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這又是一本「不如煙」的傳記。從楊老手裡接過這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書是這麼沉這麼重的。

　　本文要寫的並非楊老正式出版的二十多萬字的英文自傳<<白虎星照命>>，而是化名「雷音」的作者在歷時七年的資料收集採訪後，「因種種原因無法公開出版」而「自費印刷少量以表達對楊老敬意」的<<楊憲益傳>>。沒有等到雷音說的「但願此書有朝一日能公開面世」的那一天，大陸的地下渠道書商已經迫不及待地把書暢銷開了。

哀莫大於心不死
　　提起」楊憲益」這個名字，人們多隻會想到他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紅樓夢》的譯者，而雷音在<<楊憲益傳>>的第一段則呈現了楊老更應該為世人所知的一面：

　　「1989年6月4日，駐北京的戒嚴部隊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以後，外電廣播了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談話錄音：『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人們永遠記住了他的名字 — 楊憲益。」 （第3頁）

　　歷盡滄桑仍然沒有倒下的楊憲益通過BBC電台道出了他這幾句擲地有聲的抗議後，他的妻子卻徹底地倒下了 – 六四後「整天擔驚受怕度日如年」地擔心著楊憲益安危的她在大病一場後失去了記憶，喪失讀寫能力，再也沒有恢復過來，直到離開人世（第395頁）。這位妻子，並非軟弱之輩，而是牛津大學首位取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半個多世紀前不顧母親極力反對與未婚夫楊憲益踏上了戰火紛飛的中國土地、在「刨祖墳、查三代、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的年代依然沒有離開夫君的英國女子戴乃迭(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 戴乃迭是中文名字) 。這位與中國普通老百姓共同經歷了抗戰內戰的艱難日子、飽受過無休止的階級鬥爭和「非我族類」的折磨、在「文革」被脫光衣服搜身然後被判單獨囚禁四年之久、幾十年來與楊憲益聯手翻譯了一千多萬字作品而成為「譯界泰斗」的堅強女子，到了1989年，似乎已經無法再一次承受作為妻子為丈夫的安危擔憂的恐懼，連帶著她作為母親對因「文革」種種迫害而自殺身亡的愛子的無限的歉意，重重地倒下了。

　　<<楊憲益傳>>的扉頁有兩張對比鮮明的照片：一張是戴乃迭和楊憲益牛津時代在英國湖區的合影，照片中的戴楊都穿著高領毛衣外披有著濃濃歐洲風格的長風衣，戴乃迭漂亮高挑氣質高雅，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含羞淺笑，我在隔了大半個世紀後依然可以感受照片裡洋溢著的浪漫深情；另一張是戴楊兩人在歷盡磨難後的合影，兩位老人白髮蒼蒼，雖然面露笑容，看了還是讓人心寒心酸，單單歲月，是不會留下如此痕跡的。這樣強烈的對比，我在讀老威的《底層訪談錄》有過：《底層》裡有一張胡風和夫人梅志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兩人寫在臉上的理想和希望深深打動了我；翻過書的另一頁，是胡風梅志在六十年代的一張表情麻木的合照，要是有人想知道暴政如何把人世間、人性裡面最美好的事物摧毀，看看這幾張照片就明白了。

情深更莫醒

　　戴乃迭是楊憲益三十年代在牛津大學求學時認識的，介紹他們認識的梅勒（Bernard Mellor）是楊憲益的同班好友，當時梅勒正在熱烈地追求著戴乃迭。楊憲益被有著一頭美麗的金髮和碧藍的大眼睛、對中國特別感興趣的戴乃迭吸引。戴乃迭出身於傳教士家庭，父母為了傳教年紀輕輕就到了中國。戴乃迭出生在北京，部份童年是在北大度過的，七歲才返回英國，北京是她遙遠而美麗的夢。戴的父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中國一往情深，在燕京大學等學校教書十幾年後，決定放棄大學教授職位與幾個同道人去中國最落後的地方去幫助窮人，他的獻身精神對戴乃迭影響很大。

