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地方主義與四川
【大紀元12月8日訊】 王 怡：非常感謝大家，感謝徐先生，在講之前，我想說兩句，因為徐先生的話給了我一些感動，我一直覺得中國的新聞業是理想主義者最集中的一個行業，我非常的敬佩，包括南方週末，包括《南方人物週刊》，還有其他的報刊，理想主義者的夢想，首先我覺得他們是同道的，我也表示敬佩。
因為我覺得新聞人也好，或者知識份子也好，在今天的大時代，面臨這樣的轉型，而且未來會面臨社會政治制度的轉型，在這樣的大時代，你到底要幹什麼？是幫助每個人活在真實當中，還是活在謊言當中，這就是理想主義者最起碼要做的，我上個月到瑞士參加了一個國際南北傳媒節，主題是「中國及其發展」，我參加了一個現場的辯論會，辯論會上有幾個傳統官方媒體的人士，一個是陝西省電視臺的副台長，一個是光明日報駐聯合國的首席記者，在這個辯論會上，瑞士的一家週刊的記者就問，在中國的管制和新聞限制的制度的問題，陝西電視臺的副台長說，我在中國寫什麼都是自由的，我可以隨便的寫。
我當時就很生氣，說這兩位好象不是跟我從一個地方來的，我就問他，陝北石油案的代表馮敏先先生也被抓了，你們有沒有報導過了，我怕他反悔，我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們沒有報導過。在今天我不談新聞管制的問題，這是一個事實，我談的是一個新聞人或知識份子在這樣的體制下，你當何為，你能不能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寫作的狀態和精神的狀態，你幫助大家更多一步的活在真實當中，或者更退一步的活在謊言當中，這是我尊敬《南方人物週刊》以及其他一些媒體的原因。在今天，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個起碼標準 是什麼，就是你也許不能決定、也不知道自己能夠寫什麼，但你必須知道你不能寫什麼。我當時就講了中國青年報李方辭職的事件。這就是新聞人最起碼的良知。
在這一年多以來，在《南方人物週刊》裏，他們的同事和運作裏面，我能看到真正的理想主義的氣氛，所以我很喜歡他們的刊物，這也不像給他們做廣告。
接下來我們談今天的專題，我想做今天的一個標題就是「地方主義與四川」，我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這個地方，因為這裏也是我的母校，在我的詞典裏面，地方是 一個非常美麗的詞，僅次於自由和民主，有一個歌叫「在那遙遠的地方」，在我們傳統的文化價值和制度，有一個很糟糕的東西，梁漱溟先生曾經說過，在中國個人永遠不被發現。換這個我最喜歡的詞，就是在中國地方永遠不被發現。地方這個詞，哪怕這個地方就是你伸手觸及你站立的地方，也是遙遠的地方，因為它不被發現。在這種文化的格局裏面，包括我們的情感方向是在這樣一種格局中被塑造出來的，所以我們對自己的家鄉，對生我們養我們的土地，不需要伸手就可以觸摸的土地，往往卻是遙遠的土地，往往在政治上只是被統治被管制的客體，而不是主體，是在我們的文化上被遺忘的角落，在我們的情感上也是被忽略的，以前我很不客氣的說過一些話，我說有些人自己家裏的房子被拆遷了，他不發脾氣，他聽說臺灣人要獨立了，就氣得晚上睡不著覺，這是一種什麼心理。這就是說我說的那句歌詞「在那遙遠的地方」，就是很崇敬的，很崇高的，很抽象的跟他緊密相連的地方，這是違反人性的。我理解為什麼要做四川人的專題，也可能接下來做其他的省份的專題，區分彰顯地域的人群，不是造成人群與人群之間的隔膜，而是要給大家提供一個相互感恩的機會，互相說謝謝的機會，因為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幾千年，我們還沒有相互說一聲謝謝，我們還沒有相互給予一種尊重，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所以彰顯一個人群就帶來這樣的機會。
所以說，在我的心目中，四川人要比大熊貓還要珍貴，我們保護四川人要像大熊貓一樣，保護西藏人就像保護藏羚羊一樣，不要聽說藏羚羊就流淚，聽到西藏人就覺得好髒，這是一種被扭曲的心態。四川人有一個特點，我們說「四川人是天下的鹽」，因為四川人的口味很重，辣椒吃的也很重，味精吃的也很重，但我理解什麼叫地方的口味，就是地方的意識。四川人在中國是口味最重的人群，同樣在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四川人也是地方意識最強的人，四川的地方主義最強，但是地方主義在我心中也是一個美好的詞，這個詞在很大的意義上，或者在很長的時間裏，以為是貶義詞。比如我們今天講地方保護主義，在民國初年的時候有所謂「省界意識」，也是被批判的，說是破壞大一統，破壞國家凝聚力的負面的地方意識。
