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于1月17日早晨病逝。新華社只發表五十六字的簡短消息。趙紫陽遺体告別儀式于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新華社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只字未提趙紫陽曾擔任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亦未提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巨大貢獻，卻特別指出趙在89年「犯了嚴重錯誤」。為此﹐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了深圳獨立作家朱健國先生。

朱健國本名朱建國，雜文家，1994年自動脫党﹐先后任職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評論科長、「廣播漫談」主編、《南方人才市場報》副總編，中華讀書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深圳記者站站長，《大公報、大周刊》主筆兼新聞部主任、《中國市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專刊部主任，先后在《南方周末》、《新經濟》、《文學自由談》等几十家報刊開專欄。

記者﹕朱先生﹐您好。趙紫陽先生這件事﹐想聽聽您的想法。

朱健國先生﹕我覺得趙紫陽被軟禁這個事件﹐經過這麼多年﹐我們應當更深地想想這件事情背後給我們揭示的一些問題和意義。這個事件本身﹐我感到是一個現代的光緒版。中國經過了100年的發展﹐但是在政局的結構方面﹐幾乎是一直沒變﹐這就讓我們感到很悲哀﹐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進步。

在大陸﹐近兩年來流行着一種「公民寫作」的說法﹐就說現在已經是公民社會了。他們說﹐象魯迅那樣的雜文﹐都過時了﹐說時代不同了﹐魯迅那個時候﹐是奴隸﹐我們現在是公民﹐我們已經告別了臣民社會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虛偽的觀念﹐是一個粉飾現實﹑痲痺自己的一個虛偽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明明現在﹐特別是這幾年﹐言論﹑出版越來越困難﹐自由度越來越小﹐幾乎是沒有了﹐越來越小。但是偏偏這些人還在說﹐我們已經走向「公民寫作」的時代了。什麼叫「公民」﹐公民最核心的權力就是有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力﹐但現在﹐我們有真正的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力嗎﹖比如說我﹐已經52歲了﹐我從來沒有行使一次我能投票選舉我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官員的權力﹐更不要說上面的﹐我從來沒有真正參與的權力。我有哪一次能夠真正投票﹖我又有哪一次能夠去競選﹖這不可能。這怎麼叫公民呢﹖

所以我覺得趙紫陽這個問題最核心的反映了我們依然是一個臣民社會﹐還是一個奴隸社會。哪怕是你當了黨的總書記﹐當了名義上的一把手﹐還是會被有軍權的太後一下子搞掉。所以趙紫陽這個事件﹐無論是他生前的被廢﹑被囚禁﹐還是死後的被禁止悼念﹐都說明這個問題。

可現在偏偏大陸有些知識分子非要說我們是「公民」社會了。我們要「公民寫作」了。所謂「公民寫作」﹐就是通過喉舌媒體審查的那種評論文章﹐那個審查就是一個杠子﹐只有符合標準的那種平庸的議論才能通過去﹐真正的﹑獨立的見解是通不過去的。把這種通過審查﹑設立杠杠的通過去的東西反而叫做「公民寫作」﹐那不就是痲痺本來就沒有什麼真正言論自由的人們嘛。

現在的當權者只要自己的自由﹐不讓別人自由﹐這樣只會激化矛盾﹐不可能和諧。大家都有生存的權力﹐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各種黨派﹐都有生存的權力。要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一種共生的理念。

趙紫陽這件事就體現了這一點﹐而且趙紫陽﹐他不是孤立的﹐他是中共大多數總書記都沒有好命運的一個縮影。從陳獨秀起﹐當年陳獨秀﹐他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並沒有投奔到國民黨去﹐國民黨送錢給他﹐他都不要。但是作為共產黨當時在延安已成氣候了﹐但是就沒有想到要去關心一下這位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的人﹐生活上去關照一下。甚至當陳獨秀提出要回到延安時﹐都遭到了拒絕。

共產黨對黨內的﹑而且又是一個如此重要的總書記都是這樣﹐他受了那麼多的冤枉﹑磨難﹐最後還不能給他一個體面的﹑公正的說法﹐讓大家能夠表示對他的公正的悼念﹐這太說不過去了。

對黨內的不同意見的持有者都沒有同情心﹐還怎麼能談得上什麼人道主義呢﹖那就更談不上公民社會了﹐哪有什麼公民﹖﹗連黨內的人都得不到公民待遇﹐對普通老百姓哪還有公民待遇呢﹖﹗

所以我覺得﹐大陸知識界剛形成的所謂「公民寫作」的這種呼聲﹐是非常可怕的﹐自欺欺人﹐痲痺人們﹑粉飾當局﹐而且它的一個理論還說﹐「公民寫作」﹐只要你心中想寫自由﹐那你就是「公民」﹐你就可以「公民寫作」。所謂「公民寫作」﹐就得有出版自由﹐首先得有自由發表的條件﹐現在連網都受到管制﹐還怎麼叫「公民寫作」﹖﹗

