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羅苑韶巴黎特稿)巴黎郊區暴動持續並往外地擴大，法國總統席哈克十一月十四日晚間發表全國電視談話指出，這是一場意義危機、尋求模範危機及認同危機。但所謂「郊區」、「意義、模範和認同」，對僅有浮面法國印象的外國人，到底代表什麼？

觀光客到法國造訪巴黎，參觀旅遊地點多集中在美麗的古典城區。而發生暴動的郊區城市距離巴黎市邊界至少十五公里。巴黎市在行政區劃分上屬於法國島 (Ile-de-France)，整個區域交通網絡便利，民眾使用地鐵、快線區域車、郊區火車和聯運公車，可以輕易抵達巴黎市區，使得巴黎和周圍郊區城市生活機能緊密相連。郊區暴動對巴黎市來說，雖然不是發生在家門外馬路，但是心理感受這些郊區城市如同鄰居。

郊區有著雜陳的景觀。有些郊區多為獨棟小房屋，有些是獨棟屋混合集結式高樓。早年在郊區蓋高樓是為解決住房不足問題，於是提高建蔽率，提供住房空間，這些後來被稱為Cite的高樓社區規模不等，居民人數自數千到數萬人都有。在當年一棟棟新樓房蓋起的時代，新入住戶是令人豔羨的對象。

然而許多城市裡的高樓社區普遍面臨老舊問題，居住品質下降後，中產階級紛紛離去。爆發青少年暴動事件的巴黎郊區便集中在許多老舊不堪的高樓社區。這些高樓社區雖在政府重點加強輔助的都市計畫中，無奈計畫比社會變遷慢得太多。

法國指稱需由政府加強補助建設的區域為「敏感城市區域」 (ZUS)，這些城區普遍缺乏各項資源，包括住宅、教育、社會建設等多重生活面向問題，都有待加強。

法國在一九八四年計有一百四十八個「敏感城市區域」，多數集中在巴黎市和郊區；到了二零零五年，全法有七百五十二個「敏感城市區域」，全國只剩九省區內沒有任一「敏感城市區域」。

這樣一張顯現明顯差異的法國地圖，讓人體會「敏感城市區域」確有理由「敏感」：ZUS平均失業率百分之二十點七，是全國失業率的兩倍；百分之五十七點四的ZUS家戶收入在最低繳稅額度下 (2001年資料)；每五千居民擁有醫療院所數目，ZUS為六點五所，遠低於全國平均的十四點六所。

以燒出第一把火的克麗西蘇波 (Clichy-sous-bois)市為例，城市半數人口低於二十五歲，平均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市內三分之一家庭為外國人，居民平均所得低，地方稅收比同規模城市少百分之四十。

這樣的郊區正是暴動事件的背景。在中產階級陸續離開後，留在高樓社區裡的多屬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一群，失業率高。在這次連續暴動事件中，許多外國媒體見高樓社區裡多是移民家庭，也包括不具合法居留身分的外國人，於是歸結於種族和文化因素。

但法國自學者至一般民眾，多半將城市郊區問題歸因為社會因素，而不贊同外國媒體斷然所指的種族和宗教問題。也就是說，出生成長(在郊區)地點因素重於父母親原籍。

主要肇事者郊區十多歲青少年這一代，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從沒有看過父母親工作 (經濟不景氣超過十年)，父母親因為沒有工作，沒有信心、心情不好、又怨身為父母不能多給孩子些什麼，已不知如何指導自己孩子。

孩子們到上學年齡，很快認定學校價值無用。郊區普遍認為，遵守學校規定、繼續升學並不能保證取得好工作、任意買想買的東西 (總體經濟低迷，客觀環境失業率高)，也不能進而擁有自己的房間或公寓，那幹嘛上學呢？孩子們不明白學校有任何意義，造成郊區孩子們缺課和輟學比例都高。

家長和學校都無法為孩子們帶來「意義」和教導「價值」，郊區青少年第一個認同的對象便是同儕團體「郊區文化」。郊區講自己一套「黑話」，青少年發展自己一套語言，說話、用字和措辭方式純屬「郊區」，又因為少上學，這些青少年逐漸變得不會說「正版」法語。

郊區發展出自我營生邏輯，不上學、習慣在街上遊蕩的青少年自然跟街上的其他郊區青少年混，於是有人便學著做「街上生意」，例如販毒，讓青少年發現街上賺錢原來一點並不難。

城市郊區環境三十年來任其自然轉壞，一直有治安問題。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的一項數據顯示，全國一至八月有兩萬車輛遭焚燬，三分之二是蓄意縱火造成。今年六月二度上任的內政部長沙柯吉決意鐵腕改善城市郊區治安問題，七月底即規劃部署全國特別警力必要時進駐協助敏感郊區治安。

