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安娜採訪報導) 上一期我們請到高文謙先生談到了有關趙紫陽逝世及中共對這件事處理及看法，今天我們請繼續高先生來談這個話題。

安娜：有人說是因為這種恐懼的環境，讓他們很害怕。我記得有人告訴過我，他有一個同事實在過不下去，他想自殺，但是他自殺都不能讓人看出來他自殺，最後他吃很多包子把自己活活撐死。所以您認為這樣的說法有沒有道理？就是因為這種恐懼的壓力，所以人們不敢站出來。

高文謙：你剛剛提到的自殺還不敢讓人看出來，就是中共這種極權制度在摧殘人性，但是放到具體的環境中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自殺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一旦走上這條路之後，就會讓自己的親人罪加一等，他自己活不下去了，自己想一走了之，此去原知萬事空，但是自己的孩子怎麼辦？自己的親人怎麼辦？特別是孩子還是在襁褓中，孩子還這麼的小就更可憐。

像當年1959年我們家我父親因為贊成彭德懷的觀點，他在反革命運動中被打成階級異己知識份子，我父親曾經幾次被逼得無路可走。他們給你冠上一些罪名，如果你承認的話，等於宣佈你政治生命的完結，可是如果你不接受他們給你強加的罪名的話，你永遠也過不了關。所以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所以我父親在我們大了以後，在文革的時候，他事後跟我們說他每天晚上做一種夢，什麼夢？鑽無縫鋼管的夢，漆黑一團永遠鑽不到頭，這就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白天沒有出路，晚上做夢夢到鑽鋼管就鑽不到頭。

當時在整我父親的時候，他兩次想要自殺，我父親是部隊的幹部，他的手裏頭有手槍。當時他兩次想要自殺，到孩子們的床前去看了一眼，最後就動搖了。我父親就是在1959年的時候，我已經5、6歲，包括我的哥哥弟弟他們都是這種情況。到了文革時我們也都十幾歲了，大了以後我父親跟我們講，第一次坐在床邊看，孩子一個比一個小，他想我不能這樣自己去解脫，這樣孩子以後就凍死了，沒人管了。所以你剛剛講的非常對，就是一種集權制度的恐怖和謊言這兩種壓力，我覺得人都是脆弱的。人像根蘆葦一樣，一折就斷了，人是萬物之靈，但同樣也是世界上最脆弱的。

安娜：有的時候我在想，如果人真的想明白了，像您已經是兩代都經歷了這樣一種苦難，用您剛剛的話說，有這種勇氣我就拒絕這種謊言，我拒絕與他們同流合污，可能你子女這一代，甚至是你孫子這一代就沒有這樣的苦難了。

高文謙：對。我是從這樣的苦難中經驗走出來的，我在文革中也成為反革命嫌疑的子女，政治上沒有出路，我是深知共產黨。換句話說，我是曾經被老虎吞食過一回的人，我知道共產黨的政治黑暗和殘暴。所以我現在寫《百年周恩來》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實際行動，要跟共產黨決裂，不能再認同這樣一種政治。還是回到剛才那樣一個話題，這刀沒有架在你脖子上的時候，你認識到了，那架在你脖子上的時候呢？其他的人呢？中國有句老話「好死不如賴活」，要怎樣活下去，這是很普遍性的一種心態。

安娜：您認為中國人要如何才能走出這種恐懼？走出這種謊言？

高文謙：我覺得就是一代一代的抗爭。隨著共產黨本質一次一次的暴露，整了很多的人。包括共產黨從建國以後，開始整的就是知識份子、黨內的老幹部，整人的範圍越來越大，包括後來的六、四，殺的就是普通的市民，街道老大媽的孩子，街道老大媽在那裏乘涼，砰一個槍子就這麼不明白的死了。還有後來的「法輪功」，共產黨所針對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抗爭，總而言之，覺醒的人是越來越多。

