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中共保守派以打倒趙紫陽為目的的「索羅斯(George Soros) 事件」﹐充份反映了中共保守派倒趙蓄謀已久﹐「六四」只是陰謀的一次總暴露。大紀元記者辛菲特別採訪了知曉此事內幕﹑直接當事人陳一諮先生。陳一諮先生曾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智囊人物﹐曾經擔任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也是「索羅斯基金會」中方主席。

記者﹕趙紫陽先生既沒有判刑也沒有判罪﹐但是卻被囚禁將近16年﹐而鮑彤先生入獄7年﹐現在即使被放出來也仍然不自由。中共方面一直千方百計找理由想治他們的罪名﹐但是一直沒有找到證據。這段時間﹐很多朋友在討論關於趙紫陽先生曾被誣陷為勾結國外勢力的事情﹐我是指「索羅斯事件」。趙紫陽先生曾經被誣陷為所謂「與索羅斯勾結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構陷中間一定有驚心動魄的故事﹐這也是揭露中共卑劣手段的一個例證。最近程曉農先生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也提到此事。您作為「索羅斯基金會」的中方主席﹐應該知曉此事的詳情﹐不知您是否可以跟讀者朋友們介紹一下來龍去脈呢﹖

陳一諮先生﹕是的﹐最近程曉農先生講了中共陷害趙紫陽﹐用「索羅斯基金會」這個事兒﹐企圖把趙紫陽打成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引起各界的關注﹐程曉農講的情況應該說是基本屬實的﹐當然我作為直接的當事人﹐了解的情況可能更多一些。

在回答之前﹐我想告訴讀者的是﹐在89年10月1號﹐當時《百姓》半月刊的主編陸鏗先生在巴黎跟我談了3個小時﹐專門談索羅斯這個事情﹐後來在89年11月1號的《百姓》半月刊(第203期)上登了這篇採訪﹐題目叫做「索羅斯事件經緯」。

「索羅斯事件」﹐或者說是「索羅斯基金會」這個事﹐實際上是中共那些既得利益者給趙紫陽和鮑彤栽贓陷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時期﹐有不同意見的人往往被打成「異己分子」﹐或者是「帝國主義走狗」﹐或者是「特務」。中共陷害人也慣用這類手法﹐象劉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

「索羅斯基金會」這件事﹐他們大作文章。中國國家教委在「六四」事件之後出了一本書﹐叫做《驚心動魄的56天》﹐這個書在一開始的描述中﹐就想把「六四」廣大學生﹑市民的愛國的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打成受國內外反動勢力﹐特別是美國的反華勢力操縱的一個運動﹐一開始就提到了我和索羅斯怎麼勾結﹐我當時看到這本書覺得共產黨整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又卑劣又無恥。

象「索羅斯事件」﹐雖然已過去15年了﹐但我覺得﹐還是有義務將許多不為人知的辛秘告訴各位關心各位中國前途的朋友們。

「六四」以後﹐89年6月28號﹐在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當時公安部長王芳做了一個報告﹐說趙紫陽和鮑彤通過陳一諮和李湘魯勾結美國富商索羅斯﹐而索羅斯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當時他說完後﹐王震拍着桌子說﹐「就憑這一條﹐趙紫陽就應該審判﹐鮑彤就應該判死刑﹗什麼‘三所一會’﹐趙紫陽的大小艦隊﹐要抓一批﹗流放一批﹗殺一批﹗」真是殺氣騰騰。

後來﹐王芳這個講話在7月2號作為中央的一個絕密文件發到了正省軍級﹐也就是說一個省﹑一個軍只有一份﹐所有用過索羅斯基金會的錢的個人﹑項目和組織全部都受到審查。當時﹐如果人們注意中國官方報紙的話﹐趙紫陽的罪名除了「支持動亂分裂黨」﹐又加了一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到了十月份以後又突然不見了。這裡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其實所謂的趙紫陽「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指的「索羅斯基金會」這件事情。

