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蘇武還是摩西？
【大紀元2月28日訊】一、流亡者的象徵
有好幾次，在夢中，我都看到一個的老人，身罹絕症，華髮蕭然，孑立於峭壁海岸，年復一年，遠隔重洋，面對故國，哽咽發言。
那是一個極其頑固而鮮明的意象，屢屢揮之不去。令我一直困惑：那是誰？直至一次聚會上，朋友們倡議為八十歲的劉賓雁先生出一個集子時，我才猛然醒悟，那不就是賓雁嗎？是的，曾經聲震中國的劉賓雁先生，不作二人想，他正是中國人流亡的象徵性符號。
十幾年了，在美國與賓雁先生相處，感觸良多，一言難盡。他的正氣凜然，他的不平則鳴，他的嫉惡如仇，他的好學不倦，他的誠摯坦率，人們已經談論很多了。而讓我難以忘懷的，卻是一些雞毛蒜皮之事。記得每次去他家聊天或是議事，臨走時，賓雁及夫人朱洪大姐總是要讓我捎上他們後「花園」種的時鮮蔬菜：幾根黃瓜，幾窩青菜，幾把蔥蒜，幾許豇豆…..菜雖不多，但老人的那顆拳拳之心，令人動容，我卻無以回言，只是留下長存不散的窩心和溫馨。
應當坦率說，賓雁先生的有些理念，我並不完全贊成。但他的難能可貴處，是真，是誠，是率直，是坦然，言其所信，言其所思，並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這與個別朋友或成參照。有些人目前公開倡言的理念，雖然我大多同意，但聯繫到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地位的很不相同的言論，不難看出其言其文僅僅是其當下所處環境與位置的派生物，隨勢漂移，並無中心樞紐。有鑒於此，無可諱言，我更敬重理念頗有差異的賓雁先生的人品風範。
賓雁先生最具有強大傳染力的精神特質，是他的中國情懷。每次我帶一些國內來訪的友人前去拜訪他時，他總是刨根問底，追索故國的人和事，探問底層弱勢人群的現狀與動態，任何細節都不慾放過，任何故事都想跟蹤。那種專注的神情，那種突然迸發出火焰的燃燒目光，你不可能相信這是年近八旬的老人。這是個燒成灰都辨認得出的中國人。比居住中國大陸的任何人恐怕都更中國。若有誰敢言賓雁先生不是中國人，那末請問，天下還有誰配自稱中國人？
然而，十幾年了，那些掌管中國大門鑰匙的人，卻不准這個最純粹的中國人返國。他們要他成為終身的異國流亡者。於是，東方國家傳統刑罰之一的流放，如今演化成為殘忍的酷刑。
是的，「流亡」這個詞，是未曾親歷者不可能掂量出其中份量的。
二、流亡精神分裂症
事實上，流亡者都是精神分裂者，他們過著雙重生活。
一重生活是在別處，高度精神化。故國的臍帶把他與過去牢牢拴著，他實際上仍是那個世界的一員，伴隨那個世界的喜怒哀樂而情緒迭宕起伏。
另一重生活，則是現實的，當下的，緊張忙碌，陽光街市。但他總是漂浮在這自由街市的表層，雖然這些街市，是他過去多年神往，但身臨其境，卻漂浮其上，游離其外。似乎只是觀眾，並非演員。舞台上的活動與他也沒有甚麼太深的關係。
別處的生活，構成了流亡者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真正靈魂，這靈魂，Made in China，形塑於中國。他在遠方故園的精神天地裡遨遊，沉溺於那裏的變遷。「身在曹營心在漢」。大體而言，組裝這精神結構的有：家族傳承，親友紐帶，鄰里鄉親，同學師長，數不清的中國鄉間與市井的故事，兩小無猜，青春躁動，上山下鄉，初戀情愫，蠻荒歲月，琴棋書畫，京劇川腔，禁書傳閱，火種暗傳…..以及孔孟老莊，李白杜甫，東坡雪芹，胡適魯迅，馬列經典，還有抗日烽火，國共內戰，蔣毛周鄧，旌旗吶喊，長街槍聲，血雨腥風，顛沛流離，……眾多馬蹄疾馳，在你腦海中踩出了斑斑印痕，綿延傳承。四十年代及之前出生的，還得加上若干俄羅斯的調料：普希金、萊蒙托夫、十二月黨人、屠格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別林斯基等「三斯基」、高爾基、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列賓……以及歐美的哥德、巴爾扎克、斯湯達爾、雨果、狄更斯、羅曼羅蘭、紀德、黑格爾……諸如之類。..
