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1）民運人士是人民社會中的一員

為什麼我在本文中不使用公民社會而採用人民社會的概念呢？我主要考慮到公民社會的概念是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的概念，而中國現在的情況還是處於專制的時期，因此，我認為採取人民社會這樣的概念比較好，如果說它可以引起人們對前毛澤東時代的有關人民的那些東西的記憶和回想的話，那麼由人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過度的歷史就可以被方便地表示出來。於是，中國社會近50年發展的那種一條歷史的線索就有可能被我們的民運人士扑捉住，這樣以來，人民“過去”和“現在”的歷史就不會因為存在著毛澤東時代而被割裂開來，庶幾，人民社會歷史線索也就為民運人士的出場提供了一種最好的說明。

未來的中國民主化是要建立一個公民的社會，這一點沒有任何的疑問， 只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當這個公民的社會需要一種歷史的時候，民運人士就是可以提供出來，於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那個傳統的“斷裂式”的內在“否定”的共產黨模式就會被我們徹底拋棄，結果是：在共產黨“錯誤”的地方，我們的人民和民運人士卻獲得了歷史的“正確性”。這個意思還可以表述如下：在一個“錯誤”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歷史並不因此而也是“錯誤”的。如果說在上述具體的問題上，所體現出來的是專制的和民主的兩種歷史觀的沖突和斗爭的話，那麼理解民運人士所賴以產生的土壤的問題，我們不是就獲得了一個全新的看法嗎？在有的時候，我們反對共產黨的方式好象是很“激烈”的，狠不得把共產黨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一筆摸掉，好象這個由一夥壞人所組成的團體從來就沒有在中國存在過一樣。可是，夥計們，這的行為可以使我們“完整”地回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去了的情形你也許一點都沒有體會得來，仔細想一想，共產黨當年對待國民黨的態度和方式不就是這樣的嗎？他們是要在中國徹底拔掉國民黨的根，但是朋友，拔了56年，根也沒有拔掉，反而倒把國民黨該“請”了回來！在這裡如果說歷史有一個辯証法的話，那麼抓住它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應該是中國民運人士。

就這樣的情形去理解民運人士所產生的中國的大環境，你能夠發現的東西肯定要被你想象的多，因此，你在用輕蔑的口氣談論民運人士的問題時，就會三緘其口，不會那樣草率地發表那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了。如果說在中國近50多年的時間中人民社會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的話，那麼未來的公民社會就不會無源之水了，就這樣的意思去研究共產黨社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總是存在著異質的因素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對這種事實的研究和分析，在某一個方面就變成為民運人士的“業務”，現在我們有少數的民運人士不顧自己的“業務”，而一心想在“業務”之外去展現自己的才華，豈不謬哉？民運人士若要想提供一種可以詛咒的共產黨歷史，這是沒有什麼不好的，但是這部歷史如果把自己也包了進去就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了！就這樣的意思講，處理共產黨的歷史的一半兒是處理我們自己的歷史，因此這樣的行為是容不得“全盤否定”的，它必須是既有批評、批判，還得有肯定和包容，否則，一個民主的歷史觀怎麼可能建立起來呢？在這裡，民運人士如果和中國共產黨員一樣地持一種“否定”的歷史觀，那麼你的民主的立場就不可能最後地站穩！

（2）民運人士所面臨的3個不同層次的社會

如果我們要對共產黨社會中的不同人的感受和由不同感受而產生的對待共產黨社會的不同態度作出區分的話，那麼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的3個不同性質的社會社會，一個叫“個人社會”，另一個可以叫“知識分子社會”，還有可以叫“工農的社會”，這個3個不同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了各自社會中的人對共產黨統治的不同態度，因此，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民運人士就必須要問自己：“你到底要把自己投入到其中的哪個社會中去”？套用共產黨的話說，你到底代表那個社會的利益，替哪一個社會說話。隻有這樣民運人士才有可能尋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處，否則，他們就會變成一個民主的漂族，最終漂到他們一個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所有目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可以分成為以下的3類：1、個人立場上的﹔2、知識分子的﹔3、人民的。我們分析前一類人的情況，就會發現這些人一部分是前毛澤東時代的受了委屈和遭受辛酸的“五類分子”，他們在那個時代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是中國歷史上所很少見的現象，和前蘇聯比較，雖然這些人在肉體上受到的迫害不是駭人聽聞的，但是在精神上和人格所遭受的迫害卻是“史無前例”的，因此，這些人對一個迫害人的時代的記憶是一輩子也都忘記不了的，因此這些人即是站在“復仇”的立場上來批判共產黨，我看也沒有什麼過分的。值得一提的是，現在這些人的隊伍中又參加了法輪功這樣的修煉者的群體，他們也是因為一個完全偶然的事件毫無理由的變成了繼“五類分子”之後的又一批無辜的受害者。因此上述人對於共產黨和共產黨制度的批評和批判，有著一個從人性深出所激發出來的那種一種反抗的力量，具有很強烈的沖擊性質。但是我以為把這種站在“個人”感受的立場上所出發的批判之“成果”若不能組織到民主的政治運動中去，顯然是一種損失。

