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面對和推翻

在這一階段，反對者已獲取了足夠的力量來面對政府。正如一位運動領袖所說，政府也許是「建築物和國家形式上的主人，但我們是全民社會的主人」。衝突現在公開化了，一方經由罷工、抗議、全民不服從或聯合抵制來作戰，另一方則經由拘捕、毆打或流放來威脅。反對派也許還沒有力量實現其主要的目標，但它已足夠強大，即使它的主要領導人倒下了，它仍能繼續存在。因為最初的恐懼已被克服，整個組織力量正在不斷壯大。

此時運動的目標是：

．製造無所不在的感覺。比如，塞爾維亞的「抵抗運動」在街道上貼了一百五十萬個標語和小冊子。

．爭取外界支援。

．經由各種非暴力策略向獨裁者施加壓力，包括罷工、演講、地下媒體或電臺、遊行、公眾集會、聯合抵制和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不合作。

．尋求法律手段，以便經由競選、法律或國際章程和條約來挑戰政府。在智利，皮諾切特號召全民投票為反對運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

．試圖拉攏政權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政府的鎮壓工具，包括軍隊、員警和公務員。在塞爾維亞，曾有一個周密的計畫，確認哪些警力在非暴力運動的後期能幫助並保護示威者免受暴行，並把獨裁者趕下臺。

在這一階段，外在因素能為運動的成功扮演關鍵角色。當抵抗運動在進行中時，國際團體可經由以下方式推動運動的進程：

．提供物資援助。此時，運動應已形成一套連貫的戰略和具體戰術，但它可能缺乏必要的財力來推動。此時如果國外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援助，可能會成為運動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訓非暴力戰術的領袖。在塞爾維亞，由「國際共和協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自由之家」和其他組織提供的培訓人員，在幫助像「抵抗運動」這樣的團體從事非暴力運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從國際上向專政施壓。當反對派獲得力量時，國際團體能經由有目標的制裁和公開指責，來協助迫使獨裁者做出更具體的讓步（比如公平競選）。也可組成針對某獨裁者的「世界同盟」。

．建立遊戲規則。國際團體可建立一套規則，以使和平解決成為可能，並經由國際條約、法律和法庭追究獨裁者的責任。

．為民主運動提供支援。國際團體還可提供民眾監票、投票的教育，或用經濟支援鼓勵民眾「出去投票」。

．破壞支撐政權的基礎。民主國家應建立起與獨裁者的軍事、員警、情報和其他安全部門之間的聯繫。他們應該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說服這些部門拒絕接受獨裁者向民主人士開火的命令。做到這一點是符合非暴力過程的關鍵。

能否發現問題和事件之間的關係是重點。非暴力行動可由許多原因引發。所有專制中普遍存在的不滿，以及對獨裁者及其盟友的普遍對立的態度，都可能因某一具體事件而引發行動。起因可以是拘禁或謀殺一位著名人士，來自國際社會的質詢能幫助揭穿事實並引發行動。有時是經濟問題，外界可在獨裁者採取某種行動的前提下提供聲援幫助。或將察覺到的獨裁者弱點小題大作，導致其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這些機會可被利用來激化專制政府內部的危機，為反對派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間。

另一種支援抵抗力量的辦法是在國外組織活動。比如，我在擔任國務院官員期間曾與白宮及世界各地的阿富汗團體合作，幫助組織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阿富汗日」，以抗議蘇聯的佔領。雷根總統為此發佈了褒獎令，我們在白宮東廳舉行了儀式，在華盛頓紀念碑有一個集會，在世界各地的蘇聯使館都有示威活動，我們還出版了記錄蘇聯佔領阿富汗暴行的特刊。（當然，在阿富汗境內對蘇聯的反抗採用了暴力手段。到今天，阿富汗人還在設法解除雙方的武力對抗，尋求和平的方法治理他們自己的社會。）（編注：二○○四年，阿富汗有了第一位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這是神學士政權下臺三年後，阿富汗民主建國進程的一個里程碑。隨後於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完成了首次國會議員選舉，在整體席次中，有25％的婦女保障席次，這讓回教立國的阿富汗民主制度更往前推進一步。）