　　戴乃迭對中國有特殊的感情，後來更加決定放棄原來的法國文學專業而選擇了中國文學；而在愛情的抉擇上，戴乃迭決意跟從楊憲益一起回到當時國破家亡的中國。當時楊憲益已經決定畢業後放棄到哈佛大學上研究生的機會，回到中國內地去，「直到中國從她的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的那一天」（第86頁）。梅勒因為失去戴乃迭傷心地哭過很多次，並與戴楊兩位好朋友斷了來往，在闊別四十年後才再度重逢。戴乃迭的母親為了阻止她嫁給楊憲益到中國，曾經警告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你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第406頁）。就連戴乃迭的父親也勸告她：「先別忙結婚，在中國住上幾年後，如果覺得受的了那個苦，再結婚。」結果戴乃迭還是義無反顧地跟從楊憲益幾經顛簸周折，回到了飽經炮火摧殘的中國。楊憲益在自傳中說：「我離開牛津沒有任何的遺憾，因為有Gladys陪我一起回去。」（第88頁）

　　他們哪裏料到：戴乃迭母親的預言，四十年後在他們深愛的那片土地上一一應驗。戴乃迭母親「文革」其間在英國去世時，戴乃迭正在受牢獄之苦，她母親多方打聽也不知道女兒死活，臨終未能見上女兒最後一面。

醒莫更深情

　　戴乃迭用「一腳踏回到中世紀」來形容初到戰亂中的內地的感受，連她結婚當天的頭髮也是楊憲益剪的。在接下來艱難的日子裡，他們迎來了三個孩子的出生；楊憲益在四十年代被梁實秋邀請加入國立編譯館，用三年時間翻譯了三十五卷《資治通鑒》；後來更成了沒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地下工作者」。在政權更替時，國立編譯館上級部門教育部長杭立武專門為楊憲益一家留了四個飛往台灣的位置，但楊憲益卻又一次選擇留下來。楊憲益沒有料到：這一決定讓他在後來的三十多年裡，「沒有完成一件他完全有能力做完的工作」（P129）；而當時選擇了離開的梁實秋，雖然在八年抗戰中只翻譯了一部莎士比亞戲劇，但後來在美國穩定的學術環境裡完成了全部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

　　雷音特別引用李銳把當時由於政權更替導致中國知識份子「走」與「留」的抉擇稱為「新文化運動的生死劫」。「正如李銳所說：『面對著城外隆隆的炮聲，所有對於主義的探討、設想，所有對於思想的追問、爭論，所有寫在紙上的判斷、推理，全都變得無足輕重，全都簡化成一個迫在眉睫的生死決戰——— 走，還是留下？』同是誕生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和衝擊下的兩種主義—中國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式的共產主義主義以及代表他們的兩個政黨及其知識份子分流了，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從此浪跡天涯，致死也無法回到自己的父母之幫。而留在大陸的另一部份人則經歷了脫胎換骨的生死磨難。」（第161頁）。

　　很不幸，楊戴兩人成了這個經歷「生死磨難」的群體的一份子，他們對共和國的付出，楊憲益兩次向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館無償捐獻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的無私，以及戴乃迭不惜變賣訂婚戒指等全部首飾以助楊憲益購買飛機支持抗美援朝所表現的忠誠，也無法改變他們在「文革」被打成「特嫌」的命運，受了四年牢獄的無妄之災；而與他們劃清了界線的三個子女則被發配三地，過著身無分文受人歧視的生活；楊憲益的七十多歲的母親被罰每天掃大街；他們最珍愛、期望最高、天資聰穎的的兒子楊樺，因為母親的外國人身份被拒於外公曾經執教的北京大學門外，帶著紅衛兵抄了自己家的「大義滅親」表現也沒有換得信任，因為長著一副外國人面孔而受盡迫害；楊樺對愛情的態度與在讀書無禁區的年代成長的楊憲益有著天淵之別，覺得擇偶的首要標準是「政治條件」……

　　戴乃迭是在出獄後，才明白甚麼叫「株連九族」。她到處打聽三個子女的下落，她說要是在監獄裡就知道家人的情況，恐怕早就撐不下去了。其實，戴乃迭被關押失蹤後，英國學術界23位著名漢學家曾經聯名寫信給周恩來，要求知道戴乃迭的情況，可惜，請願信最終石沉大海。等戴乃迭出獄時，已經與母親陰陽相隔。更為滑稽的是：被關了四年的楊憲益，在出獄時還要出四年的「伙食費」。楊戴兩人出獄後，希望為孩子們彌補一切，但已經太晚了。先是楊憲益患上精神分裂症，兩年後才痊癒；然後是楊樺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國人，不承認楊憲益是他的父親，開始只說英文不說中文，後來因為周恩來的過問，楊樺獲批准到英國去，臨走前他把所有的書都燒了，只留下了團員證和毛澤東像；雖然離開了中國，但身在英國的楊樺一看到中國人就害怕發抖，最後這位年輕人選擇了在聖誕期間點燃汽油自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楊樺死前把毛澤東像戳滿了洞，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國名字David Green。

