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賓雁拒絕作家不戰而退
【大紀元12月6日訊】
賓雁先生走了。
中國文壇痛失一位屢遭磨難卻脊樑直挺的良知，一桿土地般樸素卻利刃般尖銳的健筆，中國民間文學界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獨立中文筆會痛失第一任會長，因重病纏身而卸任之後，仍然為扶持接任的理事會而盡心盡力，為獨立中文筆會的發展做出的開拓性貢獻，獨立中文筆會不會忘記。
賓雁先生走了。
我悲憤交加！
對他的辭世，悲痛；對他無法魂歸故里，氣憤！
流亡美國近二十年的賓雁先生，他的心之所繫卻一直是故土。在遠離故土的異國他鄉，在長期與癌症病魔的糾纏中，賓雁先生是多麼渴望回歸故里，甚至不是為了他的文學和榮譽，而僅僅是為了能與兒孫們生活在一起，能在兒女的照顧下安度晚年，有閒暇再與國內的新老朋友聊聊天，他也有充分的人倫理由回家，但他最終也沒能看外孫一眼，更不能與國內的新老朋友再聚首……
從地理上看，阻隔他回歸故里的是大洋，但太平洋再浩瀚，橫跨它也只需十幾個小時。而橫在賓雁先生與故土之間的真正阻隔，則是反人性反人倫的冷血制度。
讓我不能不想起2001年12月去世的王若望先生，他與賓雁先生的經歷極為相似，三次坐牢，兩次被開除黨籍，由黨內異見者變成持不同政見者，最後因不屈從於強權的威逼利誘而客死他鄉。
我曾在悼文中寫道：人老了，且患上不治之症，總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刻，本不足為奇，甚至不足為哀──如果老人是在正常情景中走了——哪怕是名滿世界的偉大人物，也是人之常情。
老人家在垂危之際，最想要的，不是他一生榮辱的蓋棺論定，而是故土和親朋。晚年的天倫之樂，乃人生幸福之常態，臨終前讓兒孫守在身邊，更是血緣親情的應該。身患絕症的晚年賓雁先生，就曾多次要求回國，無非是希望有兒孫常伴身邊。但，就是這人之常情常態，於王若望先生和劉賓雁先生，卻是無法實現的奢望。獨裁制度之冷酷，於此可見一斑。
在中共政權之下，那些在威逼利誘面前、不為所動的良知守望者，在國內時大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最重者被殺、次之者坐牢，再次者被常年監控，再再次者飯碗被砸，再再再次者被迫流亡……而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又大都經歷過牢獄之災。流亡所要付出的大代價之一就是親情。多少人忍受著十幾年無法回來見見親人的痛苦，多少人在親人去世時無法回來奔喪，了卻最後一面的心願，因此抱憾終生！
這些凡人的感情，人人都該享受，而對於臨終前的老人來說，這是最後的也是最珍貴的心願。但是，流亡卻剝奪了這心願，絕非說一句「這是流亡的代價」，就可以自我安慰的。
賓雁先生走了。
他曾在《走出幻想》一文中自述：「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五十週年，從勉強算作它的一個外圍組織的成員算起（因為年紀太小），則已有五十五年了。」如果再加上1994－2005年的十一年，已有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間，這名老共產黨員和最著名的黨內異見作家，最好時光全部被這個殘忍的黨所吞噬。
在中國，他是歌功頌德的毛澤東時代最早敢於揭露陰暗面的文壇勇者之一，也是後毛澤東時代最先以筆反腐敗的良知作家，他那種敢於直面邪惡和強權的文字，震撼過整個中國，也啟蒙過一代青年，我也其中之一。
賓雁先生以兩個短篇崛起於1956年的中國文壇，帶來的卻是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他的筆連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剝奪。他曾真誠地相信自己錯了，他自述道：「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須作最大的努力去贖罪」，這個罪叫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但二十二年的改造過後，重出文壇的劉賓雁並沒有被改造過來，強加的苦難並沒有消磨掉他的銳氣，超常的屈辱也沒有挫鈍他的犀利，反而擦亮了他的良知之筆，不僅年輕時代的銳利和勇敢陡增，而且文筆也更趨老辣沉穩。在許多右派作家忙於訴苦之時，他沒有傾訴自己長達二十二年的受難，而是直搗獨裁體制弊端的深層——權力腐敗。故而，他復出後的第一筆就再次震撼中國。1979年讀到《人妖之間》時那種興奮的感受，至今讓我仍然記憶猶新……更令人難忘的是，偉大的八九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也是反腐敗。
然而，時至今日，獨裁化的制度性腐敗非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越反越多；
