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自由的哲學：答弟子八問（答六）
【大紀元2月1日訊】問六：
您是否覺得自己的學說也糾纏了一些語詞問題（如存在等概念）？
答六：
語詞是今天的文字文明所無法擺脫的癥結。當你試圖進行表述，試圖想讓人能夠有所讀懂，你就必須糾纏一些詞語問題。甚至，今天關於哲學的創造，幾乎等於了關於詞語的創造；在這種創造中，形成了一波波詞語的時髦。詞語——這種形式本身——演變成了具有龐雜內容的實在，堆積起了一個詞語的宇宙。一些哲學教授，以及一些哲學化的教授，雖然在哲學的創造方面是那麼地愚鈍，愚鈍到不能學、不可教、不必議的地步，卻掌握著製造詞語的話語權，並製造著詞語，實在想不出什麼名堂，可以把杯子說成小鍋子，把鍋子說成大杯子，在權威的光環籠罩下的人們，竟然能領會出無限的意思，也不得不領會出許多意思，為這種製造瘋狂。
今天，當人們一想到哲學，眼前呈現出的便是堆疊著的經典，是由無數詞語構成並由哲學教授們進行詮釋的龐雜體系。雖然經典中蘊藏著許多天真、自由，但語詞的糾纏誘導人們忘記了天真、自由的哲學的存在。這是哲學的墮落，又是哲學的輝煌。在詞語的遊戲中，哲學幾乎失去了自己，但詞語的遊戲又使哲學獲得了空前偉大的形式，捕捉著所有的現象並滲透到了所有的領域，通過各種方式印刻到了每一個人的大腦當中。墮落中輝煌，輝煌中墮落——這是哲學自己不能左右的命運。
哲學——要是能夠不用這個詞該多好——是心的。它是我們的全部精神。它貫透在我們的每一根神經和每一個細胞當中，它就是我們的生命本身。因此，哲學是我們活著的生命，是我們全部的行為。所有真正的哲學家，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融入哲學並把生命與哲學化為一體的哲學人，或哲人；他是活著的，活著的時候也是死了，他本無所謂生死，他是永恆。因此，哲學不需要敍述，或者說敍述本不是哲學的必要。盜火的普路米修斯，逐日的誇父，——再也沒有什麼哲學比這更哲學了。火刑場上的蘇格拉底，品嘗著弟子奉獻的幹肉的孔子，站在地中海岸眺望理想國的柏拉圖，做著蝴蝶夢的莊周，十字架上的耶酥，菩提樹下的釋迦牟尼，——這就是哲學。
但是，哲學作為一種文明註定了要學科化，而學科化一定要書面表述化；這是文明的必然，雖然文明也有前文字文明，並不由文字發明了才誕生文明。
語言（口語）是行為的一種基本方式。心由言發，言由心生。但心言之間並不全然一致，也不可能全然一致。心言之間一致的程度，受著表達能力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剛性的，即表達能力限制了語言表達意思的最大可能。但語言所具有的意思又經常會突破心中意思的範圍。心中意思是心中明確的意思，然而心中不僅只有明確的意思，也還有著不明確的“意思”，有著表意識所不自知的潛意識、前意識、潛情欲、前情欲，即使表意識、表情欲，也並不等於意志能夠實現有序的控制，因此，內心的“無序”經常會自然地呈現為“無序”的語言，使語言所具有的意思甚至徹底背反心中的意思。心言之間，言既是心象，又不盡是心象。
語言對意思表達準確性、完整性的保證，唯一的根據是話語的實踐。這種實踐包括心、表達、語言三個方面。心的實踐是內向的功夫，這種功夫的基點是內省，所趨向的是明白與不明白。表達的實踐是外向的功夫，這種功夫的基點是訓練，所達到的是能力。話語的實踐是外在的行為，是重複著的表達。全部的實踐是意志的實踐，因此，從外在的角度說，語言是重複表達著的意志，或意志的重複表達。這種重複是消耗生命力的過程，因此，就語言的外在而言，必然就要追求效率性。對效率性的追求從話語主體來說，可能不得不放棄或暫時放棄自己語言的被理解，而以被記憶、被模仿、被記錄為直接的功利目標。這樣，由於語言的被記憶、被模仿、被記錄，就有了一種可能，即語言不再需要重複，語言的表達僅僅就是一次表達。