就上述的第2點看，中國知識分子在近半個世紀的遭遇如果可以說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知識分子都不能夠於之比較的話，那麼說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多災多難的群體，就非常的適合，問題不是這個有可能變成為中國人的“大腦”的群體隻是受到了共產黨社會和共產黨制度的打擊和壓迫，而且還在於它事實上經歷了共產黨的“改造”，而這種“改造”同共產黨“五類分子”和人民的“改造”所形成的後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以至於我們今天說這種“改造”已經“造”出了一個一個不倫不類的共產黨式的知識分子群的話，我的話就不會錯誤。事實上也是這樣，知識分子有一個真誠的曾經向共產黨“交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後面的確出現一個半共產黨化了的知識分子的社會，今天這個社會雖然也出現了解體的許多跡象，但是它還是存在著，並且還是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在中國發生著影響。

因此我們就可以發現，雖然在1989年有外界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造反”，但是人們卻很難發現這種“造反”越出了鄧小平的底線的，因此在那一場巨大的風波中，知識分子們即使站了胡耀邦、趙紫陽的立場上來反對鄧小平也還是沒有擺脫得了“改造”在他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就是在今天，這些人想把胡、趙這樣的人物作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旗幟的想法也同時表明了他們的社會的局限性。因此他們即使對於共產黨制度和共產黨人物的批評和批判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也是沒有能力去組織中國民主運動的﹔相反他們對中國社會上那個發生於39年前的“超級”民主運動（66運動）所抱有的戒心使他們在未來的“超級”民主運動前止步不前。民運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在這個特殊的社會中，那麼我相信是作不了中國民主化這樣的偉大事業的。

正因為有了以上的兩種情況的簡單說明，我認為中國民運人士應該投身到中國人民社會中間去的觀點並不是空穴來風，我認為在過去的時代人民雖然也受到了“改造”，但是人民對於這種“改造”的感受和這種“改造”在人民社會中間的真實意義是有內在的聯系的，因此在這樣的“改造”發生的時間內，普通人沒有象知識分子那樣地失去了知識和思想，也沒有象“五類分子”那樣的失去了人格，但是他們卻真正地“獲得”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這一張政治上的“支票”，在那個時候，這一張支票雖然是典型的“空頭支票”，但是它是“民主”性質的卻是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何況在1966年的政治運動中，人民卻要求著它的“兌換”——其意義就不可低估了。“兌換”的事情雖然也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就那一張“空頭支票”的獲得而言，普通人在政治上的“得”是完全的事實，今天當人民再一次地要求著“兌換”時，民主運動的歷史就不在表現為不可見之物了。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一種“可見”的人民要求民主的歷史，所以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的曙光就出現了。

就此而言民運人士應該投身於人民的社會和人民的運動就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因此擺在他們的面前的任務不僅僅是做一個共產黨社會的“異議人士”，也不僅僅在民主的問題上去迎合知識分子的言論，而是要“回到”人民社會中間去，這樣他們就獲得了自己所產生的那種“土壤”的營養了。隻有這樣，民主運動才會有希望，否則就一直象今天這個一樣，再過50年，他們也還是一些被“牢騷武裝”起來的否定性人物。

（3）民運人士是人民在過去時代中得與失的總結者

民運人士不象中國共產黨員那樣的要為中國人民提供一種“客觀真理”，從而迫使人民去學習它，領會它，並且服從它的教導，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民運人士也要向人民傳播真理和真理的觀念，但是被視之為真理的東西不在是“客觀”的外在於人民的東西了，而是人民可以理解的和能夠理解的東西。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真理不但關乎著人民在過去時代中的所作所為，而還關乎著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的認識。如果說這樣的行為同過去的共產黨員傳播共產主義的行為大不一樣的話，那麼你就會發現民主知識與人民的關系了。