89年7月22日﹐我在巴黎﹐一個朋友哭着告訴了我這個消息﹐說「老陳﹐你一定要救鮑彤一命。如果共產黨真把鮑彤殺了﹐將來就是平反也沒有意義了。」我聽了以後非常着急﹐就悄悄地來到了美國﹐8月1日下午到晚上﹐我在索羅斯家跟他談了5個半小時﹐我把當時中國89年發生的運動﹐為什么會發生啊﹐中間的過程啊﹐以及趙紫陽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鬥爭啊﹐詳細地述說了一遍。他聽完後掉着眼淚摟着我說﹕「英雄啊﹐英雄啊﹗」我說﹐「英雄不是我﹐是那些死在天安門廣場的年青的學生和市民﹐是趙紫陽﹐是鮑彤﹐是王維林﹗」他說﹐「你需要我做些什麼﹖」我就跟他講了王芳的這個講話﹐以及中共在追查用過「索羅斯基金」的個人﹑項目和組織﹐並誣陷趙紫陽﹑鮑彤和一批人。所以﹐我希望你給鄧小平寫一封信﹐把副本給江澤民﹐說明基金會的事兒。他說﹐這信怎麼寫呢﹖我說﹐我建議你寫三個問題﹕第一﹐就是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基金會﹔第二﹐這個基金會做了什麼事情﹔第三﹐基金會的基金是從哪兒來的。最後﹐希望你說明﹐既然資金是你的﹐你可以請北京派人來查錢是不是你的。同時你也可以表示﹐願意到北京去談這件事情。並把這件事在美國著名媒體上透露。我說﹐你這封信去了之後呢﹐可以證明你這個錢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你建立基金會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國改革成功﹐成為一個開放的﹑平等的社會。這樣做﹐可能會制止中共對趙紫陽﹑鮑彤的進一步陷害﹐這個問題也就緩解了。

我回到法國後﹐索羅斯把他起草的信給我傳了過來﹐我又提了若干修改意見﹐後來就發出去了。89年8月17日﹐我又一次見到索羅斯﹐他告訴我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給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信已經發出去了。第二﹐他找了《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讓他們把這事兒公諸于眾。第三﹐派他的法律顧問科恩去北京﹐跟他們直接談這件事。我向他表達了深切的感謝。

這個信的副本﹐我也通過朋友給國內帶了幾份﹐後來這封信在一份中國的內部文件「內部參考」上登出來了。這對王芳等人的謊言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因此﹐對鮑彤處死和對趙紫陽秘密審判的罪名都不成立了。所以到10月份﹐對趙紫陽的所謂的「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提法又不說了。

「六四」以後﹐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的趙紫陽專案組﹐當時查他的五個問題﹐兩年之後﹐王任重什麼也沒查出來﹐最後鄧小平生了氣﹐王任重覺得很委屈﹐後來就死了。趙紫陽說「任重同志﹐在我的問題上還是說了公道話的。」

索羅斯基金這件事﹐他們想給趙紫陽﹑鮑彤搞栽贓陷害﹐企圖把他打成裡通外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背後的涵義就是當了帝國主義的幫凶和走狗。這樣的一個陰謀就破產了。

記者﹕請問您當時擔任什麼職務﹖

陳一諮先生﹕我原來擔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組長﹐國務院中國農村發展中心理事。84年以後﹐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86年9月以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秘書長﹐後來又兼任「索羅斯基金會」中方主席。

記者﹕請問索羅斯信的大致內容﹐您還記得嗎﹖

陳一諮先生﹕他說﹕「第一﹑我在中國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為十一億人過上開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榮的生活﹔第二﹑基金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公開的﹐所有的項目也是公開的﹐沒有任何顛覆內容﹔第三﹑基金會的錢﹐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證明﹐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係。」他強調﹕「我願意接受鄧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國來查我的這些東西﹐我也願意到中國去﹔如果你們繼續改革開放政策的話﹐我還願意繼續提供資助。」

記者﹕索羅斯先生會說中文嗎﹖

陳一諮先生﹕他不會說中文。當時有一個朋友給我翻譯。

記者﹕索羅斯的信怎麼上了「內參」呢﹖

陳一諮先生﹕這個詳細情況我就不清楚了。究竟是索羅斯的信被有的朋友直接看到了上到「內參」了呢﹐還是我通過朋友傳回去的幾封信被朋友上到「內參」上了呢﹐具體就不清楚了。或者有一種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索羅斯讓《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把這封信刊出了﹐新華社從《華盛頓郵報》上轉發的。因為一般中共對《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重要消息﹐都會上「內參」。象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也有可能是把《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編譯過去了。因為這是後來朋友告訴我的﹐我並沒有看到「內參」。