由於語言成了一次表達的語言，因此，反過來，實踐也就有了功利性傾向，不僅表達不再重複，功夫的養成和堅持也被忽略，語言呈現出了一種武斷性，這種武斷性就是語言的膚淺化。因此，當語言表達的物件越多，語言被記憶、被模仿、被記錄的概率就越大，語言的表達就越不需要進行重複，就越會具有武斷的和膚淺的傾向；當文字這一記錄語言（口語）的最便捷、最自然、最經濟的工具發明，語言的武斷和膚淺也就獲得了最便捷、最自然、最經濟的工具基礎；當現代發明了幾乎可以即時傳達給所有人的攝錄語言和語言者的音像體系，語言的武斷和膚淺程度也就超過了以往全部的文字文明史。
語言作為一種行為方式，是活的語言。但是，當把語言僅僅看做語言（口語），語言就被狹隘化作了孤立的語言（口語）。語言包括著三個方面：口語，動作，表情。同時，所有的語言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表達的。因此，語言的全部意思，並不僅僅體現在話語當中，而是在一定語境中聯繫著動作和表情的具有聲調、音節、韻律等的話語的總合。從這個角度說，如果不是為了掌握可能比較方便于解讀一種語言的工具，不是為了強迫別人如何說話，最無用、最荒唐的一門學科便數語法學了。
最糟糕的莫過於中國的語法學家，他們實在找不到更多吃飯的地方，就借助於國家的力量，蠻橫地做起了壓迫中國孩子自然語言天賦的暴君，逼迫孩子們不去天真地說話、快樂地閱讀，卻陷在語法學黑暗的地獄裏埋頭勾劃什麼主、謂、賓、定、狀、補；他們耗盡了孩子們的天性和腦髓，實在是些把孩子當飯吃的吃人的傢伙。語法學家，以及把語言僅僅當作語言的傳統的語言學家，他們的全部癥結在於無法解決語言之外的意思表達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不知道語言不是意思表達過程中孤立的方式，更不知道和不能解決不說也是一種語言方式——沒有話語也是一種意思表達。語言的這種特性，正是一些最早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老子（《老子》主要是後人的作品）、孔子等人沈默多於表述、表述多於著述的基本原因之一，正是中國禪的重要根源之一所在。
在今天這個以文本為基礎的哲學學科對哲學進行壟斷的時代，在這個不得不在書面糾纏範疇、命題、演繹等的時代，更在流行著把哲學簡單地原理化並把這些原理作為庸俗的統治工具的今天的中國，任何哲學家都已經無法擺脫這種時代的約束。但對嚴肅的哲學家、思想家來說，必須要提醒自己的是：這不是哲學的全部。哲學是這樣一門學科：它永遠必須從蘇格拉底、老子等的起點甚至更原初的起點重新起步。哲學應該從甲骨文、鍥型文、聖書體、瑪雅象形文字、荷馬史詩的起點重新起步，應該從遠古智人的石器重新起步，應該從北京猿人的火堆重新起步，應該從古猿的牙齒重新起步。
哲學是這樣一門學科：它永遠必須以今天所發生、進行著的一切為起點重新起步。哲學應該從每天的太陽、月亮重新起步，應該從田野裏的農民和城市街道的人流重新起步，應該從每天的油鹽醬醋重新起步，應該從床第間的呻吟重新起步。哲學就是這樣一門最原始也最年青的學科，是永遠天真、自由的學科。哲學的全部魅力在於：哲學是門永遠要說、永遠說不清楚、最好不說、終究不能說的學科。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內省著的功夫和觀照過程本身更哲學的哲學了！
但是，語言的文字記錄以及這些記錄所構成的文本，註定了哲學的發展將形成一條限制自己天真和自由本性的道路，並在這條道路上使自己的身軀越來越龐大，有如在泥濘中越滾越大的沉墮的泥球。由於記錄，語言，就忘卻了自己作為口語的本來面目，而以為了自己就是書面所堆積著的那些文字。經過記錄，語言被抽出了它的情景，割裂了它與動作、表情的聯繫，成為完全孤立的語言。不僅如此，它的豐富的聲調、音節、韻律都在標準化了的符號中失去，成為一堆近乎死亡了的符號體系，從而不得不再通過一種標準化了的教育，培育出人們的複讀能力以解決這些符號的重新語言化，但這種複讀了的語言不僅已經標準化，而且將由於讀者的諸方面差異而發生彼此間的天壤之別，更與原本被記錄的語言本身相去不知幾萬里。