就上面的意思你去看中國社會民主之缺乏，缺乏中的東西是什麼，你就會產生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從哲學的觀點說出它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你就已經吃透了中國民主問題的本質。我認為在我們中國目前不是要把民主運動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而是相反，要在我們中國人“感性”的東西中去尋找民主的歷史和民主的現在。在這裡如果說那些指導人民行為的東西已經很難說是“理性”或者“感性”，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去堅持一個連我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理性”呢？如果說這個口號在策略上有一個意義的話，那麼我不否認，堅持它是有好處的，但是這個“好處”如果和我們人民在總結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民主的經驗與教訓的事情有沖突時，我們就不得不作出取舍，結果我們寧可要“感性”的民主，也不要“理性”的民主。

試想，你現在是站在民主的投票站前的一個人，你要在選舉國家元首時投上你神聖的一票，你如果以“理性”的方式投它，即認識你所選擇的候選人知識淵博，經驗豐富，有內政和外交的才能，所以你鄭重地投上一票﹔但是情況若不是這樣，你在選擇你的候選人的時候，不是出於上述的“理性”的渠道，而是完全地憑自己的偏好行事，也就是說，你其所以要投他一票，是因為你喜歡他頭發的式樣（哪怕他的發式同小泉的一樣，不是政治家的一般發式），或者是因為他的相貌象你，或者因為他生活上有著和你一樣的怪僻……，所以你投他一票，試問民主的票箱能夠使前面的一票的價值超過後面的一票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但是我們如果把上面的事情換成另外的事情，譬如把它換成1989年的大學生絕食、王扶林用自己的肉體去擋解放軍的坦克車，或者1979年的西單牆上的大字報，或者1966年的紅衛兵自治組織的出世和人民造反，情況又是怎樣呢？你難道就以為這些事情都缺乏一個“理性的設計”就認為它不是民主的，就把它看成是“動亂”，這樣以來，你所要的民主運動到底是什麼？誰又能夠搞明白哩。

從上面的事情中我們若發現，民主在中國的缺乏是於我們對民主隻作出了片面的“理性”的理解有關，因此它不能夠看成是一種“客觀”上的缺乏，實質上它是一個“主觀”上的缺乏，於是我們就可以理出中國民主的頭緒。這樣以來，在推進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工作方面，民運人士應該干什麼的問題就可以說清楚了：深入到人民社會中去，替普通人總結出以往的經驗與教訓。在過去的時代人民的得於失同上面所說的“不幸的個人”和知識分子不同，人民雖然也有著失，但是他們的確也有得，而那個“得”是於民主的基本的價值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須要給出一個積極的意義。如果把這個時代中發生的事件當成是中國人民全面接受政治教育的開始的話，那麼這種教育的價值就具有“蒙昧”的性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若運用否定的手段去對待它就會否定我們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種建設性的方式和積極的手段去應對之。

就純粹的政治的眼光看，那種所謂的政治教育是完全失敗的，但是這種失敗卻有著一個非政治的道德上的意義，有的時候這種意義還會轉化成為宗教的意義，這一切都要求我們不要用武斷的否定的方式和方法，而應該本著一種創造的精神認真地研究和分析，以便提取其中的價值。在《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失卻和尋找》一文中，我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大意是諸如“人民當家作主”、“勞動人民是社會的主人翁”、“為人民服務”、“人民對當權派的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一種前民主的價值，因此我們在建設中國民主時不但不應該否定它，而還必須要發展它，最後把它組織在民主的基本架構內。要說民運人士能干什麼？我認為就能干這個事情！

我們應該看到，在過去的政治教育中，普通人既看了“地獄”，又瞥見了“天堂”，因此把這個意義用宗教的方式加以提取的話，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總結經驗與教訓的問題上，我們隻要是可以改變我們原有的思想和看法，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的。民主在今天，已經被我們前面的人和我們自己作了幾回，而不是如一個未知的“新生事物”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因此，我們就不能夠簡單的用對待“新生事物”的那種方式和方法去對待它。在這裡我們必須要發現它在過去的時間裡多次失敗的原因，然後再分析這些原因背後所隱藏的深層的問題﹔在這樣做時，如果說我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的話，那也就對的，因為在我們的前面沒有出現過象我們中國人民這樣的問題，我們缺乏一個參照系，也缺乏一個現成的可以套用的經驗，一切都要我們“自力更生”的去完成它。如果說這樣的事情普通人因生計所迫很難做成的，那麼民運人士的用武之地也就順便地開辟了。