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我們看巴金，最近巴金去世，很多人談到巴金思想裏早年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有兩個傾向，一個方面無政府主義與左翼的思想之間是有聯繫的，我們更多的可能是從這個方面看無政府主義，說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很多的聯繫，這也是巴金先生從早年的無政府主義最後走入共產主義的原因。但是，無政府主義和右翼思想也是有很深的關聯的，比如說反對中央集權，巴枯寧就是巴金的巴，他在反對中央集權上是最激烈的，他是思想史上對中央集權進行了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之一。無政府主義我們有很多的誤解，在我們這裏也是一個徹底的貶義詞，以為無政府主義的狀態就是混亂的，意味著無序的狀態，但是無政府主義提倡的是完全是社區自治，群龍無首的狀態，所以在民國初年的時候，我們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後，是聯省自治的狀態，四川和湖南是兩個聯省自治中最重要的省份。我沒有找到巴金對這個問題的資料，當時絕大部分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人，也幾乎都是主張地方自治、反對中央集權的。
在我們的情感當中，重新去發現一個地方，重新建立、建設一個地方，所以我們知道辛亥革命的起源是四川的保路運動，前一段時間我非常希望到廣安去看看，因為廣安有四川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人物，是誰呢，不是鄧小平，而是蒲殿俊，他是第一任四川的都督，也是四川保路會的會長，是四川諮議局的議長。他是四川兩千年的歷史上，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四川人自己推選出來的四川人的領袖。他是一個文人，他早年從日本留學回來，他和羅倫、張瀾就是我們川大的老校長，一起搞保路運動，這些人領導了四川的保路運動，也領導了四川的地方自治運動，最後在1911年的10月 7日，當時我們知道四川的總督，被稱為屠戶的趙爾豐，他在10月7日宣佈了宣示四川獨立書，上面說，「自今日之後，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這是多少年來四川最偉大的一天，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四川重新被發現了。保路運動的實質，辛亥革命的實質，我們以前更多的是從滿漢之間，就是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辛亥革命，或者從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漢族人推翻異族的統治，從這兩個角度理解。
從保路運動理解辛亥革命，還有第三個意思， 在以前其實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義，革命的實質就是地方主義反抗中央集權。我們知道在清朝的末年，地方的督撫，地方的勢力開始做大，1905年清朝派了幾個人考察西方的立憲制度，回來後建議三件事情，其中一個事情就是建立地方自治，在這之後各個省諮議局，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後，從大清國裏面獨 立出來，留待一個統一的中國的中央政府的成立，這個是整個辛亥革命的一個實質，在整個的過程裏面，四川處於非常核心的地位，保路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第一場大 規模的維權運動，第一個是反對中央集權，當時他們就提出，川人治川的口號，第二是反對國有化，朝廷把籌資興辦的鐵路國有化，四川人站出來，捍衛私有財產權。地方主義和反對中央集權的運動，這個運動在全國各省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地方主義的興起。
據說我們在幾十年前已經有了一個新中國。清末民初的時候，各省有很多刊物，叫做新四川、新廣東、新湖南等等。在我的理解裏，沒有一個新四川，怎麼可能有一個新中國？他們當時發現，你如果要愛國的話，你首先要愛自己的家鄉，你首先要有一個新的四川，新的成都，你將來才可能有新的中國，這是當時提出的地方主義新的路徑，愛你身邊的人，所以我有一個非常頑固的看法，因為我是一個地方主義者，我也是一個四川主義者，我覺得我的家鄉如果不是一個共和的狀態，我的國家就不可能是一個共和的狀態，四川如果不是一個民主的四川，中國就一定不會是一個民主的中國，四川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被彰顯出來，中國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顯出來，這是我非常堅固的看法，梁啟超在清末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國自古以來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我們以前只知道有朝廷，把我所喜歡的地方這個詞帶進來也是一樣的。中國人自古以來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地方。地方主義就是擴大的個人主義，胡適先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曾經對學生們這樣講過，你們為自己爭人格就是為國家爭國格，他說這個世界就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把自己先救出來，讓自己首先活在真實當中，對於新聞人和知識份子來說，也幫助別人生活在真實當中。