既然語言被記錄著，並且，這種記錄已經成為文明的必要，就不僅不得不被記錄著，而且也要進行著記錄，說話者——哲學家——就必須改造自己的語言。他必須使自己遵循文字的全部規則，內化為自己的內省和表達功夫，按照標準化的語言進行思維和說話，以使自己的語言與文字達到最大可能的一致。哲學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第一次完成了它的標準化。但是，即使對那些渴望進行言說的哲學家來說，這一標準化也是極其痛苦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扼殺了他說話的靈動和語言的生動性，更是在標準化中標準化了他的完整意思，有可能從根本上違背或顛覆了他的意志。
因此，僅僅這一原因，就使一些最早的哲學家們更願意述而不作，即使以後淪陷在了文本中的哲學家們，也會經常產生進行言說的偏好，特別是宗教思想家們更多會偏好說經而不是寫經。然而，既然說了，就仍然可能會被記錄。文字一當形成，隨著它的傳播，記錄就是越來越經常、越來越普遍的事情。而與人說話的行為本身，就是說話的哲學家傳播自己思想的行為，因此，哲學家就處在了記錄與不記錄的痛苦當中。
一些最初的哲學家仍然希望保守自己的天真和自由，堅持了僅僅說話的立場，但他們終究是被記錄著；他們本人以說話進行傳播，他們的弟子和聽眾則通過記錄採用了文本的傳播方式。這些最初的文本——被記錄的文本——當然給後來的哲學家們以閱讀的快樂，但也帶來了不盡的痛苦。即使假設文本是完整的，文本是否完整記錄了思想？是否參以了記錄者自己的思想？等等，不管文本的研究達到什麼程度，都將是永遠的天問。這種情況強化了傳播思想的哲學家們一個永恆苦難：是自己著述還是被記錄？
因此，在文本的時代，任何一個真正的哲學創造家都會陷在這樣的苦難當中：說話還是不說話？怎麼說話？被記錄還是著述？怎麼著述？但是，苦難之處恰是幸福之處，他一當做出選擇並予以實行，就會在痛苦中被崇高的快樂所包圍。當他選擇了不說話，他就得到了更內省的和在內省中獲得明白的快樂。當他選擇了說話，一當說了，不管他說了什麼，總是意味著一種從功夫外在化提升了的明白境界，而明白——不管明白到什麼程度——總是非常快樂的，甚至是最令哲學家的靈魂快樂的事，因為，這種明白是內在明白與外在明白的統一，是比內在明白更完整了的明白。
哲學家的天真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哲學家的明白總是自己方式的明白，在明白過程中他採用的是自己的話語方式，因此，既然說話了，就是在表達中進行著傳播，哲學家此時僅僅自己明白仍然不能達到傳播的目的，他不得不使自己說話的物件有所明白。他無法保證對象完全明白，他也可能沒有使物件達到完全明白的念頭，但他必須使物件有所明白，至少，要明白他的語詞形式。他必須選擇語詞。當他選擇了能夠使物件有所明白的語詞，並使對方聽了後表達出了有所明白，這是快樂的。
有所明白的物件進行記錄，如果這種記錄正是哲學家希望他記錄的，這是快樂的；但經常的事情是，正因為物件有所不明白或其他的原因，被記錄形成的更是痛苦的感受。因此，傳播思想的哲學家更會進行著述，即由自己本人進行記錄。如果著述僅僅是自己記錄自己所說的話語，雖然也是件快樂的事情，但也是件無奈的痛苦。著述真正的快樂在於，它跳過了說話、怎麼說話的過程，把內心的思想直接轉化為了文字，在這一過程中凝聚了哲學家自己明白與使人（設定的物件）有所明白的全部快樂。
語詞的選擇，這是件太痛苦的事。一切的語詞都是標準的，一切的語詞都是非標準的。文字學家和語言學家們竭盡腦力地解釋文字形式和涵義，但文字的形式終究是一種習慣，詞義終究是一個大概，所謂標準既是暫時的，也是模糊的，因而終究是非標準的。標準，所以文字是可用的；非標準，所以文字是活的，是可以持續被用的。最早的哲學家是幸福的，他們不必受語詞過於標準化的束縛，更可以在語詞的模糊態中縱橫。但他們的縱橫卻造就了一種標準，成為了後人的精神枷鎖。哲學越是學科化，越是作為學科發展，歷史越長，積累越多，語詞的精神枷鎖也就越牢固。