記者﹕您覺得上「內參」這件事是否是個很重要的環節﹖

陳一諮先生﹕對﹐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因為這個「內部參考」呢﹐應該說是地師級以上的人都是能夠看到的。許多人看到後﹐李鵬﹑王震等人就沒辦法再繼續栽贓陷害了。

記者﹕索羅斯的信﹐鄧小平應該看到了吧﹖

陳一諮先生﹕那我想他應該是看到了。因為他這封信是直接給鄧小平的﹐它的副本是給江澤民的。

記者﹕這個事情鄧小平說了什麼話了嗎﹖

陳一諮先生﹕那我就不知道了。要說起這件事兒﹐在1988年的時候﹐當時趙紫陽有一個秘書﹐曾經找我﹐讓我再寫一份「索羅斯基金會」的材料。我說﹐我已經寫過兩次了﹐為什麼還要寫﹖他說﹐鄧小平要。為什麼呢﹖實際上當時已經有人進讒言﹐在挑撥鄧小平和趙紫陽之間的關係﹐而且就想拿這個問題作文章了。

早在1987年7月﹐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給趙紫陽寫了報告﹐說索羅斯是個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動亂﹐而基金會的這些人跟反動分子有聯絡。但是在這個報告上﹐他還沒有點我的名字。趙紫陽見到這個報告後﹐就說﹐既然是這麼個情況﹐體改所就和「索羅斯基金會」脫鉤吧。

我看到趙紫陽轉來的這個報告後﹐大吃一驚。立即找到朱嘉明和李湘魯﹐因為當時組建這個基金會的時候﹐索羅斯是美方主席﹐我是中方主席﹐索羅斯的私人代表叫樑衡﹐我的私人代表叫李湘魯﹐李湘魯是我們體改所當時的兼職副所長﹐他曾經當過趙紫陽的秘書﹐我就請他們兩個人去做調查﹐了解究竟怎麼回事。朱嘉明就專程到了美國﹐查各種資料﹐李湘魯專程到了匈牙利﹐也查了各種資料﹐最後大家反復討論﹐用事實證明﹐索羅斯先生是相信波普哲學的﹐他對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看法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貧富太懸殊﹐社會的不公很嚴重。他相信波普哲學﹐所以他在美國搞了一個開放社會資金會。他認為﹐一個發達的社會﹐應該是開放的﹐因為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人人才能平等﹐所以他1984年在匈牙利搞了一個基金會﹐因為他認為匈牙利的改革受到蘇聯的左右﹐改革的進展不快﹐他不滿意。後來﹐我們一起搞農村組的﹑曾經在我們農村組當副組長的何維凌﹐他到美國認識了索羅斯。通過他的介紹﹐當時由索羅斯出資﹐我們組織了一個18人的代表團﹐1986年在匈牙利做了一次訪問﹐我和索羅斯進行了兩次會談。87年10月﹐索羅斯到北京﹐我們在釣魚臺國賓館接待了索羅斯﹐並且簽署了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協議。當然這件事情﹐當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大家進行了討論﹐而且一致同意﹐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王芳給趙紫陽寫了第一個報告以後﹐87年11月又寫了第二個報告﹐這次的報告把基金會的情況說得更嚴重了﹐他沒有任何根據地誣指「基金會是受美國情報局操縱的﹐是從事顛覆活動的」。

那麼王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以前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省的公安廳廳長﹐能當上省委書記。他為什麼能當上省委書記呢﹖就是陳雲和李先念在起作用。因為陳雲和李先念﹐他們每年到了氣候好的時候﹐就到杭州吃喝玩樂﹐王芳就鞍前馬後的拍馬屁﹐儘可能滿足老人的要求。包括李先念的秘書王維澄在北京提不成副部長﹐後來王芳出了個主意﹐讓王維澄在浙江省掛個名﹐當秘書長﹐提成副部長了。王芳這種溜須拍馬讓陳雲﹑李先念很舒服﹐就把他又提到公安部當上了部長。王芳是一個很會看領導臉色辦事的人。我估計﹐王芳連着寫這兩封信﹐不一定是王芳本人的意思﹐而是那樣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要搞掉趙紫陽找的一個借口﹐只不過通過王芳的嘴說出來而已。