賓雁先生走了。
賓雁先生被壓抑已久的才華和他的筆只在故土揮灑了八年，新一輪思想整肅運動洶湧而來，矛頭直指推動改革開放的黨內精英和思想先鋒，他被鄧小平欽定為「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與方勵之先生、王若望先生一起，在1987年1月被開除出黨，標誌著他從青年時代就開始追隨的那個黨的絕情絕義。
賓雁先生被迫開除黨籍之後，作家徐星帶我去了賓雁的家，主要是為了表達對他的支持。那次見面，主賓說了些甚麼，大部份我已經不記得了，但他對待批評和挨整的豁達態度則保留至今。
首先，儘管初次見面，我還是直率地談了對《第二種忠誠》的不同看法，記得賓雁先生除了作些解釋之外，並沒有任何不悅的感覺，反而還讓我多講些文化界對《第二種忠誠》的不同評價，並不時在筆記本上記下點甚麼。面對年輕人對自己作品的批評，當時恰值道義聲譽最高點的賓雁卻肯於傾聽，自然會給當時被稱為「文壇黑馬」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種意義上，賓雁對待直率批評的豁達，對我產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
賓雁先生曾一度堅守「第二種忠誠」──做體制內的「忠誠的反對派」，但他被第二次開除出黨，等於根絕了這樣的機會；加上六四大屠殺的震撼，他必定更進一步認清了中共的實質，也不再過於依賴黨內開明派，而是把自己的根紮在民間。
其次，上門拜訪，本想表達問候和支持，但他的豁達和樂觀卻令我不好意思再多談開除黨籍之事。是呀，對賓雁先生而言，二十二年的大右派，一直生活在充滿敵視的巨大壓力之下，沒完沒了的改造和檢討，無所不在的監視和白眼，他都抗過來了，現在的這點整肅，不過是小菜一碟。何況，改革開放使官方整肅的殘酷性大大降低，八十年代的民心也已經大變，經過文革的反面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正面啟蒙，愚忠和迷信的時代一去不返。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整肅等於成就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的道義形象，使三人變成民意的評價中的「英雄」。
賓雁先生走了。
賓雁先生去美國不到一年，胡耀邦的冤死引發了偉大的八九運動，遠在美國的賓雁先生一直支持學生；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他憤怒地譴責屠夫鄧小平。
從此，賓雁先生踏上一條沒有歸途的流亡之路。
1993年，我去美國曾經造訪賓雁家，談話主要是他問我答，他想更多地瞭解國內的情況，我把自己瞭解的儘可能講給他聽。談話最後以朱洪先生擺出的一桌東北菜結束。賓雁生於長春、長於哈爾濱，我生於長春、長於長春，直到大學畢業才離開長春，在異國他鄉同吃家鄉菜，當然親切完滿。
我和賓雁，直接交往有限，書信往來也很少。1994年，賓雁先生曾在《走出幻想》之四（《北京之春》1994年4月號（總第11期）一文中，對我的八九運動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提出比較尖刻的批評，其中的有些看法，我至今不敢苟同。另外，對賓雁先生堅守著具有濃重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立場，特別是對其中我認為帶有中國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我也持有很大的保留。
我一直在等待機會，好與賓雁先生當面交流，可惜，這樣的機會也被中共剝奪，他無法回國，我無法出國；現在，他魂歸藍天，我身在地上。
但我對賓雁為人為文的一以貫之，對他為探究真相和追求獨立寫作而屢遭迫害卻始終無怨無悔，對他絕無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也無見人下菜碟的八面玲瓏，更無在強權面前的犬儒式精明，……讓我至今保持著對他的敬重。
賓雁先生走了。
賓雁先生留下：
一種美麗而絢爛的烏托邦，給他帶來的是不斷幻滅和獨立思考，使他悟出：「最可怕的幻想是自我迷醉」。
一個暴虐而虛假的極權，給他帶來的是苦難和決裂，他從此拒絕「作家不戰而退，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開始執著於真實而勇敢的文學。
一次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阻隔了他與故土，卻阻隔不了你的精神遺產與苦難故土的心心相印。
2005年12月5日凌晨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12/5/200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