但是，這種枷鎖化又走向了它的反面，枷鎖的牢固化也促進了學派之間語詞的差異。全部的哲學，其擁有的語詞是那麼多樣，並形成了那麼多不同的體系。於是哲學家們就不得不在兩種態度間彷徨：或者遵循某種體系的語詞規則，或者打破某種語詞體系的約束，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地使用語詞。總地來說，天真、自由的本性總是會促動哲學家更按照自己的意思使用語詞。但是，歸根結底，不管哲學家是如何使用語詞，他都是在他的時代並按照自己的個性使用著語詞。
一流的哲學創造家總是會在他的時代創造語詞。雖然哲學創造家不得不使用他所在哲學文化系統和所在時代的那些語詞，但這些語詞已經不足以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他的意思已經必須要用新的語詞進行表達，他也創造了這種新的語詞，並且予以了恰當的使用。二流的哲學創造家雖然並沒有創造語詞，但他熟練地運用了已經有的語詞，從自己的立場賦予了這些語詞新的意義，使它們成為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活體。三流的哲學創造家總是試圖成為一流的哲學創造家，雖然思想活躍，靈光閃耀，但只能生硬地使用已有的語詞，並忙於編造新的語詞。三流的哲學創造家總是能夠比較多地萌生，通常也是哲學創造家誕生的第一步，但他們大多不能衝破哲學知識家們嚴肅的攔截，只能在幼稚狀態時就夭折，或者在平庸的哲學知識家的教導下喪失自己天才的感悟和靈氣，轉而成為一名平庸的哲學知識家。
哲學知識家對三流哲學創造家的攔截雖然扼殺了許多天才的萌芽，但也是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得到扎實進步的必要。無論是一流哲學創造家還是二流哲學創造家的誕生，都是哲學進步的重大事件，他的卓越或偉大必須由苦難培育。永遠不要僅僅用通常的模式去研究和理解真正的哲學創造家（一流的和二流的哲學創造家），不管他們使用著怎樣的語詞，他們的語詞總是他們自己的，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使用著語詞。
一流的哲學知識家不僅通曉他所處哲學文化系統或他所崇信的哲學派別的全部知識和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對哲學創造家的創造有著敏銳的識別力，能夠比較全面、深刻地認識到其意義，即使面對邏輯十分混亂的、幼稚狂妄的三流哲學創造家，他也能夠敏感地從一堆亂沙中看到閃光的金子，他也可以從其他學科的進展中及時發現和提煉出關於哲學的意義。就象一個時代難以誕生出真正的哲學創造家一樣，一個時代也不容易誕生出一流的哲學知識家。
一流的哲學知識家總是所處時代哲學學科的榮耀和幸運；一般來說，也是這個時代哲學創造家的幸運，儘管可能遇到的命運是受到無情的批判。二流哲學知識家是所處時代哲學學科的光榮，他們是些非常塌實的研究家和教育家，通曉所處哲學文化系統、某個哲學流派或某個國別、時代哲學的全部知識和精神，準確地掌握相關範疇、命題的內涵和關係，雖然他們可能會迎合某種潮流，但始終堅守著哲學學說的本來面目和淵源。三流的哲學知識家只能膚淺地掌握哲學體系和知識，更多地從字面上理解哲學語詞，習慣於對哲學流派和觀點進行正確的或錯誤的、準確的或不準確的、有用的或沒用的、進步的或不進步的、好的或不好的之類判斷，凡是被他認可或不得不認可的哲學命題在他都具有教條的意義，並且幾乎所有的事件、言論都可以用這些教條作出直接套用的哲學提升和發揮。
中國的哲學教授中最多的就是這種平庸的三流教授，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以權威的名義普及某種哲學原理，使很多的人們知道中國竟然有難以計數的哲學院系、專業、雜誌、著作、會議，並為人們的話語提供各種哲學名義的語詞，構建起一個龐大的精神專制體系。