第二重現實的流亡生活，儘管文化衝擊已過，輕車熟路，漸入順境，語言、生活習慣也少了滯礙，甚至也參與了當地的公共生活，投票選舉，社區規劃，媒體採訪。然而一旦清靜下來，仍是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似乎人已不在此處，魂都掉了。這重生活，並非他真正的自我（identity）。
這是一種典型的精神分裂。第一代流亡者的精神分裂，
對筆者，這種精神分裂，只有在每日凌晨，剛剛甦醒的一剎那，感受最為強烈而具體。那是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清清楚楚的感知。酸甜苦辣，如霹靂襲來，至為真切：我是誰？來自何處？現在何處？去向何方？當下存在狀態中最為煩惱者是甚麼？理智上、情感上，困擾你的核心問題何在？
流亡式精神分裂蓋源于歸屬感的失落。誠如思想史家伊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言：歸屬感也是人的本性之一。
而流亡，則是凸顯這一本性的顯影劑。
往日時光，蝸居故鄉，一個人對自己的文化身份是缺乏自我意識的，他（她）往往對自己心靈的（文化）構成渾渾噩噩，懵然未覺。然而，當突然之間被拋出「化外」 後，流亡之劍逼咽封喉，驟然間就把個人身上的各種秉性作了有層次的分類和梳理。一下子把「我」解剖得淋漓盡致，把自己的五臟六腑標明出處。神奇異常。這一過程，就是把你身上的文化成分突然顯影，各歸各類，色彩絢爛。這裡展示出的，不僅有前述的精神特徵，甚至更形而下的——你的腸胃：粵菜型、川菜型、江浙型、閩菜型……等等也統統被明確地類型化了……。在這一顯影歷程中，顯然，原有文化浸染和積累愈深，歸屬感愈強烈，失落感也就越深沉。
流亡，於是變成自我的重新發現。它逼迫你面對真實的自己。它強制你進行不斷的自我精神治療。
三、三波大流亡，另類中國社群的興起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擔流亡的命運。對個體生命，確實。它是哀歌，是靈魂的痛苦死亡與艱難再生，是今生今世無可逃遁的宿命。然而，對於所謂「宏大敘事」，對於民族記憶，它卻是歷史創新的發動機。
從根本上說，現代世界是流亡者創造的。現代中國也是流亡者塑造的。看看如下一批（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影響了現代中國的重要人物，在其生命中重要的塑型時期，誰不曾是流亡者（或留學者）：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陳寅恪、蔡鍔、蔡元培、胡適、蔣介石、蔣經國、宋美齡、宋慶齡、儲安平、魯迅、陳獨秀、周恩來、鄧小平、張君勱、徐志摩、羅隆基、章伯鈞、馬寅初、傅雷、巴金……？
沒有流亡，就沒有各文明之間的空間碰撞，就沒有文化交流；沒有流亡，就沒有文化衝擊，就沒有文化更新。中國就永遠是文字獄，永遠「皇恩浩蕩，臣罪當誅」。
這裡，我想特別提到，自1949年以來，經過國民政府及其部份軍民的大規模撤台，經過1962年大陸人洶湧的逃港潮，再經1979年以後的開門，大量人員，尤其是留學生的出國，特別是，自1989年事變以後，中國人大規模住留美、歐、日、澳（目前的出海與海歸的雙向流動，並不影響總體格局），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的流亡時期。身為「華人」而擁有各種不同之國籍，這是上世紀下半葉日益彰顯的現象。並且，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出離故國，向海外流亡，聚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現象，至本世紀亦不會中止，它將形成一種歷史性潮流。這一潮流的長程歷史後果，是須作充分估量的。
廣義上說，台灣和香港這兩個與大陸不同的中國文化變體，就是1949年以來第一波和第二波大流亡的產物。而1989年之後的第三波大流亡，使北美、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中國人群體，特別是其中的知識人群體的迅速擴張，則標示著某種新的海外中國文化社群的出現.。
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表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之外的力量。歷史反覆證明，沒有這種社會之外的力量，靠中國內部的力量互動消長，由於一種強大的趨同化慣性，社會便不斷地複製自己，不斷地惡性循環，走不出那個宿命的歷史死胡同。
而中國與中國之外的力量之間的互動越強，中國走出歷史慣性隧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種內外互動，是影響中國命運的極其關鍵的因素。其原因在於：
越來越多的觀察家和經濟學家日益清楚了，中國經濟在最近二十多年的起飛，與海外幾千萬華僑資本大規模流入中國的關係極大。人們甚至判斷，這一點，正是中國與俄國這二十多年經濟發展速度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中國的流亡者和海外華裔社群的存在，除了經濟之外，它們與中國之間還必定產生政治、文化、教育、學術、新聞方面的互動和交流，產生某種制衡、比較和示範效應。特別地，有鑒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國人若要獲得愛中國的權利，必須首先變成一個非中國人。.只有成了流亡者，甚至成了外籍僑民，乃至敵人，你才在北京當局那裏獲得了「資格」，你的話才贏得了份量，才有人洗耳恭聽，你的壓力才被主政者感受。倘你還是他們管轄下的臣民，誰會理你？
