驟，這本書並未涉及。第二，趙紫陽當年談論政治體制改革，當然不僅僅是在我所參加的這些會議上，一定還會在其他更多場合有所表達，那也不是我所能夠了解和記錄的。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趙紫陽對於政治改革有不間斷的思考，決不僅僅限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我所紀錄的那一時段。我們看到，早在一九八四年或八五年，趙紫陽已經就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有所思考，並為此寫過一封信給中央領導層，要求制度化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封信後來居然被歪曲成趙紫陽攻擊胡耀邦的動作，混淆視聽莫此為甚（編按：該信寫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見開放雜誌一九九七年元月號29頁）。
我們也看到，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趙紫陽有關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思考，已經達到了超越一黨制、探索多黨制的高度，這有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回憶為證。最近，在趙紫陽去世之後，戈爾巴喬夫發表談話悼念趙紫陽，再次確認了這一歷史事實。我們還看到，在被非法廢黜之後出席中共中央領導層批判他的會議時所做的發言當中，趙紫陽坦誠地回顧了他對政治改革的認識過程，繼續強調人民的民主權利。很明顯，他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所謂「六四自辯書」（這裡沿用海外坊間對這一講話的習稱），既是對我在那本書中記錄的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的迴響，也表現了他在經過了不惜拋棄最高權位而堅持民主理念的歷史舉動洗禮之後的思想升華。我們更看到，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之後長達十五年零八個月的軟禁生活中，趙紫陽不僅毫不動搖地堅持民主改革的理念，而且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深入思考。這在宗鳳鳴先生和楊繼繩先生前不久在香港出版的相關回憶和訪談中，有部份的記錄。所有這一切，都在真切而堅實地表明：趙紫陽對於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有多麼堅定的歷史承擔，有多麼深入的系統思考。
同樣，趙紫陽在政治改革上的實踐，也一樣堅定和深入。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裡不可能全面、系統、深入地總結和評價趙紫陽的政治變革思想與實踐。就思想層面而言，趙紫陽對於民主制度的承諾，趙紫陽對於一黨專制的剖析，趙紫陽對於人民當家作主的嚮往，趙紫陽對於法治國家特別是獨立司法的追求，趙紫陽對於公民權利的強調，趙紫陽對於工會要代表工人而不是政府的利益的理解，趙紫陽對於制度、法律和程式的尊重，趙紫陽對於濫用權力和官員腐敗的深惡痛絕，趙紫陽對於蘇聯改革的真正借監，趙紫陽對於世界政治主流文明的了解和學習，等等等等，都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論述。
就實踐層面而言，趙紫陽對於差額選舉制度的引進和推廣，趙紫陽取消一系列共產黨權力機關（包括所謂政法委員會、政府黨組等等）的大刀闊斧動作，趙紫陽使用黨組織屬地化等一系列措施來改造共產黨的舉措，趙紫陽推廣一長制和工人代表大會相結合的企業體制的政策，趙紫陽對於媒體自主、創作自由等的尊重，趙紫陽引進現代公務員制度的決策，趙紫陽建設人民代表大會為現代議會制的嘗試，趙紫陽對於透明政府乃至「政治公開」的推動，趙紫陽強化多種監督渠道的努力，等等等等，也都有待發掘、梳理、理解和研究。也許，今天中國已經永遠失去了自上而下實行穩健的政治制度變革的機遇。但是，這不等於說，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和道路來實現；也不等於說，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革命就不需要在轉型動力、轉型戰略和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繼承趙紫陽的思想和實踐。在任何意義上，趙紫陽有關政治變革和制度轉型的思考與實踐，都是中國未來政治民主化的寶貴精神、智慧和政治財富。
何況，趙紫陽還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轉型留下了最為寶貴的道義資源和人格財富！一九八九年五月，趙紫陽為了堅持民主、法治的原則而棄皇位如敝履，進一步升華了他的政治變革實踐！是的，就政治變革的實踐而言，趙紫陽是失敗者。但是，他以中國最高領導人之身，殉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變革之道，這種境界，就遠遠不是什麼成功或者失敗所能涵蓋的了。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對於中國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轉型，趙紫陽三者皆立：一九八九年以身殉道，是立德；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推動政治改革，是立功──當然，這是未竟之功（至於經濟變革方面，趙紫陽更是為中國立下了不朽功業。）他關於政治制度變革的持續思考與論述，對於人們理解中國政治制度及其轉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啟迪，是立言。因此，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旗幟，非趙紫陽莫屬。舉起這面旗幟，推動中國政治制度變革並向著民主制度轉型，這就是後死者不能推卸的責任和使命！
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含淚於太平洋彼岸眺望故國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在趙紫陽擔任總理、總書記期間曾任其政治改革研究助手及講演撰稿人，曾參與趙紫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
－－原載《開放雜誌》2005年2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