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漢武大帝》的主題歌裏，最抒情、也最肉麻的歌詞無疑是：“你燃燒自己，溫暖大地，任自己化爲灰燼！”
如此輕浮的文學抒情，比之漢大賦的虛飾，不僅離史實更遠，也更顯當代文人的撒嬌本色。即便在帝制時代的史學界，對漢武帝的評價也是毀譽參半；即便擱置從古到今的爭論，僅就漢武帝的五十四年統治讓國人付出的生命和財産的代價而論，從少年登基到暮年統治，漢武帝的權力野心確實是一直在熊熊燃燒，但這烈火非但沒有 “溫暖大地”，反而僅爲個人的長生不老，他就可以不惜一切地殺人和勞民傷財，化成灰燼的不是皇帝劉徹，而是塗炭的生靈和被掏空的國庫，無數黎民百姓、皇親國戚、臣子將軍、巫師俠客、嬪妃宮女和太監奴才……死于他的暴政，以至於，到他的五十四年統治落幕，整個國家的人口減少了一半；文景之治積累下的充實國庫，被他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求仙問道……揮霍一空，正如史書所言：“天下虛耗，戶口減半”。雖然，不能說全部戰死於沙場，但死于天災的百姓，也與國庫空虛、救災不利、賑濟太少有關，而這正是漢武帝傾舉國之力投入戰爭的惡果。
爲了擺脫窮兵黷武造成財政困境，他實施極爲嚴格經濟政策，朝廷壟斷了鹽、鐵、酒類專賣，用賣官鬻爵、贖買牢獄來籌措戰爭之資；每次漢軍出征都要用極爲血腥的強行收刮民財，甚至血洗不願無償奉獻軍糧的小諸侯國（如輪台國）。
漢武帝迷信長生不老，爲此不惜勞民傷財和戕害生命，屢屢出巡尋仙和請巫師進宮，大興求仙問道的工程，致使整個國家巫術之風長期盛行，頻繁的巫蠱案製造大屠殺。
武帝一朝，以嚴刑峻法治理國家，地方官吏也大都以殘暴手段治理地方，加之常年征戰使民不聊生，致使國庫空虛、民生困頓。所以，到漢武帝晚年，民間的起義和造反等群體性騷亂不斷，大則幾千人攻城奪庫府兵器，捆綁、侮辱、殺死包括二千石的朝廷命官，釋放獄中死囚；小則幾百人，橫行鄉間，劫殺搶掠，致使各地道路阻斷。朝廷派高官率重兵剿殺，動則上萬人被殺，連坐者更是不計其數。但仍然無法控制民間叛亂。於是，武帝下令制訂《沈命法》：“凡有成幫結夥的盜賊興起，地方官沒能及時發現或發現後沒有全部逮捕的，自二千石官以下的所有官吏，凡主持其事者一律處死。”但如此嚴刑峻法，非但沒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致使官吏們極端恐懼，所以，即使發現盜賊，也因害怕無法全部抓拿歸案而不敢上報；各郡長官也害怕受牽連，不讓下屬上報。故而，各地反抗朝廷者越來越多，而地方官上下串通、隱瞞不報、應以虛文。
漢武帝早期曾網羅儒生入朝，並採納了董仲舒的多項主張，但在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了文景兩朝在思想上“雜糅百家”的多元局面，首開帝制時代的制度化思想獨裁。而且，武帝獨尊儒術，更多的是爲了鞏固集權；他厚待儒生，更多是爲了裝點門面和歌功頌德，御用文人創作的“漢大賦”，那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華麗鋪排的文體，正好投合武帝的獨斷霸氣和好大喜功，首開漢語諂媚的惡劣文風。而一當儒生的諫言不入帝耳，立馬翻臉不認人，即便對於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儒董仲舒，漢武帝也是順之爲我所用而逆之棄之如蹩的態度，他只喜歡董仲舒提出的那些有助於集權的建議，而討厭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對皇權的約束，怒斥董不過是長著一張臭嘴的腐儒，將當年的恩師下獄。
無怪乎有網友在戲侃道：“景帝是清朝的，口氣是康熙的，武帝是北京的，神髓是七爺的，女人是日本的，形象是恐怖的，王志是色衰的，暴露是不宜的，館陶是馬臉的，回頭是嚇人的，音樂是歐美的，交響加搖滾的，歌詞是雷鋒的，帝王是無私的，宮刑是沒用的，鬍子是照長的，臺詞是不背的，剪輯就可以的……”