人們還應注意，現代中國的流亡者，與歷史上（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的流亡者相比，出現了重要的差異。正如余英時先生曾指出的,早先中國人到南洋的流亡，是一個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過程。而今天的流亡者，其流亡則有相當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訴求。當初的流亡者，大多是勞工或做小生意者；今天的，則多是留學者或交流者，甚至是政權的整體流亡。其構成不少是知識精英或權力精英，二者對比相當觸目；當初的流亡目的地，是南洋等欠發達地區；今天，人們則湧向現代性強的發達國家；當年資訊和交通極不發達，如今則是全球化，交流快捷，資訊傳輸渠道多元。因此，同為放洋流亡者，在對故國的影響上，歷史上的南洋華僑與當今的海外中國人群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流亡者在流亡期間，從自身的經驗中體驗出另外一種「中國概念」及其「民族特性」。可以說，這種體驗是來自異文化的另類視野。蝸居中國國內，無論是在政治恐怖的毛時代，還是經濟繁榮腐敗娼盛的後毛時代，都斷然不可能獲得這種體驗。身負這種嶄新體驗的流亡者和海外中國人社群，他們與故國的互動，對於保存和更新中國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精緻文化）的命脈，對於它的存亡繼絕，發煌創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鑒於上述，人們有理由相信，海外另類中國人社群的存在與繁榮，中國流亡者獲得安身立命和成熟壯大，為整體中國人生存狀態的改變，為中國文化的繁衍更新，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性契機。
四、蘇武還是摩西？
從更長遠的眼光看，流亡者的命運，根本上仍取決於流亡者自身：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精神力量不被消融抹煞而營造出一個海外的獨特文化社群，更有甚者，有無可能像兩千多年來的猶太人一樣，融會貫通而創發出一個嶄新的文明形態？
考諸歷史，不同文化的流亡者，其典範是不盡相同的。
自古以來，中國就為流亡者設定了一種永世垂范的模式——蘇武。漢朝蘇武，出使匈奴，因故被扣。蘇武拒不歸從匈奴，矢志忠於漢室。匈奴把他獨自流放到冰冷的北海牧羊。蘇武挖鼠穴吃草籽充飢，夜擠身羊群取暖，始終不屈。如此，流亡十九年，每天手持漢朝的使節棒放羊，恆以漢朝使節自命。後來漢匈和親，蘇武獲釋歸漢。蘇武牧羊之典遂流傳千古。其推崇的最高價值：堅貞不二，忠於舊主。
而摩西（Moses）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的大逃亡，則是另一種流亡的模式。摩西是從壓迫、奴役和貧窮下流亡而獲得解放的人類先驅，是從奴役走向自由的偉大典範。希伯來人在埃及被奴役400年之後，上帝頓生創意：要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前往福地迦南。於是，摩西帶領希伯來人逃亡至紅海。當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危急中，上帝命令摩西舉起了手中的魔杖，於是，紅海的海水一分為二，摩西率眾從紅海兩邊分開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在西奈山，上帝賜下律法，摩西宣佈「十誡」，最後，穿越西奈沙漠。到達上帝應許之地迦南，創建了古代以色列國。在這個神聖的經典中，摩西出埃及記所凸現的價值是，人類從循環單調的輪迴中解脫出來，反抗被奴役的宿命論，走向自由，創立新秩序。
作為流亡者，蘇武是忠誠的象徵，摩西是自由的化身。他們的價值側重點是不同的。蘇武的使節棒標示著忠君氣節的極致，摩西的魔杖則開闢了自由之路，並戲劇性地宣示了人類的權利。
蘇武還是摩西？當代中國的流亡者，作何選擇？
蘇武誠然可敬可佩。但筆者以為，中國流亡者更緊迫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出埃及」。簡言之，當務之急是使中國人走出「極權文化」籠罩之下的半個多世紀的精神牢籠。因此，追隨摩西的神聖召喚，打破中國歷史的單調循環，在古老文明的危急存亡之秋，重新詮釋中國，為中國文化「招魂」、「立魂」。正如儒學在宋明兩代受到佛學挑戰之後，朱熹、王陽明等中國學者對儒學作出重新詮釋，成功地回應了佛學的挑戰，並導致儒學的歷史性復興一樣。今天，中國流亡者有條件在希伯來、希臘文化的周邊熏染下，在自己的文化中融入「超越性」成分，賦神州以神性，重新闡釋並身體力行創發出一種混合型的文化形態，贏得中國人廣泛認同，並與基督教文化共同享有神聖性的精神紐帶。這是一種群體性的精神治療，民族性的精神治療，同時，也是文明中國的歷史性復興。這種復興，是一種回到應許之地的古老趨向的現代表達。
如此，則流亡就並非生命的輓歌，而是新生命的起點。如此，流亡歷程就可以轉化為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樣壯麗的景觀，直至通向自由的「迦南」。當然，這只是精神上的流亡，並非棄絕地理上的中國；只是精神上掃蕩穢氣俗氣和暴戾之氣，確立現代「十誡」——憲政，並非是海外中國人社群要變成「迦南」，取代中原大陸；而是因為，中國流亡者，作為先行走出「埃及」的自由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精神潰敗禮崩樂壞的大陸中國導入新秩序，創建自由之邦。要言之，追隨摩西，劈開「紅海」（「紅海洋」——赤色國）之水，穿越當代中國的精神道德的「西奈沙漠」，使中國精神如鳳凰涅磐般重生。
這是現代中國深深寄望於賓雁先生以及以中國傳人自詡的流亡者的。
作者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觀察主編
原載《不死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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