為四川、為成都、為綿陽爭奪獨立的品格，文化上的品格，情感上的品格，政治上的品格，就是在為國家爭品格，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非常尊敬我的家鄉，非常尊敬四川在它的歷史上所湧現出來的一系列的人物，包括在刊物當中大家可以看到，列舉了從古到今的人物，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稱之為四川人或者成都人，再大一點被稱之為中國人，共同體實際就是品牌的延伸，就是大家共用一個品牌，大家共用一個稱呼，我願意和別人分享同一個稱呼，叫四川人，或者四川大學的學生，都是共同的稱呼，共同的稱呼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榮譽可以低成本的複製、傳遞到你的身上來。但恥辱也會低成本的傳遞過來。比如說前些年，深圳曾經 出現了這樣一個標語，嚴厲打擊河南詐騙集團，河南人就很不高興了，河南人說這是對我們的歧視，河南就出了一本書「河南人惹誰了」，這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共同 體，但是有一些共同體、政治的共同體，可以是自願選擇和締結的共同體，你生在這個共同體中，你就要承擔它的羞辱。
在前年廣東有公司招聘，明確講四川人不要，極大的傷害了四川人的自尊心，有幾個民工認為這是歧視，侵害了他的憲法平等權，有幾個律師到廣東去幫助他們打官司，說這是歧視。是不是歧視可以討論，但另一個方面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講，共同體是什麼意思？就是你願意分擔羞恥的，你與別人共用一個稱呼的共同體，在這樣的觀念上，你是否願意被稱為一個四川人，或者什麼樣的人能在一起被稱為四川人，進而你願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中國人這個稱呼？這裏面我就看到，從我的腳下，從個人主義和擴大的個人主義，就是地方主義，再到國家主義，我認為，如果我不是一個四川人，我就不是一個中國人，如果我做不好一個四川人，如果我不是一個有鹽有味的四川人，我做四川人就做得沒有味道。這是四川人地方主義的一個特點，因為四川有一句話，很多人經常引用這句話，四川是「天下已亂蜀未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因為在統治者看來，四川是出刁民的地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有非常重要的兩點，第一點是道家文化的，因為四川是道家文化的發源地。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邊緣的人物，有將近一半都出在四川，四川傳統的文人，比如說李白，李白的氣質，李白在詩歌中所體現的氣質就是道家的氣質，就是逍遙，四川人現在也很逍遙，我坐在三輪車上很有體會，你少給他一塊錢，他寧願在那裏打撲克牌也不理你，四川人也想掙錢，但是四川人也想曬太陽，就是要坐茶館，四川人在這兩者之間要有一個平衡，所以在今天這樣高歌猛進的時代。這樣一種中庸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品格，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被原諒，能不能理直氣壯？會不會被淘汰，這是對四川人的一個考驗。
前段四川人物週刊有一個攝影記者過來，說你們四川人的電梯要比我們上海慢，到了門還老是不開，是不是你們故意調成那個樣子的，讓我著急死了。我前段時間 看到臺灣有一個記者，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說不可思議的成都人，成都人起的最晚，最喜歡睡懶覺，走路最慢。錢很少，活的也很滋潤，這裏面有逍遙的理想，這個逍遙的理想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講，四川是活在儒家文化圈的邊緣，四川的知識份子，從歷史上一路數下來，四川的文化人，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 四川基本上不出聖人，山東出聖人，最大的聖人和最大的盜賊都出在山東。但四川的文化人基本都是怪才、鬼才，異端。都像李白、蘇東坡這樣的，都是要打倒孔家店，要寫厚黑學的。這是中國傳統道家的精神，對蘇東坡來講，東坡肘子是最重要的，立功立言立德不是最重要的。這是四川文化人的特點，就是求逍遙求自在。