這樣的媚態，不能不讓人聯想到近年來的“帝王戲”熱。如果說，《戲說乾隆》、《還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訪記》、《鐵嘴鋼牙紀曉嵐》等“戲說帝王戲”，更多是出於商業目的，只供人在茶餘飯後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認真；那麽，《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糧倉》、《大明天子》、《漢武大帝》等所謂的“歷史正劇”，除了商業目的之外，更在乎用昔日的“帝王偉業”和“歷史盛世”獻媚于當今“聖上”，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獨裁政治下的民族主義狂熱。
1999 年央視的《雍正王朝》熱播，據一篇《從“雍正王朝”想到朱鎔基新政》的評論說，此劇在大陸政界高層産生了巨大震動，江澤民專門談到這部戲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朱鎔基更號召所有黨政幹部看《雍正王朝》，禮贊雍正的承前啓後，影射著江總的繼往開來；頌揚雍正新政的偉績，暗示著新總理朱鎔基的魄力，爲明君的集權式改革張目，鐵碗皇帝雍正太像鐵面宰相朱鎔基，既勤政愛民又嚴整吏治，既全力打擊腐敗走私又制定新稅制充實國庫。
2001—02的歲末年初，央視推出的46集《康熙王朝》，仍然是《雍正王朝》的路數，甚至連臺詞的風格、鏡頭的處理、音樂的烘托都完全雷同，幾十集只想說一個意思：開疆拓土的偉大帝王就活在當今中國，康熙在除鼇拜、嚴懲腐敗和宮廷內鬥中，所表現出的智慧果敢和大義滅親，也很像江核心的高層整合、懲治腐敗和整頓吏治；康熙的東征西討也提示出江核心終將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康熙以最堅定的態度和最高亢的語調喊出的“剃發、稱臣、登岸”的條件，顯然是在向臺灣執政者表達明確的資訊：臺灣自古就是大陸的一個省，任何想以平等政治實體進行談判的企圖，皆是對歷史的歪曲和現實的幻想。康熙對那些博學而又清高、正直而又傲慢、幹練而又忠誠的讀書人的恩威並用的征服，更有“七一講話”後江核心網羅天下才俊的風韻。特別是主題歌唱道高潮的那句“再活五百年”，很嚇人。中國的亞聖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個康熙活上五百年，正好接上另一個帝王的崛起，百姓真幸運，一千年趕上兩個大有作爲的帝王，就差沒振臂高呼“帝制萬歲！萬萬歲！”了。
也許是帝王戲接連火暴，央視嘗到了甜頭，便沒完沒了，緊接著康熙盛世的，就是讚美乾隆大帝和好官劉統勳的《天下糧倉》。聽聽該劇的主題歌，那大清的乾隆盛世，比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所描繪的共産主義人間天堂還要美麗。一個明主，一個忠臣，復興又一個“大江南北，人丁興旺” 、“煌煌天朝，萬千氣象”的太平盛世。這樣英明的救世主和剛正廉潔的清官，老百姓自然崇敬有加，一個個“敬天敬地敬爹娘，敬的是富國強民的好主張”，“熱天熱地熱太陽”，“江山坐在百姓心上”……在如此勤政愛民的君臣的統治之下，在如此知恩圖報的百姓的擁戴之中，一個在歷史上大興文字獄的朝代，一個既出鐵血酷吏又出把舉國財富據爲己有的大貪官的朝代，在當今御用文人的導演下，變成了“一代代興旺天下人擔當，一座座糧倉天下人共用”的盛世。而此劇重點突出的清官劉統勳，完全視人命如糞土，爲了維護皇家的利益和樹立自己清官的美名，一上來就製造大冤案，不問青紅皂白，不辯是非曲直，不講證據法律，獅子口大開，吐出的只有一個字——“斬”，21顆人頭便滾滾落地。