很多中國人以為趙紫陽這件事就是個趙紫陽的事件﹐與自己無關﹐實際上是和每個人都相關的。趙紫陽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連趙紫陽都得不到公正待遇﹐你怎麼能得到公正待遇﹖﹗趙紫陽都享受不到公民待遇﹐你怎麼能享受到公民待遇﹖﹗

現在中國很多人沒辦法表達﹐但也有很多人淡漠了﹐他陷入到自己去賺錢了﹐覺得趙紫陽這件事與自己無關了﹐這是更可怕的。

記者﹕共產黨最不能讓人共生的﹐一方面它讓老百姓依附于他﹐聽命于他﹐另一方面﹐它就得靠政治迫害﹑鬥爭才能維持﹐文革時就煽動民眾之間互相鬥﹐連家庭成員中都被逼得互相揭發﹐六親不認﹐毛澤東曾經也說﹕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您的共生理念和共產黨的本質﹑宗旨是背道而馳的。

朱健國先生﹕從歷史經驗來看﹐共產黨是很難接受共生的理念。

記者﹕我看您的簡歷上寫您94年自動脫党﹐是怎麼個過程呢﹖

朱健國先生﹕92年我本來在湖北人民廣播電臺﹐當時我寫了一篇雜文﹐就是我們湖北的省委書記官廣富﹐他當年做過省委書記﹐要選人大代表﹐當人大主任﹐他居然沒選上﹐我就寫了一篇雜文叫「為藩臺大人落選鼓掌」。在南方週末上登的。據說當時在全國有9個省的這種領導人選人大代表落選了﹐但是唯一就只有我通過雜文的形式把它披露出去了﹐所以官廣富暴跳如雷﹐要整肅我。他首先整我們廣播廳長﹐然後要整我們臺長﹐因為當時我們臺長對我還是比較支持的。在這種形勢下﹐我只好南下﹐正好當時廣州有一家報紙請我過去當副主編﹐我就趁機逃離湖北了﹐到深圳了。就在過來的時候﹐先要轉組織關係﹐當時我到深圳的時候﹐我的原單位說已經把我的身份轉過來了﹐但深圳方面又說沒接到。這個事件﹐我就不追了﹐就算自動脫黨了﹐就這樣的一個過程。

記者﹕那您那時對共產黨認識得應該比較清楚了﹐是嗎﹖

朱健國先生﹕認識得清楚﹐應該說89以後都很清楚了。那既然有這麼一件事﹐那我不正好就省事了嘛。我完全可以把它追回來﹐把黨員的資格補回來﹐但我就不去了﹐用不着待在裡面了﹐所以就以這種形式脫黨了。

記者﹕脫黨後您有什麼感受﹖是不是覺得更真實一些。

朱健國先生﹕是的。我覺得我待在裡面也不合適﹐因為我明明和黨組織不一致了﹐何必自欺欺人呢﹖我不做那種假象。這是一種真實坦蕩。我不想象有些人明明不讚同黨章﹐也不實行那個黨章﹐只是為了搞利益而待在裡面。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脫黨﹐否則我心裡老是難受。

記者﹕您當時入黨是什麼情況呢﹖

朱健國先生﹕當時﹐我在湖北洪湖市廣播電臺﹐當時要考取武漢大學作家班﹐單位為了不讓我去﹐就給了我一個黨員﹐說我就不要走了。

記者﹕利益收買嘛。

朱健國先生﹕對﹐是的。本來當年入黨﹐也不是我自己想要入的。

記者﹕那是哪一年的事兒啊﹖

朱健國先生﹕86年的時候。

記者﹕那個時候﹐您對共產黨還沒有後來認識得那麼深刻吧﹖

朱健國先生﹕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時候﹐當時80年代上半期﹐中國有一種改革開放的思想﹐那時人們對未來寄予了一些希望。89之後﹐很多人﹐不管在朝﹑在野的﹐心都散了﹐都覺得沒有什麼理想可言了﹐抓緊時間搞點自己的實惠算了。所以「六四」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黨心﹑民心都搞散掉了﹐沒有理想了﹐從那時開始﹐就失去理想和信念了。

共產黨原來搞的一套﹐本來就有很多人將信將疑﹐後來大家都不信了。就象有一個貪官說的﹐他們都深深地知道﹐靠這個黨以後可能靠不住﹐所以才要抓緊地貪。很多貪官﹐就是兩種情況﹐一部份是為了兒女貪﹐還有一部分﹔就是覺得靠這個黨靠不住﹐他以後要靠自己﹐所以現在多撈點錢。