問題就在於我們已經進入了人民的社會領域，我們因為已經面對著的是人民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的立場、我們的感情、我們的觀念都沒有人民化，而還是保守著我們在作為“異議人士”時候的本分，我們即使混在了人民中間也還是妄然。在這裡民運人士和面臨著一場“脫胎換骨”式的自我改造，若不是這樣的話，目前這個我行我素的局面就不可能被打破。在這裡，毛澤東在延安時代提倡的“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歷史值得我們借鑒。如果說“歷史的車輪”在不停地“運轉”的話，現在這“新的一輪”，已經“輪”到我們了！我們能不能做成中國民主的偉大事業，也就看人民買不買我們的帳了﹔如果要人民買我們的帳的話，我們應該怎麼樣做？看一看民主社會中的那些政黨怎樣對待自己國家中的選民就知道了。

在《論民運人士的人民觀》一文中，我說道，一個“異議人士”有沒有人民觀的問題並不重要，他們隻要有了自己的言論，那麼就等於他們有了一切，因此就理論上講他們可以目空一切，也可以沒有一切，根本不存在“討好”人民的必要和需要，所以他們或者居高臨下地向人民發表自己的高論，把人民當成會聽話的機器人，或者象宗教領袖一樣把人民當成了群羊，善意地揮動鞭子去驅趕他們，或者象文學家那樣揮動如椽之筆，對他們熱潮冷諷，大肆鞭達——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說得過去的現象，但是民運人士卻不能夠這樣，絕對不能夠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就不在是“角色”中的民運人士了。我一再說民運人士是政治人士，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就必須作出這樣的假設，人民在政治上和他們一樣，都是可以掂量來輕重的，都可以曉諭國家的大事，都可以明辨政治上的是非，而不論他們是否如此﹔要不然，你怎麼能夠把自己在政治上的高論去講給隻關心“柴米油鹽”的人去聽呢？如果說這就是政治的話，那麼為民主政治奮斗的人卻極端的輕視人民，這就是一樁令人不可理喻的事情了。在共產黨那裡，“尊重人民”的話是一個口號，而在我們民運人士這裡他一定要表現在一系列的事情上面，它目前就表現為尊重人民的過去，尊重人民的歷史，尊重人民的政治判斷和政治表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寧可做毛澤東所批評的“人民群眾的尾巴”，也不做他們的“龍頭”。

（4）關於人民社會中的多元化問題和民運人士中的多派別問題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隻是對比地提出問題，因此在說到人民社會的問題時，如果給大家形成了人民社會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的印象的話，我的論証就是不成功的。其實我們只要肯回憶過去的事情，那麼就一定會對人民社會中的問題有一種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民一旦獲得了民主和自由就一定要分派，而分派的結果是出現了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互相對立的組織。我這樣一說，凡是親身經歷多1966年政治運動的人就會立刻想起派性、派性組織和派性斗爭的老問題。但是恕我直言，這樣的回想如果使我們通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而知道或者理解了多元化的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就是可以進入問題研究領域的人，反之，我們充其量也不過是理論上的一些應聲虫而已。

我和大家一樣經常地瀏覽民主網站，在這些網站上我發現沒有幾個人反對把民主理解為一個多元化的東西，但是呢，問題就在於我們對諸如美國、英國、法國這樣的國家中的政治多元化現象看得異常的真切和正確，但是這眼睛一旦轉到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上面就馬上的變化了風景，因此即使我們的事情也是一個多元化的東西，我們也會把他放到“動亂”中去，並且對之表現出極大的義憤，好象它才是阻礙我們中國社會發展的阻力。就這樣問題來看，有人批評民運人士，認為他們一文不值，我看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我們現在認為民主的體制是一個多元化的東西，因此我們為之努力奮斗的目標也是要在中國建成一個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但是我們在這樣做的同時卻“否定”了我們中國人民歷史上出現的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多元化運動時，我們不是變成為自相矛盾的人了嗎？同樣是派性這個東西，表現在外國人的身上，我們就說多元化，多黨制，但是在表現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身上時，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用毛澤東的“資產階級派性”的那一套去看待它，解釋它，而根本就沒有理解到這便是我們中國人最生動、最活潑的多元化時期。如果說我們要對中國民主的多元化問題刨根問地的話，那麼1966年的這一關就是我們應該把守的了。可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聽了鄧小平的話而執迷不悟，總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社會大動亂”，於是，我們就對在將來不久的政治表現中一定要表現出來的派性沒有辦法來安頓其意義了。

