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弘達：科學爲人道服務
【大紀元2月27日訊】不言而喻，科學是推動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基本動力，科學是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及生活品質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歐洲中世紀宗教愚昧黑暗統治的社會結構逐漸瓦解，首先表現在文藝的復興。隨後，十八世紀發端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又將世界推進到一個新的文明高度。工業革命依靠了雨後春筍般的科學與技術發明的支援，科學與技術的發明同時也改善了人類社會的生産結構及生活環境。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揭示了人類生活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必要的協調和適應，它證明，只有文明的、人道的社會才可能有持久的繁榮，才可能給科學和技術及生産的發展提供充分的空間。
十九世紀的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發明了炸藥，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産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他看到了炸藥被利用於戰爭及屠殺，他的良知受到了創傷。晚年他致力於和平事業，並且把大部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留給了人們。他的理念和良知反映在他創立的諾貝爾和平獎的要求上：
“這份獎應發給一位能爲各國之間的和諧盡最大努力、取得最高成果，爲廢除或減少軍備努力並促進和平的人。”
科學與人道好比是自行車的前後兩個輪子，後輪推動著前輪與整個車子，前輪引導著後輪及車的方向。後輪是科學與技術，這是原始的推動力。前輪是人道，沒有正確的前導，車子會駛入深淵。
我相信沒有一個科學家會借發明某一種技術去危害人民及社會，每一個科學家想必有這種基本的職業道德。但某些科學家的發明卻有可能被用來摧殘生命及毀滅社會，如Nobel發明的炸藥。科學家應該有人道的精神，有正確的方向。沒有人道精神的科學家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危害。
中國現在有許多科學家在科學技術上卓有成就，但一旦他們把自己的科學技術成就與一個共産專制政權結合在一起，而沒有勇氣伸張正義，這將是一個很危險、很不幸的趨向。
不過，中國也還是有正直和勇敢的科學家的。2003年中國的軍醫蔣彥永戳破了北京政府掩蓋SARS病的謊言。他不是要反對這個政權，而是出自于科學家的良知，在保護人類、抗擊疾病的鬥爭中，他拒絕說謊。接著，他告訴人們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軍隊對民衆的屠殺是鐵的事實，是官方的虛假宣傳所不能掩蓋的。爲此，北京政府拘禁他、剝奪他的自由，直到今天。蔣彥永可以算是中國科學家的楷模。
1985年我到美國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工程地質方面的研究，這是我在大學裏的專業，我喜歡這門科學。我參加過長江三峽的工程研究，我很想繼續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不能忘卻自己被共産政權迫害、勞改十九年的經歷，我不能忘卻千千萬萬的人有著我同樣的經歷，而且今天還有許多人爲了追求自己的言論和信仰自由、爲自己的權利抗爭而被迫害，經受著我曾經歷過的痛苦經歷。我應該改變自己的興趣及愛好，放棄工程地質，轉向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研究，哪怕它對我是多麽陌生，多麽艱難；哪怕我會受到各種挑戰，以及生命的威脅。我應該站起來告訴人們，世界上除了有希特勒式的集中營，史達林式的古拉格，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勞改。
今天，我有了一點點成績，2003年LAOGAI一詞如同GULAG（古拉格）一樣，被選入英語牛津辭典，這意味著人類社會開始認識到今天的世界上還有一個嚴酷的、難以想像的政治鎮壓系統。它不是像Holocaust或GULAG那樣已成爲歷史，它還在我們人類社會中存在，它的真實情況還遠沒有被人們認識清楚。
上個世紀科學技術提供來許多比炸藥還可怕的殺人武器，包括原子彈，希特勒的科學家創造了大規模殺人的毒氣室。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一直在談論著第三次世界大戰，談論著氫彈、鐳射鐳射、高性能毒氣及細菌。烏雲一直在文明社會的上空來來去去。特別是某些國家的政權掌握在專制統治者手中，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命與和平。
當新世紀來臨時，人們看到自由及人道的光芒正在給文明社會帶來更大的希望。雖然地球上一直有不斷的戰爭和屠殺，但第三次世界大戰終究沒有發生。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許多國家廢除了死刑。人道正如那湛藍的、永恒的晴空，高高在那暴力和戰爭的烏雲之上。
（本文爲作者在北卡州回聲基金會主辦的科學與21世紀諾貝爾獲獎者聚會上的致詞）
作者爲《觀察》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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