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毛澤東與趙紫陽
【大紀元2月23日訊】在中共的歷史上，有兩個人物特別值得紀念，特別值得關注，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趙紫陽。
毛澤東站在專制的頂峰，趙紫陽溫和的地站在專制的對面。他們各守一端，以智慧和人性改變並影響著中國的歷史，改變並影響著中共的歷史。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的人物，他把中國的專制推向極致，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的文化成為他搞“陽謀”，搞專權的土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成為他縱橫中國政壇的家常便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成就了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世魔王。一切陰謀在他手裏成了智慧，一切黑暗在他身上成了光明，對民主與法制的踐踏都成了他縱橫天下的大智慧。他身邊的任何中共領導人做的任何事情如果有一點不符合他的願意，都是陰謀，都是詭計，唯獨他不論採取任何最骯髒，最歹毒的手段，都是陽謀，都是智慧，都是魄力。
1957年開始的“反右”，說到底這是一個陰謀。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給所謂的國際共產運動帶來極大的衝擊，毛澤東由史達林想到國際共運，更想到自己；1956年6月和10月，波蘭、匈牙利相繼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事件，令毛澤東為國際共運擔憂，也為中共和自己擔憂。所以整風變成了整人，到1959年“廬山會議”，把這個陰謀推向高潮，反右成為中心，說真話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
這和1989年趙紫陽被定性為“分裂黨和支持動亂”同出一轍。
這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只有過去，沒有未來。正如專制只有過去，沒有未來一樣，毛澤東沒有未來。
當然，毛澤東專制的繼承者鄧小平也沒有未來。
毛澤東時代，有一句名言，“以革命的兩手反擊反革命的兩手”，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以革命地流氓反擊反革命的流氓，“流氓”只要加上革命二字，那就不是流氓，那是正義，那是光明。這是毛澤東的發明，也是中共的發明。
在中共的政壇上，毛澤東站在專制的頂峰。趙紫陽溫和地站在民主人性的一端，趙紫陽的一端，從中共的體制內看，也許是專制的末端，但都是光明，正義，民主的發端。
“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是中共專制史上最光明，最理性的，最具力量的話語。趙紫陽89年以一個公民的良知，以一個專制體制內部覺醒的“人性”，發出了對光明，對法制，對正義，對民主對人性最真切的追求和呐喊。
儘管中共內部體制的血腥，在體制內扼殺了趙紫陽人性的呐喊，但是，他扼殺不了未來，扼殺不了人性，扼殺不了中國人民對對光明，對民主，對法制，對正義，對公理的追求。
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他囚禁的是趙紫陽的自由，他囚禁不了趙紫陽的精神。
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他們沒有未來，他們都是專制的帝王，都是殺人的屠戶。
對屠戶的敬畏，改變不了事實，改變不了歷史，改變不了他們留給未來的血腥和殘酷。
趙紫陽先生雖是中共黨員，但他沒有忘記他首先是人，他不會因為自己是黨員，就忘記作為人所具有的人性和是非標準。
趙紫陽先生是中共體制內最血性的漢子，他以溫和的話語和行動戳穿了中共保護人民，代表人民的畫皮。殺人，屠殺人民，無論如何也不能叫愛護人民，保護人民。
屠殺人民，是代表不了人民的。
趙紫陽的反擊是中共最虛弱的地方，是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最感到恐怖的地方；就”六四“這一件事情就足以讓鄧小平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澤東就是在墳墓裏也不會安寧。
“六四”事件是趙紫陽先生民主法制的高峰，也是如來佛祖壓在鄧小平身上的，永遠也搬不掉的正義之山，不過這如來佛祖不是別的，而是人民，而是歷史。就是充滿智慧、大智大勇的毛澤東站在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面前也失去了他應用的光芒。
毛澤東的猴性和智慧，儘管使他霸氣十足，但增加的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力量，僅僅增加了他個人所謂的魅力，民主和正義不屬於毛澤東。
毛澤東是一個叛經離道者，馬列主義束縛不了毛澤東，民主法制也束縛不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這種天性，決定了他無法代表民主和正義。
民主和正義屬於趙紫陽，屬於真正為中國民主和法制做出貢獻的人們。
和趙紫陽相比，在中共的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一些血性漢子，像彭德懷的匹夫之勇，劉少奇的權力之爭，鄧小平的三起三落，都只是中共內部爭鬥的小插曲，他們沒有，也不會向專制發起攻擊，他們沒有在維護人民，維護中國的未來方面表現出足夠的民主和理性。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之流他們只是就事論事，沒有趙紫陽“以中國最高領導人之身，殉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變革之道的這種境界”（吳國光語）。
趙紫陽和他們不同，他以人性的力量，向專制，向扼殺人性的體制發起挑戰，雖然溫和，但更具影響力。這種影響，讓中共都無法找到還手的地方，無法給趙紫陽羅織罪名（所謂的“嚴重錯誤”那只能是貽笑天下的笑柄），趙紫陽所謂的“嚴重錯誤”讓中共永遠站在最黑暗的地方，讓中共永遠站在真理的對面；讓中共體制內的人也不得不對趙紫陽發出同情和感歎，讓民主的敵人也不得不送出花圈，以慰時被夢魘的靈魂。
