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我到美國交上的第一家朋友是袁先生一家。因為袁先生的獨子和我們家的兒子一樣大，玩在一起，讓我有機會瞭解袁先生特別的人生經歷。要算起來，袁先生比我們可高一輩，我還沒出生，他已經是右派了。袁先生十七歲以優異成績考上中國名校–北京大學。大學期間，袁先生與其它同學被派往機場歡迎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因為站在冰天雪地，凍得很僵，南方長大的他，說了一句笑話：「我們都快變成木乃伊了」。五七年「反右」時，袁先生被揭發為有右派言論，給社會主義抹黑，被發配去了北大荒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幾年，一個風華正茂的聰明才子就此斷送了美好的前程。北大荒勞改犯的賤民生活自然很妻慘。據袁先生講，能像他這樣活著出來的人寥寥無幾。可更悲哀的是因他而受株連的親人對他的仇視帶給他的傷害。他的母親是一位鐵石心腸的共產黨員，當時就與他劃清了界線。直到九七年他母親身患絕症，時日不多時，他專程從美國趕回中國大陸探望，雖然他買了不少名貴補品及特效藥，可他母親到死都沒原諒這個曾給他們家庭帶進幾十年悔氣的右派兒子。這究竟是誰的錯？難怪我小時候一說話，我媽就會說「不要亂說，在五七年你肯定被打成右派」。我從小就有怕被打成「右派」的恐懼感，真是到了大氣都不敢出一口的地步了。

我媽的嘴緊，從不說笑話。五七年「反右」是躲過了，但六七年開始的「文革」卻沒能逃脫。媽媽是軍醫學校的教員，也是黨小組長。當時她們學校的老校長與她一個黨小組。老校長為人正直，對黨忠心耿耿，又是「三八」式老革命，媽媽對他自然是恭敬有加。可「文革」期間，這位老革命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走資派」。不少人違心地揭發老校長的「反革命罪行」。可媽媽卻堅持說老校長的思想匯報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革命。因為與老校長劃不清界線，媽媽當時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文革」後，老校長平了反，媽媽也平了反。可有些因此被耽誤的工資、待遇至今也沒得到落實，一等就是幾十年。看來說真話的下場也好不到哪兒去。

我大姐最聰明，大小運動都摸得清，自然逃過了一次次的大災大難。可到了退休，也因為修煉過法輪功，差點兒退休工資被停發。她說因為她在她們局裡女同志中工資最高，招人妒忌，有人向上級告她煉法輪功。她確實因為胃痛煉過法輪功，後來練好了。可鎮壓運動一來，她就不敢練了，結果還是被告、被審了一陣。什麼都不說，只想有個好身體，也不行。哎，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國人太難了。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小心還是逃不過災難呢？讀過>，我才搞懂了，因為共產黨這顆大災星(共產黨絕不像太陽)，整天罩在中國人民頭上，你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看來要想過躲過災難，只有告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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