顧准——這個被許多的民運人士看成是“體制內異議人士”的人，對我這裡所提出的問題卻有著一種非常高明的看法，在〈〈顧准文集〉〉中有這樣的一段話，我把它抄錄如下，以饗讀者：“我們不是有過武斗的兩派嗎？現在這兩派還在互不服氣，這簡直成為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兩派依從民主規則來競賽，禍亂的因素就可以變成為進步的動力”。就沿著這樣的思路他提出了“大民主”“應予以制度化”的思考，無論怎麼說，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兩派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兩黨制”。在這裡，我並不認為顧准是民運人士，但是他的這個看法卻是我們民運人士應該尊重的和應該思考的。顧准並沒有把66運動看成是一個民主的運動，即使這樣，他在這個運動中發現了價值的行為卻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就提醒我們中國人應該注意，當民主的多元化在我們過去的歷史中有了存在的時候，我們對多元化的認識就不應該是紙上談兵的了，就應當從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記憶、感受、經驗、教訓去理解和接受它的了。又如果認為這些以前的價值在不被我們理解時，那麼我們的未來的行為中當那個多元化的東西又一次地出現時，我們也還是會象從前那樣的把它看成是派性，這不就是壞事了嗎？

在一個民主的體系中，對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多種人的不同感受和認識，其中的每一種的認識和感受也可能並不比其它的更優越或者更正確，但是民主在這裡必須要有一種選擇，那就是選擇其中的一種可以用數學的方式計算出的多數，而民主恰恰就是需要這樣的多數。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對中國近50年以來的事情如果有一個正確的發現和認識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看到在對中國最重大的事情的看法和認識上一個多數的也可以叫“人民”的看法和認識就是我們當取的東西。現在，我們的民運人士不是都要著民主的運動嗎？但是這樣的運動如果隻是理解為少數人的運動，或者是知識分子的運動，或者是社會中那些過去因為階級出身問題而受過迫害的人運動，那麼，我們的路線不就是走偏了的嗎？

（5）民主運動是人民的事業

對民主的東西，當然我們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看法，你認為民主應該搞毛澤東的那一套，如現在的新毛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也可能在廣義上說並不違背民主的原則，你如果以為民主可以採取鄧小平的那一套，也是說得過去的，就是你認為胡錦濤的那一套中也有民主，也不是完全地沒有道理的，因此如果我們在對比中去分析那一種理解是最符合民主的，這裡就大有文章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如果就民主的本意去認識民主的話，那麼民主是人民的事業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如果說在一個社會中真正的存在著“人民”（這個“人民”雖然不是一個數學上東西卻是一個“事實”上的存在）的選擇的話，那麼民主就是要使這一種選擇變成為社會事實。就從這一點去理解民主的運動和民主本身的問題，我們就不難發現其差別的。

現在的問題是民運人士沒有完全地脫去“異議分子”的立場，我在其它的文章已經說到了這是許多民運人士“出世”時的“身份”，因此他們在事實上變化成為新的角色人物時卻沒有產生出隨著角色而來之的變化，於是就不能夠有效地區分民主的運動和異議運動，以為兩個性質不同的運動是一個運動，這樣的認識上的錯誤導致了我們行為上的懈怠，以至於他們雖然把自己當成了民運人士卻在做著異議人士的事，說著異議人士的話，走著異議人士的路，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要專門地研究它，所以這裡不再做更多的說明。此處僅僅是說明民運人士的全部的作為和全部的工作就是要動員人民進入民主的運動，並且在民主的運動中充當真正的主角。