在傳統的儒家的中國圈裏面，當然我們要區分一點，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國內的自由主義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家的精神類似於自由主義的狀態，很自由，比如逍遙。但這裏面有很大的區分，道家的逍遙絕不等於今天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因為道家的逍遙是不與任何人合作的，因為第一他看穿了傳統儒家和皇權專制樹立起來的宏大敍事，他不願意參與，不願意作為人生最重大的理想，所以他才回到逍遙的狀態。
逍遙就是無所待，大鵬展翅，但沒有大風就飛不了， 還是有所依賴，四川傳統的文化品格所追求的逍遙就是這樣，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也看不到人與人之間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所以莊子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他也看不到兩條魚，三條魚怎樣在一起創造一個共同體，共同體當中的自由生活，他看不到，所以這是逍遙。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所以四川人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我認為是後逍遙，前自由的狀態。我們沒有看到出路，但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在傳統來講還是非常了不起的，前逍遙後自由的狀態，很大的消解了中央集權的文化的向心力，對人的精神的壓迫力消解了，消解了傳統儒家禮儀對人性的束縛。我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人曾經分析清代中期的婚姻沖突，找到了上千例的清代中期家庭之間、婚姻之間性關係發生的各種衝突，上千個案例，按照各個省排下來，結果非常令人吃驚，四川的文化品格在裏面非常的典 型，它列舉了幾種後果，包括婚前有性行為的，或者被強姦的，或者婚後通姦的，後果要麼被加害人打死的，要麼被家族打死的，要麼是自己上吊自殺的，各個省列下來，非常的明顯，中國從北到南死亡比例不斷的下降，山東又出聖人又出盜賊的地方，當然這只是上千個案例，有偶然性，但在山東總結的30幾個案例裏面，全部都是死的，百分之百死的。直隸也接近百分之百，南方各省都偏低，四川最低，是百分之零。我當時看到這個資料非常得驚人，傳統的儒家禮教對人性的捆綁，在四川是最低的。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人講四川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四川的男人做飯是做得最好的，生活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也不是給四川的男人做廣告。
人性在一種道家精神的影響下，有非常大的抗爭，由此我對魏明倫先生說，為什麼為潘金蓮翻案的人在四川，因為這個武松太壞了，因為四川是不出武松的。潘金蓮要是四川人，根本不會死。所以這是四川文化的品格，道家的氣質。道家的氣質是求逍遙求不到，求自由也求不到。所以我們說四川是整個中國出怪人最多的人，以前的傳統民間宗教是稱為所謂的「反動會道門」，49年取消了，50年劉伯承進了四川之後，狠狠的把四川的會道門鎮壓下去了，因為在49年以前的傳統社會，四川的會道門是最厲害的，我以前找到一個會道門的資料全編，我看到49年以前中國的各種會道門的組織幾乎有一半的總部在四川，或者發源在四川，或者會首在四川。所以劉伯承進到四川之後，四川鎮壓會道門非常的慘，也是最厲害的，最血腥的。殺了幾十萬四川人。
這幾十年也是，尤其是我老家，我老家是綿陽，整個川北是最出怪人的，我舉幾個例子，海燈法師，嚴新氣功師，在我們老家的山上修煉了好幾年。我們老家旁邊的山很有名，胡萬林也在那座 山上修煉過。一千多年前李白在那個山上也修煉了好幾年，跟著道士學劍。剛才我也提到，在49年以前，有一個人李長之寫過李白傳，他基本把李白描繪成道家人物，對李白學道的經歷，包括道家的氣質，逍遙的氣質。49年之後，他又重寫了李白傳，李白就變成愛國主義詩人了，把道家的氣質就去掉了，四川的道家氣質， 特別出這種怪力亂神的人。