然而全世界要到十月二十七日開始的這一場郊區青少年連鎖暴動，延續一星期左右，在十一月初燃燒全球媒體。全世界吃驚地看著地圖上標示艾菲爾鐵塔、塞納河浪漫風景和最新時尚的巴黎的另一個灰暗面貌。

青少年在兩個多星期內連續燒掉九千輛車後，獲得了全國上上下下的關注與談論。政府研商新策略，答應將近年來取消的郊區社區和社工活動經費補助重新加碼；將青少年接受職工訓練課程年齡降低至十四歲；預備設立自願性公共服務契約工作；並將嚴格要求各城鎮建設平價住宅須依規定達到百分之二十。

參與暴動青少年當中，一大部分是非洲裔小孩。身任全國整合最高委員會成員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寇斯達拉庫女士指出，這些非洲裔小孩多在一九八零、九零年代間以家庭團聚因素進入法國 (父親已在法國居住一段時間，申請合法居留後，要求家庭成員來法國團聚)。

他們住在設計給一般法國家庭的公寓，許多成員人數多的大家庭無法提供孩子們做功課的場所，有些連睡覺的地方都不夠，家庭成員只得輪流睡，其餘時間便到街上遊逛。各城區內部很自然發展出社區團結感，與其他社區無涉。

而同族裔間也發展互助社群，形成一塊被國家遺忘的土地。他們因為教育程度或職業專業程度不足，無法改善自身職業和居住狀況，於是自縮在自己社群裡，將他們所看到的一切差別待遇情況都解釋成種族歧視。

任教於高等師範學院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克黑朋也表示，伊斯蘭宗教對郊區青少年來說，不會比擁有一個好工作來得重要。而他們通常在外界求職謀生遇到困難後，反過來自我解釋是種族、宗教問題，深化社會不公義感受。

法國政府號召共和國價值：自由、平等、博愛，每一個共和國的公民平等、享有同樣的自由權利、發揮博愛精神相互協助。法國政府堅持社會整合對象應是個人，不鼓勵社群化趨勢，政府無法面對社會中分隔不同社群的事實，反而造成各自社群內縮強化的趨勢。

黑人女作家貝雅拉表示，拒絕面對事實，得到的是反效果，反而鼓勵了社群歸屬感。

克黑朋對中央社記者指出，這場連續暴動慢慢自然會停息，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只要城市郊區情況依舊，類似的暴動事件大有機會復發。

二十多年來，不論左派或右派政府執政，都無法對郊區問題對症下藥，城市規劃政策不明確，地方首長眼見中央政府的城市政策一改再改，無所適從。一九八零年代，左派的社會黨政府試圖重整郊區，鼓勵雇主僱用年輕人、創造在地工作機會。

右派政府一九九五年起執政，則取消年輕人契約工作機會、取消郊區親民警力，但同時多創造經濟免稅方案，鼓勵企業到敏感市區創造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則是大幅拆除老舊城區、興建新國民住宅。

許多論者認為，右派政府刪減社工團體在郊區內部的活動補助，切斷了政府公權力和郊區居民間的對話管道，擠壓了郊區社交活動空間，導致此次青少年縱火宣洩。

青少年究竟要表達什麼？他們叫囂對警察和內政部長不滿，警察強力維持郊區城區治安，普遍讓青少年覺得被歧視：「我是郊區青少年等於我認識毒販」、或「整天無所事事就偷竊」，青少年生活在破舊的郊區，看到電視上演的外在世界多采多姿，而自家社區什麼都沒有，普遍認為受全體社會大眾忽視。

而製作汽油罐燒車十分容易，大家有樣學樣，躍上報紙、雜誌、電視明顯位置，使他們覺得很新鮮。參與縱火的大多數是未成年青少年，當中不乏十三、十四歲年紀的孩子。這些孩子只會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下手，各地區則各自響應，他們彼此互通訊息，藉著縱火表達「團結」。

這一批青少年缺乏意義指導和具體模範，只有向郊區同儕團體認同靠攏，這時如果伊斯蘭激進主義進入郊區，傳播激進想法，教他們仇視非伊斯蘭社群，根植聖戰思想，後果則前有倫敦七月爆炸案一例，炸彈客都是出生在英國的新一代穆斯林青年。

事件平息後，法國思索全國整合問題，達成一項共識：公共領域應盡力呈現當今法國的面貌，「黑、白、奶油」 (奶油色指阿拉伯人)多重文化不但要在文化、娛樂、學界、商界平行呈現，政界、電子媒體等領域也應該呈現符合當代法國人的形象。

法國以人權國家自許，基於幾世紀以來的殖民歷史淵源，接納了許多外來移民，但是如果法蘭西共和國堅持教導所有來自不同大陸的移民子女「我們共同的祖先是高盧人」，或堅持給予殖民歷史正面形象，那麼法國將無法排除目前正在經歷的危機：社群甚至社區認同，例如郊區文化，高過對共和國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