語詞是時代的，也是繼承的。繼承對於語言來說，是比創造更重要的一件事。語言天然是保守的，是最不可以革命的。語言一當被打破保守的體系，發生全面的革命，文化就將發生重大的斷裂和損失。而語言失去繼承，則一定意味著文化的中斷甚至終結。數十年來，從命根傷害中華文化自然延續性的致命的事件有一件，重傷的事件有三件。致命事件是大陸文字的簡體化，不論文字簡體化有多少理由，客觀上導致了中國文化發生了繁體字時代和簡體字時代的巨大斷層，導致了中華文化分裂成了海外繁體字文化和大陸簡體字文化兩個鮮明差別的部分，經過若干代人的鞏固，後果將不堪設想。
重傷的三件事件是：由官方強行推廣官頒的普通話，而不是由人們在自然的交流中自然形成現代意義的“官話”，中國大量的地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在消解中就得不到自然的繼承；從娃娃抓起的外語學習和剛性考試，中國母語文化在天然性上受到了巨大衝擊，母語文化的尊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方便的電腦寫作由於字形檔字數的有限，中國豐富的文字體系被空前簡約成了一種速食式體系。除了文字體系的速食化與外國技術的輸入有關（根本上還是自己不作為），其他都是文化的自我戕害，如此短時期裏從命根上著手的全面的自虐運動，世界史上主要民族的歷史中，不知道是否找得到類似的第二例？
對哲學的創造來說，語詞的繼承是必然的。即使文本記錄的最早哲學家們，當我們在說他們創造了最早的哲學語詞時，也必須非常清楚，至少僅僅從語詞形式而言，他們也還是以繼承為主的；在他們之前，語言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但是，當我們今天在說如何繼承、怎麼繼承時，首先指的是一般語言層面的繼承。語言繼承，這本不是個問題，當我從叫出第一聲“媽媽”的時候，當我從認識第一個字的時候，就已經非常自然地在繼承著了。
我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長大，即使已經有了古漢語與白話文的區別，母語終究還是漢語。但我們已經處在了有著分屬不同語系的多種語言的環境，漢語、英語、日語、德語、法語、俄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印度語、朝鮮語等等，哲學對語言的繼承就成了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中國人，智力亦平平，對我來說，要是終生能夠熟練掌握和運用好自己的母語這一種語言，就是件非常了不起、很艱難的成就了。永遠用我的母語思想和說話，這是我唯一能夠勉強做到的。
語言，不只是認識字和寫字，不只是用這種語言的方式說話和寫作，當中所蘊涵的靈性、覺悟和情感，絕不是語言天才以外的人所能夠達到化境的，而哲學（以及真正的文學）天然是要依賴語言的這種靈性、覺悟和情感的。土地、江河、大海、空氣、陽光、夜、色彩、血液、子宮、乳汁、聲音、情感、傳說、歷史等等，是語言的真正基礎。對我的哲學來說，除了我的母語，我不知道還有第二種語言。
一切翻譯的哲學，我並不把它當作它本來的哲學，而是把它當作漢語的哲學，是漢語的哲學知識庫中增加了新的知識、智慧和情感，是翻譯的創造或創造的翻譯，是件經濟而偉大的成就——不管我們自己怎樣創造著，翻譯總是件把全人類精神容納為我的偉大事業。我因此不會從某一個範疇的字面去簡單推斷翻譯的哲學的本來，而只會從我的母語的角度，從總體上把握它的已經作為漢語的哲學的意思和它本來所可能有的基本意思或核心意思，更會從自己的角度賦予它我的意思。