再一個例子﹐在87年1月﹐批判胡耀邦之後﹐當時中宣部理論局有個局長叫盧之超﹐也是非常左傾的一個人﹐他到處演講﹐說﹐「現在是批了說自由化的﹐沒有批干自由化的。」而且說「胡趙體制﹐批胡必批趙﹐不批趙就批不了胡」﹐而且當時他們還說﹐「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由經濟上的自由化引起的﹐經濟上的自由化是由人民公社的解體引起的」﹐說「陳一諮那伙人瓦解了人民公社﹐早晚得把他們幹掉」。我聽了﹐也就笑笑而已。我說﹐中國古來哪有搞改革不死人的﹐死就死了﹐只要老百姓能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也值得。其實他們是早有預謀的。所以後來到88年鄧小平搞那個物價闖關失敗後﹐很多人就進一步倒趙了。

記者﹕您剛纔談到王芳前面就打過兩次報告﹐是不是索羅斯這個事件實際上他們在「六四」之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所以說「倒趙」的行動並不只是在「六四」的時候﹐而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其實是蓄謀已久的大陰謀﹐「六四」事件只是陰謀的一次總暴露而已。

陳一諮先生﹕對﹐你說的太對了。87年1月﹐胡耀邦被逼辭去總書記之後﹐他們就開始搞趙紫陽﹐搞趙紫陽的最早的一件事情還是當時書記處研究室有一個副主任叫梅行﹐給鄧力群寫了封信﹐後來鄧力群批給胡啟立﹐胡啟力批給趙紫陽﹐那信裡寫﹕「力群同志﹐據悉﹐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福特基金會支持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我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關係密切﹐企圖影響國務院最高決策﹐這個動向值得密切注意。梅行」。趙紫陽就批給安志文和鮑彤﹐他們轉給我。我為這件事情報告﹐證明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是愛國的﹐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附上了幾十頁的資料﹐這麼一弄以後﹐調查人員去問梅行﹐梅行說「我聽說的」。後來問他聽誰說的﹐他說忘了。所以他們這種陷害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接着就是「索羅斯基金會」這事兒﹐王芳連着寫了兩封信。明顯的﹐就是要把黨內的改革力量整垮。他們在整垮胡耀邦以後﹐又在磨刀霍霍地準備搞倒趙紫陽了。

這明顯是一個陰謀。88年8月﹐王芳又第三次就「索羅斯基金會」的事兒寫信﹐這次是直接送給鄧小平的報告﹐從這一系列事實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共保守派的矛頭是對着改革開放的﹐是針對着趙紫陽來的﹐「索羅斯基金會」只不過是政治鬥爭中的一個犧牲品而已﹐這背後是有陰謀的。

記者﹕鄧小平是支持改革開放的﹐被稱為總設計師。趙紫陽這個「三所一會」是從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進行體制改革﹐那為什麼中共會對「索羅斯基金會」進行打壓呢﹖鄧小平等老人們對趙紫陽先生以及他的「三所一會」所進行的改革持何態度呢﹖

陳一諮先生﹕應該這麼說﹐鄧小平是計劃經濟的堅決的改革者﹐因為他覺得計劃經濟把中國搞得很窮﹐但是他又是一個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堅定的維護者。他並不贊成政治改革。趙紫陽給他彙報進行政治改革﹐鄧小平是從提高效率的角度﹐要搞政治改革的﹐並不是從這種體制帶來的各種根本弊端﹐象趙紫陽那樣對政治體制改革有那樣深入的思考。

至於說﹐陳雲和李先念呢﹐陳雲是反對「四人幫」搞的那些「窮過渡」那些東西﹐但陳雲是相信計劃經濟的﹐而且在改革的過程中﹐陳雲始終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就是說計劃能管的就由計劃管﹐計劃管不了的才放到市場上去。姚依林就是他的這條路線的堅定的執行者。那李先念就更不一樣了。李先念是在毛澤東搞文化革命中所有的副總理都被打倒了﹐只留下他﹐為什麼﹖因為他特別「左」﹐毛澤東看重他。剛開始農村搞包產到戶的時候﹐他是堅決反對的﹐他還一直強調「以糧為綱」﹐一直強調「農業學大寨」。到後來﹐他恨改革恨得咬牙切齒。連胡耀邦逝世﹐他都不願意參加﹐他在湖北﹐他說他要去葛州壩。而且李先念多年以來﹐當官做老爺﹐不了解民間的情況。當年搞包產到戶經濟發展了﹐很多農民豬賣不出去﹐就出現了「賣豬難」。李先念在全國農業大會上說﹕「要動員農民吃豬嘛﹗」當時全場就哄堂大笑起來﹐覺得他和晉惠帝說讓飢民吃「肉糜」沒什麼區別。