這樣的機會還有許多。伊朗的教師和學生正在走上街頭要求他們的權利。這一行動需要海外民主人士的支援，他們可經由宣佈和組織世界性的「伊朗民主日」來表示支援。隨後我們還應舉辦「中國民主日」、「沙烏地阿拉伯婦女平等日」以及「沒有獨裁者的非洲日」等等。

人民的力量：兩個戰場

專制政體內部的人民爭取民主的非暴力戰略，和幫助或阻撓他們的外國政府和民主機構的思路，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八○年代菲律賓和二○○○年塞爾維亞的情況最能說明這些複雜的聯繫。

在菲律賓，當地的民主運動形成了有效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們所採取的非暴力戰略推翻了專政，這是在沒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力量——美國的全力支援下取得的成功。在此之前，美國與此殖民地的長期而特殊的關係，以及在越戰期間菲律賓堅定的對美支援，塑造了美國不能完全放棄馬可仕的接受政策。即使馬可仕政權已由受歡迎的民主選舉制蛻化成殘酷的專政制度，美國依然不願出賣朋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儘管如此，除了決定性的最後階段外，人民的力量在此還是發揮了作用。

相對的，美國對於驅逐塞爾維亞的總統米洛塞維奇的介入則是迅速而猛烈的。北約轟炸機攻擊了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目標；在那裏，由塞爾維亞人領導的對阿爾巴尼亞種族的「清洗」，導致數以萬計的仍保留南斯拉夫國籍的人被謀殺或驅逐。北約和俄羅斯派遣數萬名維和人員進入科索沃，幫助該地區恢復秩序。如果我們早點支援塞爾維亞的民主反對派，這一切或許可以避免。不管怎麼說，當民主反對派在轟炸後再次復蘇、並積極實施非暴力戰略推翻米洛塞維奇時，它得到了西方的經濟援助及訓練。這時人民的力量發揮了作用，因為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在非暴力變革進行中投入了大量支援。

菲律賓共和國

馬可仕在菲律賓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民主國家如何傾向于支援「老朋友」，而不顧他們的罪行。但它也證明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對於保證由民主蛻化而來的獨裁者在退出舞臺方面，可以起到關鍵的作用，儘管有時顯得姍姍來遲。我之所以能瞭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大部分是靠閱讀杜瓦的書《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以及舒茲的論文集（注5）。我還有機會和幾位介入此事的資深美國官員交談，對他們的貢獻我深表謝意。另外，我使用了與其他相關人士的口述歷史採訪（注6）。

美國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中取得勝利後，成為菲律賓群島的殖民統治者，該群島包括南中國海域的約七千個島嶼。菲律賓不乏狂熱的獨立主義者，新的殖民力量對其采殘酷壓制。對此，在世紀之交，一些美國的反殖民統治者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及其他出版物上做了詳細的記錄，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但到了三○年代，美國開始給予菲律賓獨立，但這一過程因日本的入侵而被打亂。菲律賓在一九四七年獲得獨立，並和美國保持著特殊的關係。

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出生在一個政治世家，他單槍匹馬闖入政壇，並在五○年代因使用暴力而聞名於剛獨立的菲律賓。一九六五年，他當選總統，他的政綱是打擊腐敗、推行土地改革以縮小貧富間的巨大差距。然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建設，伴隨而來的是巨額借款。在日益惡化的越南戰爭期間，馬可仕是美國的堅定支持者，他在那場衝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主要的軍事設施都在該群島：海軍基地在蘇比克灣（Subic Bay）、空軍基地在克拉克機場（Clark Field）。馬可仕於一九六九年再次當選，但那次選舉因行賄和政治暴力而在國內招致廣泛批評。《菲律賓自由新聞》（Philippines Free Press）評論說：「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因欺騙和恐怖主義而觸發最大民怨的選舉。」