當我看到一些人不厭其煩地從語義學角度，列出一個詞所對應的古希臘單詞、英語單詞、德語單詞、法語單詞、俄語單詞等等說明其淵源和演變時，我會從三個角度為他們尋找理由：一，介紹和說明一種非哲學精神的語言知識；二，有不能直說的哲學意思而以此為方式說明；三，表明自己的有知識性。除這三個理由，我都將認為是一種知識名義的學術迂腐：既然最終所證明或說明的詞是漢字形式的詞，就只能首先是這個詞作為漢字的本身意思和使用者賦予它的意思，而不是其他。
當我去發表一篇哲學論文時要我寫一篇英語提要時，哦，就象我寫了首詩要我再用英文解釋一遍一樣，那是扼殺我的生命和靈魂，——這是英語世界自己的事，是他們借我的基礎按他們自己的方式提升他們自己智慧和情感的工作。當今世界，既然英語世界發表哲學論文不需要寫中文提要，而中文世界發表哲學論文需要寫英文提要，那就說明英語世界的哲學保持著他們身處天堂的高貴和高尚，而中文世界的哲學則已經墮落在地獄，齷齪、卑鄙、低賤到了閻王要命令小鬼按在油鍋中一直煎熬、不讓出鍋的地步。
天真、自由的哲學對語言的繼承，就是繼承自己母語的全部精神並賦予它新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形式上，就是使母語不僅活著，而且以青春的方式活著。哲學的精神與詩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詩是語言的全部藝術，是從肉體細胞和靈魂深處發出的、在全部感性基礎上由悟性穿透的純粹理性，這同樣也是哲學的生命本質。不要把我說的“詩”這個詞與一定形式的那個詩簡單混同，更不要把這個詞理解成數十年來中國作為一種文字技藝、遊戲、獻媚手段的那種東西，它是人的全部感性和靈魂，是從人的生命深處發出在宇宙中回蕩的最天真、最自由的語言。
《易》是詩，《詩》是詩，《老子》是詩，《論語》是詩，《莊子》是詩，《離騷》是詩，《史記》是詩，《全唐詩》是詩，《野草》是詩，等等。當不用語詞進行表述時，我們的身體本身、音樂、繪畫、書法（一種借助于漢文字形式、使用軟筆書寫、以面的表現方式進行線條化運動的藝術）、雕塑以及全部手的工藝，以及數位體系、符號體系和公式體系，是哲學十分恰當的表述方式。當用語詞進行表述時，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詩的語言更恰當、更完美的哲學語言了？
哲學對語言的繼承總是在自己的時代的繼承。在精神上，不管繼承了什麼語詞形式，一切哲學都是時代的精神，即使某種哲學是種反動，也是在這個時代的反動，是這個時代的精神內容之一。但是形式並不僅僅是形式，它本身也是一種精神的形式。現今中國掀起了一股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哲學上，對孔子為源頭的儒家學說的提倡比較地引人注目。總地來說，這是一種中國精神試圖崛起的方式之一，其中的內容很龐雜。但是，對儒家學說的闡述在當代仍然充滿著機械主義和教條主義，從經典字面上或思想皮毛上的挖掘和生髮很容易導致形成反動。這種反動充分體現在個別人重新撿起所謂儒教旗號上。
儒家精神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非常重要的復興運動，那就是唐、宋古文運動，這場運動對唐、宋兩朝的輝煌有著偉大的意義，是中國古代的“文藝復興”。但是，道統也固定和強化了儒家的准宗教性，徹底閉塞了中國精神。元以後的歷史已經證明，儒教這個詞只能使中國精神走向死亡。康有為的孔教運動曾經變成一場鬧劇，今天提倡儒教更是連鬧劇也不會做成，至多將是一個笑話而已。最不值一笑的是什麼“王道”——不管怎麼竭盡腦汁地解釋這個詞的意思，僅僅“王”這個字就已經註定了所謂“王道”的時代性謬誤。中國需要文化保守，而且從對人類文化更多貢獻的角度也必須進行文化保守，但保守並不是保守到什麼儒教、王道上去。
