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齋主：中國的主要問題
【大紀元12月28日訊】談到這個問題，想必中國的各階層加上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象什麼腐敗啦、人口啦、法制啦、失業啦、三農啦、環境啦、可持續發展啦，結論會有很多。當政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如何看，不得而知，但有位被罷黜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胡耀邦曾經有過不同的答案。耐人尋味的是他的答案與中共第一任書記陳獨秀完全相同，可惜的是這個答案不是他當權時說的，也不是在某個大會報告上說的，而是對三兩個知心朋友私下說的。是在他被老一輩革命家用非法手段逼迫他辭職後，賦閒時說的。原湖南省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楊弟甫（已故華裔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父親）生前寫了一部回憶錄《吹盡狂沙》，楊弟甫長期在湖南政界工作，為人耿直，做事踏實，不會媚上，飽受從延安整風到解放後，毛澤東發動的數次運動之禍害，以至家破人亡。他對中共長期以來左的做法深惡痛絕。書中有一個真實的記錄，談到胡耀邦對中國主要問題的看法。1989年1月，胡耀邦來到長沙，邀請楊弟甫等人長談，在談到國事時，楊弟甫寫到：他（指胡耀邦）激動地站起來，又坐下去，過了好一會兒才平靜地說：「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民主’和‘科學’」。我說（指楊弟甫）：「還有法治」，他說：「沒有民主就談不到法治，刑不上大夫，怎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民主和科學，我們為之奮鬥了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現在還需要繼續努力。」
胡耀邦被逼下臺，僅有2年多的時間，就從一個生龍活虎，走遍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縣，不知疲倦的人，一下子被心臟病擊倒。心有鬱結，他後悔違心的檢討，後悔打了辭職報告。他率先批了「兩個凡是」，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平反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他批了毛澤東的獨裁專制，但沒有，也不可能撼動鄧小平太上皇鐵腕控制下，從黨的根本制度上，機制上解決中共從起家革命到建國建設，再到改革開放的獨裁專制的問題。獨裁體制又一次很輕鬆地給胡耀邦施加了冤案，革命又一次吞噬了他們忠誠的兒子。
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後來成為中共第一任書記的陳獨秀開出救中國的「藥方」就是「民主與科學」，他的原話是：「我們現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指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段話至今還寫在中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中。這個「藥方」的開出，到胡耀邦民主科學是中國的主要問題的提出，歷經70年，再延續到今天的胡錦濤時代，「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問題還是那個問題，並沒有解決。
關於民主方面，雖然中共沒有民主機制，自我管理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可言，只有暴力革命，鐵腕手段，排斥異己，自相殘殺，殺敵一千，自損八千，卻喜歡打著民主的招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陳獨秀是中共元老，也身受其專制之害，很早就洞察史達林主義的禍害，體察出中共民主的缺失，因為中共正是列寧、史達林主義的模子鑄造出來的黨。「七七事變」後，陳獨秀從國民黨牢中放出，中共要他回到大家庭中來，條件是檢討認錯，他拒絕了。他認為他沒有錯可認。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總結出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教訓與是非得失，於1940年底寫了《我的根本意見》。這篇文章是他沉重而又深刻反省歷史的力作。「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並不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史達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達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籍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員警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達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你不得不感佩陳獨秀的遠見卓識。