當時把89年把趙紫陽整垮的這批人﹐除了象鄧小平這樣主張經濟改革﹑反對政治改革﹐還有陳雲這樣的主張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更有李先念這樣的極左路線培養出來的反對改革的人﹐也有王震這種大老粗﹐動不動就要殺人﹐所以他才說那種蠻橫﹑野蠻的話。

記者﹕當時趙紫陽先生看到報告後如何處理的呢﹖

陳一諮先生﹕當然﹐中國留美經濟學會這件事﹐我把報告送上去後﹐趙紫陽看了﹐就讓找梅行了解情況﹐梅行說﹐他是聽說的﹐問他聽誰說的﹐他說他忘了﹐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

「索羅斯基金會」這個事兒﹐趙紫陽就讓體改所和「索羅斯基金會」脫鉤。說實話﹐上層那些陰謀活動﹐趙紫陽在當時也是無能為力﹐正象他在「叩訪富強衚衕六號」裡說的政治改革他沒有實力。就是說﹐共產黨的那個利益集團﹐是多年形成的。他為什麼說鄧小平有實力呢﹐原因就在這裡。但鄧小平有實力﹐他卻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趙紫陽沒有實力進行了﹐就會被左傾主義者或者各種既得利益者找各種把柄。

記者﹕當時趙紫陽先生所做的巨大付出的意義所在﹐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已經在推進民主。現在很多人不一定能意識到﹐沒有深刻認識他政治改革的那一部份。

陳一諮先生﹕實際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控制局面﹐就在於它控制了所有的經濟資源。我在農村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為什麼60年那麼多農民餓死﹐他們不造反呢﹖因為他們沒有了起碼的生存條件﹐這時候他們就不得不依附于一種超經濟的政治強權﹐所以﹐為什麼英國學者洛克曾經講過﹐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民主政治。就是說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礎﹐而民主政治也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逐漸完善成熟起來的。所以﹐中國一旦從經濟改革入手﹐一旦計劃經濟的口子開了之後﹐一黨專政的體制就很難維持下去了。

記者﹕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要搞陷害﹐說明他們對此非常畏懼。

陳一諮先生﹕對。我為什麼說胡錦濤在趙紫陽這件事上搞的是一種法西斯的傾向﹐就是因為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控制人們各種自發的悼念活動﹐這只有法西斯國家才會出現。而且他所用的手段比斯大林﹑希特勒應該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我認為﹐他這種東西是維持不下去的﹐為什麼我說他是共產極權的回光返照呢﹖他只能短期地維持﹐他這樣做只會引起民眾更大的反感﹐包括共產黨裡面有良知的﹑有正義感的﹑希望中國真正走向繁榮富強的人﹐都會對他不滿意的。

胡錦濤上臺後用意識形態導向執政﹐學古巴﹑學朝鮮﹑強調毛﹐但實際上中國這個社會已經變化得很厲害了﹐利益已經開始多元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集團需要的實用主義一定會取代胡錦濤這種意識形態導向的決策﹐而且意識形態導向維持不住的時候﹐他也會變成實用主義導向的決策。另外﹐我們看到中共對官方輿論空間控制得非常嚴。但是隨着民營經濟的發展﹑社會多元化的出現﹐社會輿論空間在急劇地擴大﹐所以官方輿論空間雖然一時能控制得很厲害﹐但社會輿論空間的擴大是壓不住的﹐早晚會沖開各種缺口。

時代不一樣了。中共當局也不可能象毛澤東那樣關起門來打狗﹐把你往死裡整。而且﹐象伊拉克﹐象我們週邊的許多國家﹐都開始走向民主﹐那中國的壓力當然會很大。如果不順應這種人心所向﹐順應這種潮流﹐是維持不下去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說﹐趙紫陽用他自由的靈魂再一次喚醒國人﹐來共同叩擊中國民主的大門。隨着人們對趙紫陽紀念的深入﹐覺醒的人們會越來越多。所以我們才要成立一個趙紫陽基金會﹐目的就是「紀念趙紫陽﹐推動民主化」。(//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