就是這樣﹐整個國家走向了腐敗。從執政者中的腐敗﹐現在走到了整個全社會各行各業的腐敗﹐比如教育上的腐敗﹐現在想找個好老師真的很難了。

記者﹕從沒有理念﹑道德敗壞﹐就出現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朱健國先生﹕是的﹐道德敗壞﹐整個全社會的道德崩潰了。所以趙紫陽倒下去﹐他不僅是一個人倒下去了﹐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和希望倒下去了。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拜金主義﹑犬儒主義﹐全部都垮了。現在的大學都成了宣傳部﹐學校裡就和官場一樣黑暗了﹐拿文憑﹑考博士﹑碩士﹑當博導﹐全都是一片黑暗的操作。包括現在一些文學界的言論﹐都是瞎扯。

記者﹕您接觸了不少人﹐您覺得現在黨內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多嗎﹖

朱健國先生﹕真正有理念的都沒有了。象任仲夷﹑袁庚﹑李銳這樣的老黨員﹐象這樣一批人﹐他們都知道他們當初追求的現在全部走到了反面﹐他們都在重新反思自己追求黨的信仰的一生最後是個什麼樣﹐他們都把它反思清楚了。他們是共產黨裡想實心實意挽救這個黨的人﹐但是他們恰恰卻被當作這個黨的最大的破壞分子﹑黨的敵人。

記者﹕共產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這麼多年﹐歪曲歷史事實﹐還原歷史真相也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朱健國先生﹕是的。共產黨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實事求是。雖然他們題寫了「實事求是」為黨訓﹐但從來就做不到實事求是﹐而且還把假的當真的做﹐自欺欺人。

記者﹕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中國就會好起來的。

朱健國先生﹕是的。我們還是希望這個黨能夠接受人類共同的健康價值觀﹐平和地過渡﹐避免大動蕩嘛﹐但中共現在實際上在大踏步走回頭路。

記者﹕是的﹐連西方主流媒體現在都這麼說。

朱健國先生﹕現在就搞不懂﹐胡錦濤現在只是權宜之計呢﹐還是真正的。現在有些人還在疑惑。從官場的權術﹐有時候要聲東擊西﹐因為立足未穩。

記者﹕那我們就給他提點意見﹑建議﹐促促他。

朱健國先生﹕是的﹐按常規來講﹐他也應該能看清楚﹐歷史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波折﹐他也應該能看得清楚。

記者﹕最近很多人都說對中共放棄幻想了。最近陳一諮先生披露的去年7月無名氏採訪趙紫陽先生的《叩訪富強衚衕六號》中﹐趙紫陽先生都說中共「沒治了」。有些評論家說﹐其實當年趙紫陽先生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就已經和共產黨劃清界限了。

朱健國先生﹕實際上當時要真聽趙紫陽的﹐就真幫了這個黨的大忙了。逐步用平和﹑法制的方式處理社會的衝突問題。結果他一個覺醒者﹐卻被當作一個罪犯關起來。真是大悲劇﹗就象一個朋友本來是要幫助你的﹐你反而把他當作敵人來整治。這種事情一再出現﹐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劇。

記者﹕我看到您最新的一篇文章﹐關於原廣州市市長黎子流不遠千里從廣東專程來京哭別趙紫陽﹐挺感人的。聽說廣東去了一批老幹部到北京悼念趙紫陽先生。

朱健國先生﹕是的。我聽說任仲夷都去了﹐不容易﹗我想﹐這個廣東畢竟還是近10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發祥地﹐民風還是不同。象黎子流這樣的幹部﹐他雖然退了﹐但是他還要養老啊﹐他還有兒女啊﹐所以他們這次能夠去是冒了很大的犧牲的﹐要是一般人﹐就不會去找這個麻煩。他能突破這種既得利益﹐不容易﹗

但現在中國有很多人都被這種既得利益異化了。這也是我感慨黎子流的﹐他確實不容易﹗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他犯不著去討這個麻煩呀。趙紫陽以前也沒給他什麼恩惠﹐就算給了﹐也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人也不在了﹐他也沒有必要找這個麻煩。但是中國畢竟還是有一些有人性﹑有道德﹑有骨氣﹑有信念的人。

記者﹕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朱健國先生﹕是的。但是廣東這幾年經過李長春等人這兩屆的打壓﹐已經退化了很多。特別是廣東的傳媒﹑文化界﹐現在連《南方週末》都已經退化很多了﹐廣東這些年受了很大的摧殘。

記者﹕中國有句古話叫「覆巢之下無完卵」。所以就算有個別的地方曾經有過開明的地方領導人﹐或者是「山高皇帝遠」﹐中央夠不着﹐但是還是逃不出這種制度的侵害。現在尤其科技也發達了﹐通訊網絡都發展了﹐所以中央想要控制偏遠的地方也挺容易的。

朱健國先生﹕是的。現在只能希望執政者能夠清醒。他這樣堵﹑這樣搞﹐只能激化矛盾。處理法輪功就是一例﹐沒有必要那麼去鎮壓。把人民都推向對立面﹐這些教訓他們都沒有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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