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繼《徐志摩傳》之後，韓石山又推出一本圖文並茂、賞心悅目的《悲情徐志摩》，令讀者于審美娛悅中再一次領略徐志摩超凡脫俗的情愛故事和悲憫寬容的人生境界。

按照韓石山的說法，這本“圖說徐志摩”，其實比《徐志摩傳》的寫作還要早，只是由於出版環節出現變故，才延宕至今。“徐志摩是個常說常新的人物，可以從各個層面來理解。淺的，知道他的婚戀就夠了。稍深一點兒，知道他是個優秀的詩人，散文也寫得不錯，就行了。再往深裏研究，就是他的思想品質、社會理念了，即以所受教育而論，在北京大學學的是法學，在克拉克大學學的是歷史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是政治學（碩士論文為《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他初到英國時，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師從著名經濟學家拉斯基。中國現代的學者中，有這樣完整的思想訓練的，可說是鳳毛麟角。只可惜，他的文名太盛，俗名又太豔，以致他的這些思想品質和社會理念，卻被人們忽略了，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的一個缺憾。”

韓石山是一位會講故事的文學家，同時又是擅長於考證歷史事實的學問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把文學家的敏銳和學問家的深刻結合得恰如其分，於是便有了以“圖說”的淺層描述引發深層思考的閱讀效果。

無論是男女情愛還是朋友情誼，由愛生恨是很方便也很常見的一件事，而由愛生悲卻需要相當的道德修養和理性智慧。《悲情徐志摩》中，一個“悲”字凸現了徐志摩的寬廣胸懷和高尚品格。在這一點上，徐志摩與他的中學同學郁達夫之間，就形成了鮮明對比。

1911年春天，出生于富商之家的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半年後，郁達夫從嘉興府中學堂轉學到徐志摩所在的班級。郁達夫是一個沒落家庭的老生子，體弱膽怯，無論課堂上，還是宿舍裏，總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的樣子。與他正好相反，在同一個年級同一間宿舍裏，有兩個人卻特別活躍，其一便是身材矮小、臉很長、腦袋很大的徐志摩，另一個即徐志摩的表兄沈叔薇。郁達夫與徐志摩為期半年的同學經歷，奠定了兩人之間終生不渝的朋友情誼。

1922年8月，正在英國留學的徐志摩中斷學業毅然回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追求已經與梁思成訂婚的美少女林徽因。對於林徽因的愛戀，幾乎成了他不惜與妻子張幼儀絕情離婚的精神支柱。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由於林徽因與梁思成的婚姻已成定局，徐志摩只好認命，於迷茫失落中選擇了有夫之婦陸小曼，從而在家庭中和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然而，與陸小曼結婚後的徐志摩，與前妻張幼儀、陸小曼的前夫王賡以及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之間，依然是關係密切的好朋友。1927年12月17日，《福爾摩斯小報》刊出一篇署名“屁哲”的低俗文章《伍大姐按摩得膩友》，公然影射染上煙癮的陸小曼與按摩師兼煙友翁瑞午之間存在姦情。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徐志摩表現出的也只是悲憫之情而不是怨毒之恨：“男女間的情與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做愛。”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搭乘運送郵件的飛機失事而突然離去，王映霞在《我與陸小曼》一文中記錄了發生在徐志摩與陸小曼之間的最後一幕：“達夫告訴我志摩離上海那天與小曼吵架的情景。十一月十二日徐從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勸小曼戒鴉片，‘眉，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所以勸你把鴉片戒掉，這對你身體有害。現在你瘦成什麼樣子，我看了，真傷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小曼聽了，大發雷霆，隨手把煙槍往志摩的臉上擲去。志摩趕快躲開，金絲眼鏡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他一怒之下，離開上海到了南京，又搭班機北上。”

徐志摩去世後，林徽因在寫給胡適的私信中談到自己與徐志摩之間的情感糾葛，表現出的同樣是正面向上的悲情而不是負面向下的怨恨：“我覺得這樁事人事方面看來真不幸，精神方面看來這樁事或為造成志摩為詩人的原因，而也給我造成不少人格上知識上磨練修養的幫助，……”備受指責的陸小曼，在丈夫去世後終年素服，不施粉黛，堅持不懈地整理出版了徐志摩的許多遺著。

比之于徐志摩忍辱負重寬待異性的悲憫之情，出現在郁達夫筆下的男女情戀，卻大凡是對於弱勢女性的抹黑壓倒和怨恨咒駡。據韓石山《徐志摩傳》介紹：“志摩受西方思想影響深，求的是愛情與自由，達夫的舊文人氣重些，不能說不是求愛情與自由，總是淡了些，更多的是香豔與尊崇。因此達夫在恩愛時也會在日記中稱王映霞為‘王姬’，生了氣就乾脆直書‘下堂妾’了，這樣的事志摩是絕對做不出來的。”

對於郁達夫身上這種充滿身份歧視的特權和男權觀念，田漢在自傳體小說《上海》中，另有更加極端也更加浪漫的借題發揮：“余質夫（郁達夫）是個有妻有子的人，本不應感著性的煩悶，但煩悶既是現代的世紀病，任何手段的性的滿足，尤其是藝術家的特權，何況素以尋求官能的享樂為性的生活的全部的餘質夫呢。”

正是基於這種以特殊材料自居的特權和男權觀念，以創造社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所表現出的往往是無盡的怨恨和爭鬥，而不是人道意義上的理性擔當和悲憫寬容。前輩文化人賈植芳，曾就此事提供過一份歷史見證：“我們的左翼文藝，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一直好鬥。五四時代知識份子沒有糾紛，譬如新月派就沒有個人間的矛盾。李大釗的墓是胡適、劉半農他們幫忙修的……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鬥，像錢杏邨、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周揚。大家鬥來鬥去，幾乎都是左派文人在鬥。”換言之，20世紀中國文壇中真正代表“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和先進文化的，並不是善於鬥爭的郁達夫們，而恰恰是悲憫處世的徐志摩們。

[《悲情徐志摩》，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定價24.8元。]

──轉載自《議報》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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