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最近大陸中國的一個新聞人物是張惟英。這個原本並不知名的女教授，一夜之間成為網民的眾矢之的，原因是她以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身份，建議北京實行人口准入制度。此議一經報導，網上一片譁然，紛紛指責張惟英的提議反映了她對外地人的歧視和排斥，有人甚至稱張惟英是一個令中國人發抖的名字，反應之強烈，讓人在吃驚之餘，不得不思索其中包含的深意。

對網民的指責，張惟英本人感到委屈，她認為自己無非指出了一個人所共見的事實，那就是北京的資源，尤其是水資源，已經無法支持日益增多的移民，因此，必須設法控制人口的流入。但是，對於一大批早已憤憤不平的外地人，不論是仍在拼命掙紮留在北京的，還是打算到北京拼搏一場的，張惟英的提案，觸動了他們心中最敏感，最痛苦的那根神經。因為這個提案證實了他們心中最可怕的噩夢，那就是已經在北京等大城市站住腳的捷足者，正在企圖關上大門，就好像高峰時間已經擠上了公共汽車的乘客，總是敦促司機趕快關門開車一樣。

人們對張惟英十分反感的，一是她認為“素質低”的外地人不應該進北京，同時，更加令人難以接受的，就是她想讓政府而不是相對公平的“市場”來決定誰應該進北京。那麼，網民們對張惟英的憤怒究竟有沒有道理呢？張惟英顯然並不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許多人想法與她相同，但他們知道不便公開說出來。對張惟英進行抨擊的人們當然知道這一點，而他們對她所代表的既得利益感到不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對既得利益不滿並不意味著懂得什麼是公平。

採用公開競爭的辦法決定誰進北京，雖然看起來比其他辦法更公平。但是，且不說公平競爭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能否真正做到，即使我們用最公平的辦法，讓全中國素質最高的人都進了北京，難道中國的公平問題就解決了嗎？我注意到，在北京開小鋪，收垃圾的外地人中，不少是來自鄉下的能人，他們的能力，遠遠超過現在工作的要求。在我看來，如果各地的能人都來了北京，對中國的其他地方，對絕大多數不在北京生活的人，恰恰意味著更大的不公平。

許多人今天熱衷於進北京，表面上看是因為那裏有許多優越的機會。但為什麼是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機會呢？其實大家都清楚，這並非北京有更好的人文環境，更不是因為北京有好的自然環境，而主要是因為，北京是中央權力之所在，而靠近中央權力在中國是不會吃虧的。中央權力如此之大，它不僅可以調動全國的資源，讓生活在首都的人都沾光，更重要的是，中央的權力有效地壓制了地方的政治自主，逼著各種人才只有依附中央權力才可能出人頭地。

今日中國大陸各地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日趨嚴重﹐主要根源就是地方自治權利的受到嚴厲控制。誰不想讓自己的家鄉水長清，樹常綠？誰不希望自己的子孫生活在道德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問題是，你對家鄉能有多少作為？當今中國一個無情的現實是，對故鄉愛莫能助的人們越來越多地選擇投奔他鄉。能出國的出國，不能出國的就選擇靠近權力，因為將來可能會安全一些。於是，北京不僅為求發達的人所嚮往，也成為許多躲災避禍的人的去處。

這樣來看﹐張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度”遭到一片罵聲，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張惟英至今不認錯，亦有她的道理，因為北京人口確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資源條件的許可。真正的問題是，實行所謂“人口准入制度”， 就能像張惟英所期望的那樣避免北京人滿為患嗎？

正如許多人所看到的，張惟英的主張不僅自私，也十分淺薄，因為企圖靠行政力量來阻止深刻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危機所推動的遷徙大潮，將是徒勞的。但是，事情到了今天的地步，放任和無所作為，將同樣導致巨大的災難，因此，用所謂市場競爭來解決誰進北京的問題純粹是自欺欺人的囈語。

消除北京人口超載壓力的治本之策有兩條，第一條，全面發展地方自治，讓人們有機會認真地，持久地建設自己的家園；第二條，遷都，北京的人口至少有一半不是因為喜歡北京而是為了靠近權力才呆在那個地方。誰都知道，無論誰做中國的領導人，走這兩步都將非常困難。但張惟英一個愚蠢的提議，竟然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這告訴我們，中國離那一天或許並不遙遠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