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在紀念胡耀邦同志逝世90周年之前，我寫了兩篇文章，都是著重寫耀邦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以後的思想和貢獻，沒有寫耀邦在「文革」前主政陝西時所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當時，我以為：在耀邦90誕辰，陝西省免不了會有小型的紀念活動，應該讓參與過耀邦在陝西「百日維新」的其他朋友去講。不料，陝西省幾個學術團體舉行的座談會遇到阻力，許多參與過耀邦「百日維新」的朋友沒有發言和發表文章的機會。翻回來再看《百年潮》2005年第十期發表的《胡耀邦主政陝西糾「左」》那篇作為《胡耀邦傳》一部分的文章，雖然作者煞費苦心和氣力，文筆也不錯，但是為了適應審查通過的要求，不得不縮小那一場政治、經濟改革的範圍和意義。

關於那一場政治經濟改革的全過程，我在2001年曾經寫了《胡耀邦主政陝西二百天》的長文，收入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懷念耀邦第四冊》。現在，簡單講一講那一場改革的意義。

胡耀邦在陝西省進行的那一場改革，是他後來在全國進行「拔亂返正」和「改革開放」的雛形。

第一，兩者均以解放思想和解放人為先導。

1965年1月18日，耀邦在中共陝西省委工作會議和大學師生、中學教師、新聞界、文藝界、軍隊、民主黨派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後來又在陝南和關中西部各個地區發表講話。這些講話，第一條就是「解放思想」，同時提出「不強求統一」的要求。他說：「情況這樣複雜，總的工作原則必須一致，方針政策上統一於《二十三條》，具體做法，允許各地、各單位參差不齊。」鄧小平也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是他又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黨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可見，鄧小平和胡耀邦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不完全一樣的。

耀邦還把解放思想同解放人結合起來。他一到陝西就針對亂捕、亂鬥、亂批判、亂處分的極左傾向，提出「捕人暫停」、「雙開（既開除黨籍又開除公職）暫停」、「面上奪權暫停」和「文藝批判、學術批判暫停」、「打擊投機倒把暫停」，他又提出解放幹部的「四條政策」，要求把社教運動以來處分過重和處分錯了的幹部和群眾改正過來。1977年到1978年，耀邦在全國範圍組織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反對兩個「雙是」，平反「冤、假、錯案」，同在陝西一樣，仍然是把解放思想解放人結合起來的。

第二，緩和以至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

1965年1月耀邦在陝西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對階級鬥爭形勢，要進行具體分析，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多少說多少。」1965年2月，耀邦從陝西安康地區發出的《電話通訊》中，提出「擺正革命與生產的關係，把生產擺在首要地位》。1978年，鄧小平和胡耀邦提出「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把黨和國家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同耀邦1965年在陝西提出的觀點，一脈相承。

第三，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蛻化變質、做官當老爺」和不反群眾。

耀邦在陝西時，不能不講「重點是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他給「走資本主義道路」下了一個定義，就是「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蛻化變質、做官當老爺」；同時提出「不反社員，不反工人，不反學生，不反一般幹部」，和「不查一般階級成分，不查一般男女關係，不查一般工作作風，不查農民中的集體瞞產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場上的小額交易」。這樣就把鬥爭矛頭指向領導幹部中的貪污腐化和官僚特權分子，既不反領導幹部中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又不反普通老百姓。後來，耀邦在領導全國整黨時，著重整頓黨內以權謀私和貪污腐化的不正之風，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不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同他在陝西實行的政策，如出一轍。

第四，耀邦在陝西提出的「黨組織能否聽壞話、反對的話，就是民主能不能過得硬的標誌。」「要樹立這樣一個榜樣，對於敢講反面意見的加以獎勵。」耀邦反對「到處搞隔離」，要求「現在集中訓練的人，不要虐待他們，不要搞監視，不要當犯人對待。」「嚴禁打人，嚴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簡單精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體罰。」耀邦主張用「正面教育和自由討論」來代替文藝批判和學術批判。這些思想和政策，後來發展成為在全國範圍倡導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創作自由、學術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與反批評自由的政策。

第五，耀邦在陝西提倡「政令公開」，反對神秘化。這比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公開性」要早十年。

第六，耀邦在陝西提倡「一手抓糧食，一手抓林、牧、副、漁等多種經營」，提倡修建山區道路，「允許短途運輸」，「活躍集市貿易」，「發展鄉鎮工業」。8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主持制定五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檔，提出改變農村產業結構，解決農副產品流通問題。兩相比較，前者是後者的萌芽和試驗。

胡耀邦在陝西省所進行的改革，並不是孤立的。他受到全省人民和幹部、知識份子的擁護，也得到葉劍英、張愛萍、羅瑞卿、餘秋裏的支持和鄧小平的保護。所以，正確評價胡耀邦在陝西所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不僅可以說明胡耀邦思想發展的源流和脈絡，也可以說明，在毛澤東製造的極左思想思潮甚囂塵上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張愛萍、羅瑞卿、餘秋裏等領導人是持有不同意見的。不僅對胡耀邦的思想和作為應該進行從地方到中央的全面評價。對於趙紫陽、萬里、習仲勳等領導人，也應該作這樣的全面評價。他們在地方工作和中央工作中，都有創造性的思維和貢獻。改革開放並不是「總設計師」一人設計出來的；相反，「總設計師」還壓抑了胡、趙、萬、習等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的不少正確的思想和行動。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