中國文學從最早的源頭《詩經》開始，就有“諷”和“頌”的傳統，古代流傳下來的優秀作品更多的是“諷”，而很少有“頌”千古流傳。漢大賦式的“頌詞”乃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時代的御用文人所爲，它之所以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也僅止于作爲一種新體栽的意義。而漢大賦一味歌功頌德的誇張、鋪排和矯情的文風，向來爲優秀的文人所不齒。而在中共執政時期，漢大賦式的文風重獲勃勃生機，楊朔的散文、賀敬之的詩歌、謝晉的電影、浩然的小說以及集體創作的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就是最典型的獻媚文學的範本。
到了如今的後毛時代，文人們又發明獻媚的新品種——帝王戲，借助于現代高科技傳媒，使最無恥的“漢大賦”傳統更上一層樓，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精神桑拿。這種熱播的現象，說明了文人深諳民衆的潛意識心理，正如《康熙王朝》的編劇朱蘇進所言：“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種子”。百姓期盼救世主、奴才夢想坐上龍廷與爭當高級奴才是國人難以根除的劣根性，救世主情結和帝王夢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鴉片，致使一代代不斷上癮。雖然到了近現代，間或有改造國民劣根性的啓蒙，但是長期吸食精神鴉片的毒癮，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戒掉。何況，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啓蒙時期被中斷的帝制傳統，又被中共獨裁政權以共産烏托邦的現代形式全面復活且變本加厲，似乎百姓不屈膝下跪高呼萬歲，就盼不來英明救主，就沒有小康好日子，更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帝王戲的熱播，不但讓百姓喝著茶飲著酒翹著二郎腿做起帝王夢，而且爲瘟疫般泛濫的僞愛國主義和癲狂的民族主義推波助瀾。
中國有綿綿不絕的文字獄傳統，不滿現實的文人有話不敢或不能直來直去，遂形成了向後看的傳統——做學問的注經和文學創作的用典（掉書呆子），但是，但凡有點骨氣的文人的向後看，其主流傾向是我們常說的“借古諷今”，而絕少“以古頌今”。而新舊世紀之交的大陸文化界特別是影視界，也熱衷於向後看，一時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貴妃格格、大俠神功……充斥熒幕，在衆多的古裝戲中，特別突出的角色皆爲“開歷朝未有之盛”的聖明帝王，官方喉舌《光明日報》也配合電視中的“帝王熱”，專門發文大談歷史上的三大盛世——漢朝的武帝偉業，唐朝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但是，這種向後看傾向中的主流，無論是歷史戲說還是歷史正劇，在嬉笑耍鬧和刀光劍影之間，在陰謀詭計和正大光明之間、在帝王豪氣和僕臣萎縮之間……皆臆造出一段把腐朽墳墓化爲不朽豐碑的僞歷史，皆透露著一縷把妻妾成群演繹爲忠貞愛情的陳腐矯情，皆洋溢著一股把屁股當臉的無恥勁頭。
媚權媚上的傳統，無疑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的主流，但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的傲骨遺風。儘管真正的傲骨只是鳳毛麟角，儘管這種人格更多的是一種爲官爲文的理想境界，對絕大多數讀書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它作爲一種道德楷模，畢竟受到後人的尊崇，對文化人的行爲也多少有點約束力。作爲文化人，即便一心想對當權者獻媚，也拉不下臉直來直去，如果太過赤裸直白，免不了搞得獻媚者和被媚者雙方都感到些許彆扭，都覺得有失尊嚴。