張偉國先生認為：“趙紫陽是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之父”，這話沒錯，但還不夠。趙紫陽先生是中共體制內的民主之父，是中國民主未來的旗幟，他以自己的行動第一次回答了中共黨員不是鋼鐵，是人。鋼鐵是沒有思想的，是沒有是非標準的；鋼鐵沒有父母，也沒有人民；鋼鐵永遠是工具，殺人、打狗、蓋房子，對他們都是一樣的。
人性戰勝了黨性，這是衝破中共體制的束縛，實現人性的回歸。衝破中共體制的束縛，實現人性的回歸，在中共地體制內，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是趙紫陽對人類的貢獻，對歷史的貢獻，也是對中共黨員的貢獻，更是對中國民主未來的貢獻。
趙紫陽在89年“六四”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壯舉，我不認為是一時之衝動，也不僅僅是因為趙紫陽先生“更加開明一些、更加務實一些、更加人性化一些”，本人堅持認為，趙紫陽在89年“六四”事件中表現出來地壯舉，有著更深刻的歷史淵源，有著趙紫陽先生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有著趙紫陽先生著眼中國民主未來的戰略眼光，和趙紫陽先生更高尚的人格。
紫陽先生一生所遭遇的不幸，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一切，共產政權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中共歷史上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趙紫陽長期思考和實踐的結果。吳國光先生認為，趙紫陽先生的有關政治變革的思想和實踐，是中心的一環。吳國光先
生以自己親身的見證論述道：“趙紫陽有關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思想與實踐，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也是將他的經濟改革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區分開來的根本特點，就是他強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相互配合”，
“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寧肯犧牲一切權位和自由的道義、風骨和人格，也是根源於他對於中國的民主法治政治變革的理念和承諾”。
我認為吳國光先生作為趙紫陽執政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成員之一，更接近趙紫陽本人，也更瞭解真相，也作為一個老理論家的素質和修養，他的論述應該更接近真實，更接近歷史。
吳國光先生進一步透露道：“政治改革是趙紫陽施政的重心。”“十八年過去了，趙紫陽的十三大報告，迄今仍然是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獨一無二的一份真誠的政治改革綱領。就其所承諾的政治改革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這份文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吳國光先生，在《趙紫陽–中國政治變革的旗幟 》一文中所言：“趙紫陽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第一，他開闢了中國走向經濟繁榮的道路，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總工程師。第二，他舉起了中國政治變革的旗幟，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第三，他張揚了良知和道義的高尚人格，是中國道德重建的歷史楷模。從經濟發展，到政治轉型，再到中華民族的精神重塑，趙紫陽留下的遺產，極為豐富，全面地昭示了中華民族未來健康發展的正確道路。”
吳國光先生在談到自己的著作《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中談道，八十年代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對在當時那麼困難的政治現實條件下趙紫陽能夠這樣推動政治改革而印象深刻。其實，趙紫陽在中國的專制體制內，每推動一步政治改革都是艱難的，對個人而言，也是非常危險的。就是被稱為江澤民智囊的劉吉先生，也在對《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的評價中，含蓄地讚揚了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實踐對中國做出了歷史貢獻。
趙紫陽雖然在中國執政的時間沒有毛澤東長，也好像沒有毛澤東在黨內和民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但這這是一個表面現象。孔子在當時來看，和那些帝王相比，好像是個失敗者，其實，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他對後世的影響，又有哪個帝王可比？不以成敗論英雄，正如郭羅基在《論趙紫陽的意義》一文 中所言：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使人們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為，根本之點，就是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
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這是趙紫陽推動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點。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根本無法和趙紫陽相提並論，也永遠不可能和趙紫陽相提並論。
2005年2月16日于山東
──轉載自《議報》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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