在這篇文章中我特別要強調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中國沒有民主運動的傳統，象現在的越南、朝鮮、古巴一樣，那麼現在我們中國民運人士隊伍中目前的情況就不值得批評，就是說我們就是先要在一個小範圍內造就“異議運動”，然後用這個運動去發動人民的運動，隻是我們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葉就已經產生出了震驚世界的偉大運動和運動的偉大傳統，因此，我們今天不顧它，而要著去“從零開始”，或者說“從頭做起”，那不是完全地錯誤嗎？20多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為什麼總是打不開局面？問題也是出在了這裡。毫無疑問，66運動對中國人民來講的確意味著一次巨大的挫折，問題就在於我們的人民要振興是不可能越過它的，因此在挫折中以求振興——這就中國民主運動的最根本的經驗，舍去了它，我們去喊民主的口號，再喊上100年也是無濟於事的，情況真正的是這樣的話，那也就正好應了鄧小平共產黨專政“100年不變”的話了。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強調民運人士的“出毛去鄧”的問題，就是說民運人士應該徹底地走出毛主義，而與這樣的走出的行為有聯系的是他們又必須超越毛主義，走出毛主義的意思是也在某一種程度上表明了他們的政治進步是有起點的，也是有歷史的，若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就有可能還是出不了毛的﹔出的第二個意思是說他們的應該“超越”毛主義，而與這一點相應的是他們對毛主義的批判也應當是高水准的，科學的，這和亂罵一通的行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此去分析，毛澤東在他的紅火時期把1966年的人民造反行為放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理論高度上去看待的確是一種非常出格的行為，如果說這樣的行為不被共產黨所“否定”的話，那麼中國的現狀絕對墮落不到如此的境地﹔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復辟派”人物非得要“否定”毛的理論也在於毛的理論從本質上來講不是屬於“統治的理論”，因此，我認為毛主義在1966年的這種“理論”上的“創造”（當時社會是這樣認為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出偏”，如果說這正好迎合了人民在政治解放上的需要的話，那麼人民在這個解放的時期接受了毛澤東的這一理論，並且應用它，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樣的事情如果不被理解為民主的事情的話，就沒有一個民主的意義可以扑捉的了。民運人士如果要為人民的這一時期的行為總結經驗的話，就不應當把這種已經上了人民之手的民主看成是毛澤東的錯誤，這裡，我並不否認毛有一個錯誤，但是這個錯誤不是支持了人民的政治造反，而是對人民的造反行為做了一個和民主的解釋完全不同的解釋。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叫民主的運動獲得一個民主的解釋和民主的正面意義，與此相關的是這樣的“政治還原”行為也就順便地提出一個莊嚴的人民運動歷史，人民在歷史上的尊嚴也就因此有了一種歷史的實踐。

當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到今天的時候，我們一些民運人士還在認為自己和40年前一樣的處在在了探路階段，好象民主的道路始於我們之足下，就是非常錯誤的了，無論我們承認不承認，我們都是走在了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上的人，對於我們來講不存在探路的問題，而是在我們如何認識路的問題上存在著探索。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不會在民主化的這一條中國的道路上彷徨徘徊了。這樣以來，我們就是處身於人民群眾之中了，根本不存在一個我們要故意地去和人民群眾的“結合”。因此，就這樣的意思來講民運人士在思考民主問題時，就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自己個人的立場上，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民主的話語對於我們民運人士來講的確有許多許多，問題是我們到底應該說其中的哪一種話？用哪樣一種方式和方法說？隻有這樣我們才配稱為民運人士。若不是這樣，我們認為在民主的問題上，任何的話都可以講，而講話的方式和方法又都是任意的，那麼我們怎麼能夠算是一個民運人士呢？

目前，在我們的民運人士的隊伍中存在著一些現代的“葉公式”的人物，他們是民主運動的愛好者，也認為隻有民主運動才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他們理解的民主運動是秩序井然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從設計開始到運動的最後的成功都不允許人民帶著“感性”參與，如果說到某一個時間上，他們也認為人民有參與的必要的話，那麼他們會象當年的共產黨一樣地要把人民“改造好”才允許，而不允許人民在沒有“改造好”的時候去搞運動，若不是這樣的話，中國就會再一次地出現“暴民運動”。考慮到中國有13億人口，而一個由13億參與的運動如果是“暴民運動”的話，那麼中國不就是完蛋了嗎？因此這些人就想著要在民主運動之前如何地去“改造好”人民，以最後地去掉他們的“暴民基因”，這樣以來，共產黨“改造”人民的那種行為在他們的身上不就是完全地再現了嗎？共產黨認為人民中間存在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事情，和這些人認為人民中間存在著“暴民”基因，不都是出入一轍嗎？

在這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要作這樣的一個小結：民運人士必須建立起對中國人民的信任，如果沒有或者缺乏這種信任的話，那麼你可能是另外的一種人而絕對不會是民運人士！在民主的體系中，一個人可以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與人民為敵”（這是民主與專制的一個區別），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行為和本文中的民運人士不能有任何的混同，民運人士是“自由人士”中間的特別的一個種類，也就說，他們是一些在政治上建立了對人民的信任的人，在這裡如果我們象某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把“信任”看成“是對成功預先支付的‘預付款’的話，那麼如果我們建立了信任人民的信念，我們就已經給未來的民主運動“支付”了“預付款”，於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後的勝利，就有了一個“經濟”意義上的保証了！

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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