包括在六、四時，我們機關在整我的時候，整個經濟壓力和我父親當年挨整的時候，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當時人家真的不認為你是一個怎樣有問題的人，走過場該處理的還是要處理，但是已經沒有我父親當年的那種壓力。我父親出事以後，我們都是5、6歲的小孩子，在院子裏玩別的孩子都不跟你玩，就變成這樣的一種局面。共產黨的這種恐怖是無處不在的，而且說實在的，那時候什麼也不用，就是不給你糧票，你就沒有活路了。中國現在已經逐漸的市場化，多元化，社會的空間已經是比當年大的多了。我不一定非要在你這顆樹上吊死了，公職你給我開了之後，國內有很多朋友也都是一條路，敢直言，砸了鐵飯碗，那好，我下海去照樣可以找飯吃，我繼續堅持我的信念，繼續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沒有這種可能，就是把糧票給你一掐，你就得老老實實的，沒路可走了。就是你跳不出共產黨的手心，用學術上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權能的集權主義社會，現在的中國社會在毛澤東死了之後，中國的社會形態已經在向後集權社會轉化，在維權社會中還維持那樣一個架子，但是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但是這次對趙紫陽逝世這件事控制的也是相當強，採取了最先進的警力，最現代的科學技術來控制整個社會。但是最終這樣的做法，不如說是反人道、不如說不符合現在文明的準則相衝突。共產黨本身就是反對現代生產力，現在互聯網非常的發達，它現在怎麼做呢？派了四十萬的網警到網上設防火牆。但是以馬克斯學說來講，你與先進生產力來敵的話，這遲早是站不住的。

安娜：而且還有一個非常理想的說法，比如說你剛剛您提到的網警，我想網警是可以看得到的，當他看到了真象之後，可能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而不去執行網警的任務。還有軍人，共產黨自己講：槍桿裏出政權，都是用軍隊來控制國家的安定。當軍人看到中共的政權是多麼的殘暴可怕的時候，他們可以不向老百姓開槍的時候，當大家都不這樣做的時候，中共還有前途嗎？

高文謙：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包括在六、四的時候，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軍隊中看到的，軍隊的黨團幹部所看到的，這是一種恥辱。實際上在六、四的時候很多的士兵，包括那些連排長都看的很清楚。但是軍人是一個特殊的集團，是以執行命令為天職。他們在某種選擇上，像前蘇聯、羅馬尼亞這些國家最後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變，原因就是軍隊不執行命令，一調改槍口，全部的局面都變了。談到齊奧塞斯庫在垮台前一個多月剛剛開了羅共中央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共這邊派的是喬石做為代表團團長去祝賀，當然這是89年六、四之後，當時開了一個黨代會，喬石還在現場講演，總共鼓掌站起來幾十次，說一次話就鼓掌站起來，不厭其煩。喬石回來還做了一個報告，當時我也聽了，看那時的勢頭，喬石可以說是權勢如日中天。但是在一個多月之後的一場群眾大會的演講中，下面有群眾在起鬨，他就下令鎮壓，但是警察拒絕鎮壓，他一下子就垮了。所以像這種情況，中國官方自己是非常清楚。他們的命根子在於軍隊。

所以我看到前不久的網上說，中共全面的給軍隊加薪，翻一翻，排級幹部可以掙到月薪兩、三千元。一個士兵有幾百元。這對於別人來說是加倍的，以文革的時候來說，一個大頭兵的津貼是6元，現在是幾百元，當然現在物價水準也高，但是跟那時候比是高的多了。為什麼會這樣子？就是中共他們知道槍桿子的重要性。這是他們最後的防線。

安娜：您認為中共的未來會是怎麼樣？

高文謙：中共的位來就是這樣，它們就是在世界的大潮下面，我是這樣看，國、內外的壓力，國外的壓力包括兩方面，一個是海的華人、一個是各國政府對它的這種壓力。在壓力面前，國、內外的壓力沒達到一定相當程度的時候，他們是拒絕放棄權力。但是一旦壓力達到相當大的程度的時候，他們內部再出現一個突發事件之後，可能中共內部就會起分化，那時中國就有可能走上一條健康民主的道路。

(據新唐人電視臺《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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