也包括像牟其中這種人，要把喜馬拉雅山炸個口子的人，這也是道家帶來的影響。我們不是說道家氣質，意味著四川人很了不起，道家氣質也有負面的。就是他找不到出路。我們回過頭來說蒲殿俊，他是真的很了不起。因為四川是整個中國凹下去的一塊，我們都知道，以前有本書叫天下四川人，就是四川移民的狀況，四川兩千年的歷史，我叫做被進入的歷史，因為四川的兩千年的政治史就是被進入的歷史，最早是秦孝公入川，我們給你們送一條金牛，所以四川就把路修好了，結果人家的軍隊就進來了，所以成都現在就有一個金牛區，這是古蜀國的亡國。今天我們也看到像其他的考古，我們發現四川遠古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樣的，它有它自己獨特的發源，雖然我們說它在儒家中國的邊緣，但是最終還是納入到了儒家文化的版圖裏面，我們可以數一數。不管是秦孝公入川、還是諸葛亮入川、滿清人入川，蒙古人入川，還是國民黨入川、共產黨入川，每一次來了就殺人。四川人兩千年的歷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曆史。四川人對你來講是什麼概念？我剛才講是客體，在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當中，四川是一個客體，我們說地方永不被發現，49年以前，整個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理解是地方主義的興起，最早在檀香山最早成立興中會的時候，宗旨裏面寫的是要建立合眾國，就是聯邦共和，到辛亥革命之後，武昌起義之後，18個省宣佈獨立，在宣佈獨立的通電裏面，提出的政治理想都是聯邦共和。在整個30年間就是聯邦共和的理想，讓地方重新成為一個地方，然後我們聯省自治，20年代到30 年代，四川和廣東、湖南，這場運動中的三個重鎮，湖南是鬧的最厲害的，早在戊戌變法的時候，梁啟超就給陳寶箴寫信，建議湖南自治。說如果天下的局勢都敗壞不可收拾，中國可以聯省自治，重新構建一個新的國家，當時就這樣的提出。四川在政治上主要是一個被進入的地方，譬如湖南是一個輸出革命的地方。不同的省有 不同的文化品格。到了20年代聯省自治的運動當中，湖南是全國第一個頒佈出湖南省憲法的地方，當時的省憲制度。四川比較晚，但是四川沒有成功，所有的川軍將領發佈了一個四川自治公約，因為北洋政府不斷的抑制，國家政府很腐敗。四川人就站出來自治，這也是北洋政府感到最頭痛的。
到了 1921年，是全國聯省自治運動，也是四川自治運動的高峰，這一年川軍將領也有一個通告，說中華民國中央統一合法政府未成立之前，四川實行完全的自治，不受外力的干涉。誰違背諾言，全川軍民共擊之。到10月份的時候，就推出了劉湘為四川的省長，他也發佈了自治的條例，基本也是相同的原則。3月1日四川省的議會成立，發佈了正式的獨立自治的的通告，四川男女平等，獨立自治，民選省長。到22年3月份的時候，四川成立了四川省憲法起草委員會，拿出了四川省憲法草案，但這個時候劉湘下臺了，楊森打過來了。四川的自治獨立運動也就從此夭折了。49年以後，我們進入了完全的中央集權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再也沒有地方了。改革20年來，個人開始覺醒，地方也開始覺醒，我把地方的崛起分成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分公司的階段，省的意思就是分公司，分公司和總公司之間的關係，分公司是沒有獨立人格的，你只是一個派出機構，最近20年的市場改革，帶來了地方的鼎盛，地方在財富上的鼎盛，在文化上也逐步鼎盛，在政治上也開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了，四川省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會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了，比如90年代建立全國統一的社保制度的時候，98年大洪水以後要求四川省退耕還林的時候，地方政府也會要價。這個時候就慢慢過渡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子公司的階段，子公司就有獨立的人格了，中國若是一個集團，每一個省，甚至每一個省裏面的每一個市就是子公司，由中央來控股的獨立的法人，中央仍然是控股股東，我們今天實際上就處在這樣的階段，所以中央在某些問題上，在我們這個社會地方開始被迫的承認地方的存在了。94年分稅制改革，中央必須坐下來和地方談這個問題，中央越來越窮，地方越來越富，就談分稅制，談國稅和地稅分開，中央和地方之間，不像以前中央集權那樣完全的垂直，而是開始有了一個相對清晰的劃分。
《南方人物 週刊》做這個專題，也是在文化上去重新發現一個地方，重新構建一個地方。第三個階段仍然是子公司和公司集團之間的關係，但是反過來，不是中央控股，而是地方去控股中央，什麼叫議會，議會就是這個國家的股東大會，就是由各個地方控股中央，讓我們的權利從我們每一個人開始，在英國的法律諺語有一句話「國家的權力到我的鼻尖為止」，這是個人主義的起點，進而去發現一個地方，讓它成為不再遙遠的地方，而是成為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地方，我們的權利從這個地方往下延伸，包括我們文化上的品格，我們的情感都從這個地方去延伸。這個國家才有真正的希望。
這是我所理解的地方主義和四川的關係。「四川」這兩個字，「地方」這兩個字在我心中的意義。我們要建設新的四川，我們才有新的中國。
謝謝大家。
(11月23日上午，王怡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演講實錄。)
─《觀察》首發(//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