說到馬可仕建立的專制政體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選美皇后出身的伊美黛（Imelda）。許多人視他們的關係為一場政治婚姻，尤其在後期。她顯然表現出不尋常的野心，後來儼然是把自己視為其年邁丈夫的繼任人。一位美國外交官這樣形容她：「從未見過像她這樣不講道德的人……不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都有明辨是非的天性……她時時刻刻需要別人的奉承和殷勤。」另一個人說她「貪得無饜地追求金錢和權力。」像其他獨裁者夫婦一樣（例如米洛塞維奇和馬克維奇（Mira Markovic）夫婦），很難說夫妻兩人中哪一個居於統治地位。

當馬可仕的第二任期將要結束時，馬可仕夫婦對能否維持他們的統治越來越擔心。學生抗議在越南的戰爭；民眾對馬可仕夫婦嚴厲的統治，濫用權力及隨意任免也普遍存在著不滿。來自政治對手的批評也在增加。共產主義叛亂團體「新人民軍隊」（NPA, New People’s Army）也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馬可仕夫婦把一九七一年智利的社會主義者阿葉德的多票當選視為自己的凶兆，但他們也認為能以此為由來減弱美國方面因他們越來越獨裁的統治而引發的批評。據一九七一年美國駐馬尼拉的外交官理查．芬（Richard Finn）說，伊美黛向美國大使和中央情報局主管海姆斯（Richard Helms）表達了他們夫婦的擔心，她聲稱「面對的威脅非常類似於共產主義對政府的威脅，起初是政治威脅，隨後是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理查．芬個人認為馬可仕夫婦在「誇大問題，雖然問題很棘手，但不是無法處理的，更不會威脅到推翻菲律賓的整個體制。」即使憲法允許馬可仕在一九七三年第三次參加競選，他能否取勝都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大使館的政治官員認為馬可仕用智利來做類比，其動機是自私而現實的。然而，基於馬可仕對美國的一貫支援，使館也「支援」了「我們的朋友、並且幾乎是有求必應。」

美國這一順從的姿態顯然使馬可仕夫婦得寸進尺。一九七二年九月，馬可仕總統強制施行戒嚴法，對國家的政治和法治系統進行根本的改變，首先取消總統兩屆任期的限制，使憲法失效，禁止公眾集會，中止人身保護令，並以密謀推翻政府的罪名拘捕政治對手。馬可仕還對新聞自由發起正面攻擊，關閉報紙，並接管廣播。那時，美國正從越南逐步退出，許多亞洲盟友擔心美國會完全從該地區撤軍。馬可仕夫婦因美國專注於其他而受益。實際上，在宣佈戒嚴法後，他們的政權得到了美國更多的支援，軍事援助在「尼克森–福特」時代又上演了一次。

藉助嚴厲的法制，並且完全撇開民主的情況下，馬可仕夫婦的腐敗和瀆職達到了菲律賓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們從所有的主要經濟活動中揩油，並建立了令人驚愕的保護網。這對夫婦變得極其富有，在國內外恣意揮霍。在戒嚴法發佈後，外資仍以貸款的形式流向菲律賓，使其外債增加為四倍，從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億增至一九七七年的一百零七億。尤其和其他亞洲國家相比，菲律賓的經濟下降趨勢不斷加劇。正如後來擔任美國駐馬尼拉使團副團長的瑞奇（Robert G. Rich）說：「將近二十年裏，百分之十的國民生產總值（GNP）被抽走，轉入非生產性活動，很多被轉移至海外。這十個百分點就足以使現今動盪、停滯的菲律賓經濟變得像臺灣、香港或南韓一樣成功。他們開始時比其他國家更具優勢。他們講英語，和美國有良好的商業聯繫……又有比較好的基礎設施，人民教育水平較高，工作又努力。」