換言之，獻媚需要高超的技巧，時機、氛圍、場合、方式、火候等諸種因素都要考慮，都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所謂“增一分則高而降一分則矮”。在當今大陸，第三、四的威望遠不如第一、二代，何況大搞個人崇拜的時代已經過去，無論是執政者本人還是御用文人，都不會利令智昏到肆無忌憚的赤裸程度。所以，爲曾經闊過的所謂盛世帝王大唱讚歌，歷史便成了獻媚者“以古頌今”的最方便的道具。聽聽這些帝王戲的主創人員的自白，就可以強烈地看到當代文人的獻媚水平之高，技巧之嫺熟精致，實可謂前無古人，而他們最拿手的絕招就是公開無恥。面對公衆，無恥一旦公開化，反而顯得真誠且智慧且大氣，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之謂也。
《漢武大帝》的編劇說：漢武帝創造了難以企及的偉業，包括開疆拓土，更新制度、一統意識形態和
《康熙王朝》的製片人劉大印在談到這部戲的制勝法寶時說： “康熙平三藩除鼇拜，收復臺灣平定葛爾丹叛亂，可見民族團結反對分裂、大中華統一是全劇的主題。只有穩定團結，有了祖國的統一，才有後面的康熙盛世，才能發展生産。當然還提到腐敗問題。比如康熙的老丈人被他下了死牢，康熙的大舅哥也未能倖免。兩人一個是支援大阿哥的，一個是支援二阿哥的，這兩個太子之爭就是因爲有兩個親家在後面撐腰， 而這兩個人也是腐敗分子。”
《康熙王朝》編劇朱蘇進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說：“寫帝王還要寫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懷，那種君臨天下的浩然正氣”。非常巧合的是，專訪對這位編劇的描述也有一股帝王氣：“朱蘇進先生帶著藐視天下的傲氣，縱論康熙，豪氣沖天”。似乎他本人在編帝王戲的過程中已經成了帝王。
《天下糧倉》的導演吳子牛說：“它既不是正劇，也不打‘戲說’的牌，屬於‘第三類’ 歷史劇。它擺脫了帝王將相、宮廷爭鬥、才子佳人的老套，寫的是民生、官場，具有極強的現實關照，藝術風格上類似新文學運動時的經典歷史劇。”向當政者獻媚也就罷了，誰讓自己只是“娼優所蓄”呢！但獨裁者“所蓄”之“娼優”，反正已經不要臉了，索性就不要到底，在向獨裁者獻媚的同時，也情不自禁地自媚起來，居然大言不慚地吹噓說：這部戲是“中國歷史劇的高峰”。回首當年，吳子牛作爲第五代導演的一員，所拍的《鴿子號》被官方禁映。他沈寂了一段時間，推出的力作就變成弘揚主旋律的《國歌》，可見識時務者爲俊傑。他由被當局打壓的俊傑終於轉變爲被當局賞識的俊傑，滾滾利祿自然也在其中。
吳子牛的轉變幾乎是第五代導演的共同道路（田壯壯除外）。曾經在大陸電影界被譽爲叛逆先鋒的第五代，在靠著當局的打壓和虛幻的反叛光環征服了國際影壇，也因此而功成名就之後，現在大都回歸到媚俗媚權的主旋律加大衆化之中。其中的恩寵有加者如陳凱歌和張藝謀，一位榮幸地登上了天安門，成爲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的嘉賓；一位更榮幸地入選北京申奧團，成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場見證人和有功者。他們的早期成功拜全球化之賜，他們現在受當局之寵乃功在狂熱民族主義之恩。看來，吳子牛要獲得陳、張二位的榮寵，還需加倍學習從嫉惡如仇到精巧獻媚、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瞬間切換，學習怎樣最快地爲自己找到安全舒適又鳥語花香的舞臺及顧左右而言它的作秀機靈。
御用文人一旦鐵了心向權勢者獻媚，也就必然要自我貶損，或者說，獻媚本身必須以自我貶損爲前提。當今獻媚者的聰明在於：在正面暗示出中共第三代的偉大政績的同時，還要反面貶斥給權勢者製造麻煩的人，即把最讓獨裁者頭痛的群體寫成改革的絆腳石。所以，在兩部熱播的帝王戲中，擡高帝王與貶低書生就要同時上演。