遙想當年黃炎培1945年到延安，與毛澤東的所謂「窯中對」，什麼「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跳出亡衰週期率的「民主」，完全是毛澤東的葉公好龍，騙得了黃炎培，卻騙不了同去的民主鬥士傅斯年。傅斯年透過共產黨精心準備、精心佈置接待的表像，揭開整齊劃一的舉止言談，標語口號後的重重黑幕，洞穿中共獨裁專制的本性。他譏諷黃炎培說：「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壁，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建國後，毛澤東等中共掌權者，完全放棄了對人民的民主承諾，以專政代替民主，非人道地發起一個又一個整人運動，直至「文革」動亂達高潮。目前，民主是有那麼一些，但離真正的民主共和憲法的規定，世界普適的民主人權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關於科學方面，除去指自然科學外，更重要的是看待客觀事物的科學觀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等。而1949年，中共掌政後的專制體制，政治幹預科學，行政駕馭科學，大量違背科學的思想觀點，行為舉動暢通無阻，堅持科學、堅持真理往往被整。時至今日，不要說其他領域光是在科學界，講真話很困難，造假很容易，打假的任務十分艱辛。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非怪「解放「五十餘年，出不了科學大師，得不了諾貝爾獎，不要說對人類的精神文明貢獻，就連物質文明的貢獻也乏善可陳。象合作化運動中，全國一盤棋，不分東西南北推廣只適合北方旱地的雙輪雙鏵犁；象人民公社時，增產缺肥料，竟異想殺狗熬湯作肥料澆地；象錢學森這樣留學歸來，在毛澤東面前販賣增產秘方，鼓噪如增加農作物光合作用，將增產若干若干，害得毛澤東大力提倡密植，在追求密植高產時，不得不動用老百姓用竹竿撥動禾苗通風，增加所謂光合作用，以求高產增收。結果是「地球人都知道」是人禍而不是天災。劉少奇「七千人大會」上講話講了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變被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1959—1961年的三年無民主無科學的大躍進，造成非正常死亡3250萬，這個和平時代的死亡記錄，無疑是空前的，但願也是絕後的。趕到改革年代，跛腳走路，經濟開放，政治緊縮。1993年全國人大討論三峽水利工程建設，表面上人大代表人手一票很民主，實際上是假民主，偽科學，一個要求有高度專業知識，如水文地質、氣候環境、生態平衡、移民建鎮，被各方面的專家認真調研，各出己見，充分辯駁，反復認證後，才有可能決定取捨的國計民生大事，卻要沒有幾個懂的人大代表來表決，真可謂是莊重嚴肅下的滑稽荒唐。無獨有偶，據說禍國殃民的三門峽水利工程也是人大代表全體通過的。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經過魏源、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曾國藩等的「師夷長技以自強求富」，再到維新變法運動學習西方政治制度，延至孫中山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實踐，最後，等到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口號的提出，從理論到實踐，已經否定了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經從學習西方科學器物上升到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層面上。可誰想到，共產黨領導時光倒流，我們今天都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困境，我們執政黨對世界大勢認識上還停留在洋務派的水平上。百餘年來，以譚嗣同為代表先賢為救中國不惜流血，不幸蒙冤，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重複前人的痛苦，重複前人的努力，整個民族智慧就消耗在這一代又一代的重複中。」這是龍應台《百年思索》中的沉痛哀鳴。龍先生哀其不幸，怒而國罵：「他媽的，為什麼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滿嘴黑毛綠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看看，江澤民公開否定三權分立的原則，但又找不出拯救共黨腐敗的靈丹，鄧小平「中國特色」成為抗拒西方文明的甲胄。再看看韓國和臺灣，他們都是威權專制時代走過來的，真正的發展，是在專制逐漸解體，逐漸民主化後。最近幾年，東亞的日本和中國都感覺到了「韓流滾滾」，即韓國文化展現出來迷人的魅力和強勁的市場競爭力，征服了大家，談到是什麼原因促成以韓劇為先鋒的韓國文化風光紅火時，「有頭腦」的官員和學者都不約而同地給出了唯一標準答案，那就是「民主和自由」。
《團結就是力量》據說是上個世紀40年代反抗國民黨專制獨裁最流行的一首歌。歌中喊出過時代的最強音：「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現在共產黨還在唱，唱歸唱，做歸做，唱著逗你玩，誰又能當真。只是我寫完這篇文章時，想起這首歌這句詞，不禁啞然失笑，自歎「今夕是何年？」不由懷疑起自己是否生活在21世紀？我們果真「走進新時代」了嗎？
(12/28/200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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