除了肆意揮霍外，政治上的壓制是新馬可仕專政的特點。從一九七二年宣佈戒嚴法開始，到一九七七年以人權為競選核心之一的美國總統卡特任職，菲律賓有六萬名政治犯被捕。美國卡特政府對人權的重視，的確對非共產主義國家的獨裁者起到了威懾作用，並使菲律賓大約三千名囚犯重獲自由，也為世界各地的許多其他人贏得了自由。但像其他國家政府一樣，卡特政府對人權的關注，沒有放大焦點地把獨裁統治當作是導致人權問題的起因之中。

與此同時，信奉共產主義的新人民軍在戒嚴期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農村省份壯大起來。當時擔任眾院亞洲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議員索拉茲（Steve Solarz）認為：馬可仕充當了新人民軍的最佳「募兵官」，隨後發生的事似乎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在馬可仕執政期間的第二起叛亂發生在南部的海島，尤其是棉蘭老島的回教徒起義。菲律賓的正規軍對已不再專業化，任人唯親已使這個曾備受尊敬的政府潰爛了。

為了維持民主的外表，菲律賓舉行了競選。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馬可仕舉行了一次議會選舉。前菲律賓參議院自由黨（Liberal Party）領袖、自戒嚴令頒佈後成為政治犯的貝尼尼奧．艾奎諾（Benigno 「Ninoy」 Aquino）在監獄裏成立了「拉班（戰鬥）黨」（Laban Party），並在國民議會佔有一席之地。拉班党呼籲馬尼拉居民在所謂的「競選」前夜發起噪音抗議——使用汽車喇叭、鍋碗瓢盆或者自己的聲音；這一戰術後來在聖地牙哥、布拉格、貝爾格勒等地稍加改變後也被反覆使用。選舉結果顯示的無恥欺騙令人震驚：菲律賓的十三個省中竟然有七個省百分之百的票都投給馬可仕的KBL黨。在馬尼拉選區，記票員記錄了反對派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一。

競選以後，一個自稱為「民間正義計畫」（Project Public Justice）反對派團體的某些成員，決定縱火燒毀一些代表政權的目標，包括那些依靠裙帶關係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暴露社會的裂痕，有助於迫使政府下臺。努力沒有成功，參與者被逮捕，星星之火未能燎原：被政府控制的媒體根本沒有報導。

一九七九年，艾奎諾因七年前被捕時的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然而美國國務院於一九八○年終於介入此案，迫使馬可仕將宣判緩期執行，以便艾奎諾能來美國治療心臟病。手術以後，艾奎諾和他的妻子柯拉松（Corazon）搬到麻薩諸塞州，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在美國期間，艾奎諾公開地把自己同四月六日「解放運動」（這一天因馬尼拉噪音抗議而命名）聯繫在一起，但他致力於對馬可仕政權使用政治暴力。據艾奎諾說，這一政權的定義包括「腐敗的總統親信和內閣成員」。該團體於一九八○年在馬尼拉引爆了數顆炸彈，包括在一次美國旅行代理商的研討會，在那次會議上，馬可仕親自到場歡迎與會者，以緩解他們對被威脅將遭受攻擊的恐懼。在那次與其他的一些炸彈攻擊事件中多人受傷。菲律賓民眾在炸彈攻擊後未能再重新集會。伊美黛在八○年代末與艾奎諾在紐約會面，代表她丈夫馬可仕承諾進行自由選舉。戒嚴法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正式取消，但馬可仕的手中仍握有絕對的權力。宣佈競選於一九八一年六月舉行，但候選人的最小年齡被定在五十歲，這使四十八歲的艾奎諾沒有資格參加。反對派因此聯合抵制投票，形勢陷入僵局。但過了一段時間，當阿頓伯羅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的影片「甘地」公映後，艾奎諾顯然很受感動，並放棄了暴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