《漢武大帝》對暴君的讚美和對文人的貶低，居然在開篇就把司馬遷作爲歌功頌德的工具。已經老朽的漢武帝召見也同樣老了的司馬遷。武帝還是那麽霸氣十足，被割了屌的太史公卻只能感激涕零，高聲讚美漢武帝：“你的胸懷就像大海一樣深遂，不是臣這樣卑微的人所能夠真正看透的。”“陛下，您總是從千秋萬代著眼，您總是爲社稷子孫預作謀劃，心存大仁慈，的確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理解的！也許微臣根本就沒有資格來評論陛下。” 這難道就是那位曾經在武帝面前獨排衆議爲李陵辯護的司馬遷？那位在《報任安書》中悲歎“腐刑極矣！”的罪人？那位寫出“無韻之離騷”的太史公？
《雍正王朝》大書特書雍正新政的豐功偉績，對知識份子最陰毒的筆墨，就是突出表現雍正爲了朝廷和百姓，而敢於得罪“天下讀書人”和不怕“身後駡名滾滾來”的種種壯舉：這位立志改革的帝王，公然標榜“以一人治天下”，寧用目不識丁惟命是從的家奴而不用清廉自守犯顔直諫的名儒，大肆誅殺敢於挑戰皇權的諫臣言官。編導在讚美雍正對讀書人大開殺戒的同時，又刻意編造出種種“清流誤國”的情節，以證明那類自許清廉、一身傲氣的書生士子，實際上皆爲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之輩，甚至書生們自持清廉和直言犯上，也成了潔己沽譽之小伎倆小聰明，比只會巧言令色的貪官和溜鬚拍馬的宦奴更可惡，所以更該嚴辦——殺無赦！這種對皇帝誅殺論政書生的讚美和對士大夫的清高孤傲直言犯上的貶斥，不僅是爲歷代帝王的文字獄傳統辯護，更是爲中共政權殘酷迫害知識份子的當代史和現實辯護，以至於毫不顧及中國讀書人一直弘揚的正宗傳統：“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儒家人格。
《康熙王朝》也用很大的篇幅描寫了帝王與士子之間的關係，同樣是擡高帝王和貶低書生，但又不同于雍正的血腥誅殺，而是剛柔相濟恩威並用，著力突出了康熙是怎樣以“帝王的情懷”和“君臨天下的浩然正氣”，一點點降服了那些不可一世的高傲士子，怎樣手把手地將滿身窮酸氣和迂腐味的書生，改造成治理一方的大員和心狠手辣的官僚。而書生士子的所有清高狂傲，不過是爲了向皇帝邀寵要價，是在玩弄苦肉計或撒嬌賣嗲的遊戲。在劇中，“窮酸傲氣”四字，成了康熙評價有才幹的讀書人的口頭禪，編導就是要用皇權的威嚴震懾住書生的傲慢，用帝王的仁慈感化書生的抗拒，用龍廷的智慧征服了書生的博學。在荒漠上養馬的落魄士子一躍升任統籌對台事務的地方大員，爲民請願的在野儒生旋即成爲天子倚重的近臣，又被你死我活、陰謀肆虐的官場改造成老謀深算、冷酷狡猾的宮廷弄臣。這種對康熙不同于雍正的描寫，顯然與“七一講話”之後，江核心想以“三個代表”來籠絡知識精英有關。
按常識，帝王戲的主創人員肯定自視爲知識精英，對於同類本該有一份“惺惺惜惺惺”的共同命運感，特別是經過了中共長期的迫害之後的大陸知識份子，今天好不容易爭得極爲有限的言論權利和社會地位，更應該爲捍衛知識群體的應有尊嚴和獨立權利而相互支援，爲爭取言論自由的早日實現而同仇敵愾。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恰恰相反，非但不是知識界的相互支援及同仇敵愾，反而是爲了爭寵邀功、爲了名利地位、爲了自保身家而不斷地進行狗咬狗的殘酷內鬥：面對面聲討和背後捅刀子、落井下石和故設陷阱、出賣朋友和打擊異己、諂媚邀寵和揭發立功……這一切，貫穿從古至今的中國歷史，而且曆久彌新，於今猶烈。這一切，不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公開肆虐，而且滲透到所有日常時間之中。兩部帝王戲的主創人員對同類的刻意貶斥，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窩裏鬥劣根性的最新版本。雖然這種貶斥，無涉於某個具體的人，但其所指向的群體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群體，因爲他們是對現行的跛足改革提出批評最持久最尖銳的群體。