　　書中提到楊樺宣佈自己是英國人的舉動的「靈感」來源於他的朋友卡瑪，也就是後來拍六四記錄片「天安門」和文革記錄片「八九點中的太陽」的卡瑪。本該是 「八九點中的太陽」的楊樺就這麼落下了，留下母親戴乃迭獨自去承受六四的最後一擊。

　　至此，戴乃迭母親當年的預言一一應驗 – 她唯一的兒子自殺，大女兒傷心慾絕不願意回到中國，他們的家庭四分五裂。歷史跟楊憲益戴乃迭開了個大玩笑：楊憲益在三十年代選擇離開牛津放棄哈佛，並且在四十年代選擇留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男人在事業和信仰這兩大重要問題上下的最大賭注；而當初戴乃迭不顧一切跟隨楊憲益回到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女人在感情和婚姻這兩大問題上作的最重要決定。然而，與楊憲益生死相隨的戴乃迭卻在文革因為被囚禁而被迫與楊憲益分離；他們的愛子因為戴乃迭的外族身份受到迫害而決意逃離中國，最後選擇作為一個英國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一直在傷害他們、背叛他們的不是當年楊憲益要趕走的「侵略者」，而是他們夫婦兩人投入生命中的一切去信任、去支持的代表他們的理想的政權，和那些在權力背後的人。

　　傳記裡提到楊憲益生命裡作的兩個重要決定的原因都是因為他覺得如果不那樣做就會覺得「羞愧」：一次是回國支持抗日；另一次是公開譴責「六四」屠殺。對於一個理想主義者而言，還有甚麼比從情深到夢醒更叫人痛苦的呢？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歸我負卿」

　　戴乃迭與楊憲益的人生經歷，可以是一部很好的英雄愛情片的劇本，但沒有人願意這樣的情節真實地發生在自己身上。戴乃迭幾十年來竭盡全力去維護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但當她母親離世時，她沒有見到最後一面；當她的兒子孤苦無助地走向絕路時，她不在他的身邊；堅強的她終於在楊憲益六四講話的最後一擊後倒下了，面對家散人亡的她不可以再失去楊憲益了。我想，那時候的戴乃迭是在愛與恐懼之間分裂著，正如楊憲益在良知與苦難中掙扎一樣 — 楊憲益一次又一次地選擇為他信仰的理想和主義付出一切，而戴乃迭則選擇為她深愛的男人付出一切，從這個意義上說，戴楊兩人注定要成為那個打著「正義」旗號、漠視生命和人性的政權的犧牲品。在戴乃迭最後的日子裡，楊憲益拒絕一切社交活動，寸步不離守護著她，並反復強調「我在牛津最值得說的是認識了戴乃迭— 我的愛人，」希望可以挽回戴乃迭對生活的信心。他們當年熱戀時一定也對未來有過憧憬，他們一定也為孩子們的第一聲哭喊興奮過，可惜，戴乃迭窮盡一生，還是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楊憲益一輩子光明磊落，卻無法保護自己的愛人。戴乃迭離世後，楊憲益寫下了「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汗隔雙星」的詩句。

　　對於六四後失去記憶的戴乃迭來說，那是他們苦難的終結；而對於大批因為六四而改變生命軌跡的學生和知識份子來講，那只是苦難的開始。在那個把生命裡最美好的事物例如愛情親情友情與恐懼苦難聯結起來的政權統治下，一代又一代的妻子們孩子們就注定了要跟隨良心未泯的丈夫們父親們付出著沉重的無辜的代價。不知楊樺是否會在天國苦苦追問：誰有資格用「正義」的名義，犧牲我們的幸福？

　　謹以此文獻給我在小金絲胡同裡見到的那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 楊憲益先生。
　　原載 「動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