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中國的政治落後是所有華人的公恥
【大紀元12月27日訊】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國,素以仁德、兼愛、普遍和諧為價值取向。但在近代社會,閉門鎖國,妄自尊大,拒絕工業文明而使國人淪為「東亞病夫」的命運,令歷代仁人志士為之痛心疾首。今日中國,面對電腦加談判的全球化世界,儘管在經濟上有所發展,但由於拒絕現代化的民主制度變革,強制人民接受唯我獨尊、一言天下的 政治模式,而不能使人人享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甚至不給人民以「知情權」,已經使中華民族淪為四肢發達、精神衰弱的東亞「政治病夫」,無法與現代世界文明人比肩。中國政府在國際人權會議上常常遭到譴責;中國領導人所到之處抗議之聲不絕於耳;「6.4」之後的中國,一度曾遭到國際文明社會的廣泛抵制與制裁。甚至又在今年的國際人權紀念日前,再次發生廣東汕尾市東洲血案,令所有中國人怒髮衝冠。長期以來,我們諸多知識份子被迫遠遁他鄉;大批留學生滯外不歸;更有眾多的異議人士流亡海外,接受他國政府庇護。真可謂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然而,中國的政客卻在掩耳盜鈴,聲稱中國人民享有的人權只是填飽肚皮和發展經濟,實為世界公論所鄙視。
為什麼西方人敢思想的,中國人就不敢思想?為什麼西方人能知道的,中國人就不能知道?為什麼西方人可以說的,中國人就不可說?為什麼西方人能結社、組黨、選 擇總統、監督政府,而中國人就不能?為什麼國際人權法所保護的現代人所普遍享有的各項公民政治權利,中國人卻不能享有?堂堂華夏兒女什麼時候比外人矮了許多?難道僅僅是中華文化作祟?那麼為什麼臺灣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而大陸人卻如此悲慘而無助?
我們所謂的「工人領導階級」,正在承受著所謂「改革」轉嫁給他們的經濟風險,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無法自保,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和遊行示威。廣大農民深受土地侵擾,雜捐苛稅盤剝,不堪重負而怨聲載道,竟被禁止集體上訪、公開抗議。
所有知識份子不能自由思想、撰寫、出版不同政見的學術著作。教育領域更是充滿著文化暴力,強制灌輸「愛黨就是愛國」的偽真理和「唱支山歌給黨聽」,「只有跟我走才有前途」的利祿思想,並由此而塑造了一大批太監心理的學生和功利色彩的政治弱智。甚至象北大這樣擁有百年自由與民主傳統的最高學府,其政治民主與自由創造精神也已窒息。新一代大學生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利弊得失,而不是社會責任。這種基於落後意識形態而導致的中國教育領域的文化暴力,是對當代中國社會進步、文明與創造活力的最大消解。中國壓制民主自由的政治現實如不改變,中華民族就不可能走向政治健康。這是中國人民至今不能昂首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結所在。
古代著名的「希波之戰」,希臘之所以勝利,雅典之所以選擇了民主制,給最有建樹的哲學家黑格爾以深刻的啟示:波斯扼殺民主與自由的專制 制度並不能使人民在戰爭中勇敢、獻身和富有創造力;恰恰相反,公民權利得到充分尊重的希臘民主制,人民卻甘於犧牲自己來捍衛國家利益。而在1種「朕即國家」、「皇室利益高於一切」的落後政治制度中,人民如果不是被誤導,是絕不可能為剝奪他們權益的國家而獻身的。剛剛去世的傑出作家,「中國的良心」──劉賓雁,僅僅因發出了不同聲音,至死都不能魂歸故里,所謂胡溫新政的「和諧社會」又在哪裡?
我們也講「和諧社會」。但究竟什麼是「和諧社會」 的本質?所謂「和」,乃「禾」與「口」的結合,是要人人有飯吃的平等與富裕;所謂「諧」,又是「言」與「皆」的結合,是指所有人都有發言權。這才是新文明 變革所倡導的「全民和解、共同妥協,民主無類、雙勝都贏」的和諧社會。而如今的所謂「和諧社會」,僅僅是要維護既得利益者的社會安定,實質上卻是在閹割「大家都有平等的發言權」的「和諧社會」精髓。
今天,大陸落後的政治制度,是所有「龍的傳人」的公恥。因此,海內、外所有中國人都應不分黨派、信仰與地域,摒棄私見,團結在「民主無類」的旗幟下,不為「五斗米折腰」,共同為雪洗我們的政治國恥、促進人權發展、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現代化、建構 真正的「和諧社會」而竭心盡力!
中國落後的政治現實一天不變革,中國人民就一天不能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真正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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