如果說，文人相輕所導致的爭鬥和恩怨在任何制度下都無法避免，那麽在一個健全的自由制度下，這至多是道德上的人性弱點，而與知識份子的言論權利能否得到保障的制度無關，也不會造成個人及某一群體的人權的嚴重災難。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陸，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和獨立尊嚴的知識群體內部，這種道德上的人性弱點借助於野蠻制度的鼓勵和縱容，就會變成極爲殘酷的無情打擊和自相殘殺，乃至釀成毀滅人身的極端人權災難。下流文人爲了自身的利祿，最愛利用獨裁者所好在政治上置同類競爭者於死地。如此同類相殘之悲劇，在中共執政的短短五十年裏，已經周期性地頻頻上演，以至於使大陸文人深度中毒，毒性的發作也就無所謂運動時期還是平常日子。
螢幕上《康熙大帝》的孝莊皇太后送孫皇帝玄燁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後贈言是：“大清的天由你撐，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扮演者斯琴高娃用激揚高亢的腔調念出如此目中無人的臺詞，看得出，她真的入戲了，真的成了託付江山社稷給一個孩子的皇太后了。其實，這句祖母教孫子的統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潛臺詞，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財富任你揮霍，大清的人頭隨你砍。看不起一切古代帝王的毛澤東，臨終把紅色江山託付華國鋒，也就一句“你辦事，我放心。”鄧小平把最高權力交給江澤民，託付之言是什麽，仍然是最高級絕密。以老鄧生前奉行的實用主義貓論和豬學，我相信他絕說不出孝莊的鏗鏘之言，至多是幾句明智的實用話。
然而，小康時代的御用文人和戲子，卻以如此霸道的臺詞和如此激躍的語調，凸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權力，並把這種君臨天下的絕對權力昇華爲“天道精神”，讓“帝王情懷”鼓滿“浩然正氣”。如此神來之筆，所要達到的目的卻又那麽卑微——上媚權力下媚愚衆順便賺取大把的銀兩。帝王戲的熱播使正在加入全球化的中國人的靈魂大辮子甩得震天響。還是“娼優所蓄”的文人瞭解上上下下的博大抱負：“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種子。”（編劇朱蘇進語）可不是，就央視名主持人朱軍也跟向皇家看齊，他曾在接受採訪時大言不慚地談及自己的主持風格：“央視作爲國家電視臺，就要有皇家的氣派和風範！”央視也不愧是電視傳媒界的龍頭老大，它爲各地方台提供了名利雙收的樣板：怎樣通過對歷史的肆意閹割向當今專制者和大衆口味獻媚，再通過這種雙重獻媚牟取巨大的商業利益。
在後極權時代的大陸中國，“後現代”是文化界的時尚，利用現代媒體傳播前現代價值和獻媚於當權者，巨大投資、百般雕琢和鋪天廣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禦用文人的生花妙筆如同閃亮而柔軟的絲綢，編織出大紅頂戴和明黃龍袍的鮮豔，從審美的視覺效果上是何等醒目，正好與上海APEC峰會上推出的耀眼唐裝相配。現如今，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後現代”景觀中，最醒目的標誌大概就是帝王戲和被譽爲唐裝的對襟襖了吧。對襟唐裝已經成爲銀屏上的時尚著裝，是名主持、名演員和名嘉賓的最愛，做工之精致也把審美上的粗俗和陳腐推向新高，比之于當年的流氓文人郭沫若獻媚于毛澤東，已經更上了不知多少層樓，如同央視自我表揚的台標畫面：“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
2005年2月1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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