仁的思想並不是孔子獨創的思想，孔子的仁僅僅是中國仁的思想的一個流派；仁是中國思想的基本範疇之一，為所有的流派所共有；不理解這點，反過來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內核和基礎，就不能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繼承和發揚中國精神。當然，既然在這個時代提出儒教、王道，其中也蘊涵著一種幾乎難以言傳的深刻的革命性——它們並不是簡單的保守和反動。哲學語詞的一切繼承，總是在一個時代的繼承。對中國文化流於器物層面的理解和宣揚，把中國文化精神歸結到僅僅儒家一家之說上，仰望政治權利的欲遮還羞姿態，是一種時代性的庸俗和膚淺。在這種庸俗和膚淺中，新儒家傳統並不會因此興旺，反是有了充滿危機的創痛。
對哲學的創造來說，歸根結底哲學語詞的繼承是天真的、自由的，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標準。不論使用怎樣的語詞或採用哪個流派的語詞，哲學最重要的內容是它所要表達的基本思想和所包涵的內在精神。語詞不存在什麼淘汰或不淘汰、落後或不落後、陳舊或不陳舊的問題。當有人跟我說你的語詞比較陳舊或比較時新時，我只能用微笑作答；他也許非常瞭解各種流行的學派，但他並不瞭解哲學表述方式的任意性。
當有人指責我為什麼使用那種流派的語詞時，我只能微笑作答；他並不知道方便能給我更多的自由。當有人問我是否知道羅素或海德格爾或胡塞爾或薩特或哈貝馬斯等等時，我只能微笑作答；他並不瞭解對我來說，對任何一個哲學家的語詞知道亦可，不知道亦可。不管使用什麼語詞，在哲學的球面上，站在我自己的點上，這才是最重要的——除非我走上課堂講臺，那時，我將首先放棄自己的立足點，將站到所要講解的物件的立足點上，設身處地地展開物件的精神視角，然後才可以立到自己的點上進行批評。
在語詞的使用中，再也沒有比引述更需要慎重對待的事情了。當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哲學家、哲學教授這些光輝的名稱時，最智慧的哲人只敢戰戰兢兢地記載別人的話語，他們的弟子也只敢做他們的語錄。當有了學派並有了學派的榮耀後，引述才開始濫觴。但即使這樣，在古代以至近代以至現代最偉大的著作裏，引述始終是件非常謹慎的事。在我寫這答問前的幾天，正好重讀了盧梭天才的著作《愛彌爾》，盧梭在他這本厚厚的書裏，僅僅數次提到了英國人洛克的名字，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引述介紹了洛克的觀點；書中引述了拉封丹的寓言，但基本都是全文完整的引述。
只有盧梭這樣偉大的人物才會如此慎重地引述，才會懂得引述是一個艱難的困境。引述的困境在於，被引述者的思想總是完整的思想，任何具體的觀點都有他深厚的背景和基礎，因此，引述——即使引述的動機是真誠的——即使非常認真地核對原文，也會很輕易地滑入曲解對方的惡劣泥潭。我們不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另一個人的文章全文照抄進來——如果我們想說明自己的意思的話——，而只能非常慎重地把握他的思想，在這前提下用自己的語言進行介紹，或非常精確地引述他的原文片段——但原文片段的尋找總是那麼困難，稍不留心就會用他的原話曲解他的意思。
因此，在引述氾濫的時代，總是氾濫著膚淺的哲言，總是充滿著曲解，更可能是由不良動機主導的普遍的引述陰謀。儘管中國有些哲學教授很一本正經地、很象一回事地用引述堆砌他們的論文，以炫耀自己的認真和學問以及權威性，但我絕不會注意他們喋喋不休的引述，而只會關心他們自己的意思；遺憾的是，通常不會看到他們自己有什麼真正的意思，或者他們自己的意思僅僅用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根本不需要寫什麼論文，——他們所謂的論文，不過是用引述加以連接詞拼出的一個墳堆，上面雖然長滿了綠草，裏面其實是具腐爛的死屍。
哲學，只要說和寫，就永遠是語詞，但永遠不僅僅是語詞。(//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