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原文按語：2005年央視年度經濟人物評選如火如荼的時候，郎咸平的落選再次成為廣大線民的關注焦點，中國青年報、深圳商報等知名媒體都公開發表文章，對郎咸平的落選表示不滿和落寞，這種情緒旋即在互聯網廣為傳播。就在此時，有學者在網上撰文高調反擊郎鹹平，指責郎咸平「無知到了極點」，並且將其與「芙蓉姐姐」並列——//bbs.bokee.com/p832696.html
從郎咸平事件到國有企業改革新突破
《東方瞭望週刊》和《南方都市報》發表關於郎咸平的文章是在2004年9月2日，筆者在9月5日看到這兩篇文章，當即一陣狂喜。然後呆在辦公室整整2天，寫了一篇《郎咸平，我會讓你輸得一點脾氣也沒有》，對郎咸平的觀點進行了逐一的駁斥。筆者在這篇文章中斷言，「郎教授不是一個偉大的人，也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這一次他一定不會成功，如果他失敗，那也不過是他個人的失敗，而不會是國家的失敗」。兩個月以後，被線民高調推薦的郎咸平落選央視年度經濟人物，證實了筆者的斷言。
筆者的文章在博客中國貼出以後，不斷被轉載，因此也不斷有人寫信來罵我。一位氣急敗壞的線民在給我的信中，一口氣寫了105個「你他媽的真不要臉！」，然後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麼「網憤」遠遠沒有平息，最近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的文章《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兩人》在網上廣為流傳，該文引用中國青年報所作的一份調查，把主流經濟學家貶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到底誰對誰錯？到底是誰站在學術的立場？看來這些問題還非澄清不可。個人毀譽事小，國家利益事大。郎咸平事件的要害在於，如果不把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說清楚，改革將會迷失方向，最終危及國家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影響民族的興衰。
一、郎氏主張的戰略性錯誤
郎咸平受到很多線民的追捧，為什麼？因為郎咸平「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指責李東生、張瑞敏、顧雛軍「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席捲國家財富」。顯然，是因為郎咸平為大眾對社會不公的不滿，找到了李東生、張瑞敏、顧雛軍這樣具體的發洩物件，所以招致了線民的追捧。
然而郎咸平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建設性的結論呢？他的結論是，「我並不否定國有體制本身，只是認為在實現它的時候出現了某些偏差」。（見範無鹽：《追問郎咸平你要為民企指明什麼道路》，載《東方瞭望週刊》2004年9月2日）
這個結論註定郎咸平要栽跟頭，因為這是一個致命的謊言！
國有體制本身肯定有問題。
而讓人跌破眼鏡的是，恰恰是「國有體制本身」的問題，才是導致社會不公的真正元兇！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國有企業從銀行借錢不還，達到數萬億的水平！而李東生的股份不過6.1億，6.1億與數萬億，誰更具有掠奪性？誰才是造成社會不公的真正元兇？況且，李東生的6.1億還不全部是掠奪，甚至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財富的創造者。
前不久人民大學教授周業安批評在香港上市的建設銀行是「人造美女」，因為國家財政曾在1998年發行特別國債向四大銀行注資2700億元充實資本金；2004年1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曾經將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注入中行和建行。所以為了把建行改造成「美女」，政府前後大約花了4600億元人民幣。
大家注意，政府的錢其實就是民眾的錢，「政府花了4600億」其實就是花了民眾4600億。這裏的戲法是怎麼變的，讓我們分析一下4600億的來源就知道了。
首先，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是怎麼回事？國債就是國家所借的債，國家的債靠誰來還？靠公民的稅收來還。筆者每年給國家上交數萬元的稅，其中就有一部分被用來充實建設銀行的資本金了。如果不是因為建設銀行的效率低下，筆者就可以少繳稅，就可以多睡幾個懶覺。所以因為建設銀行的人睡了懶覺，這一損失通過稅收機器一轉嫁，就變成了讓很多跟筆者一樣誠實勞動的老百姓不能睡懶覺，這就是2700億元財政注資的利益關係！
另外就是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於3700億人民幣，怎麼來的？我們在車間裏一錘子一榔頭敲打出來的機器，賣到歐洲，換回花花綠綠的洋錢，打到中國銀行的戶頭上，這中國銀行就把人民幣換給我們。大把的洋錢就這樣被儲存在外匯儲備局的金庫裏。
人民銀行給中行和建行（為方便敍述，以下將「中行和建行」中的「中行」略去）「注入」450億美元，憑什麼？他們憑什麼拿我們的血汗錢去「注入」給建行？
人民銀行說，我不是給了你3700億人民幣嗎，你拿著這些錢到農民、礦工那裏去買飯吃啊！
不錯，出口商因為得到了3700億人民幣，所以對450億美元的去向不會再有意見，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出口商的3700億人民幣最終還是會轉化為全社會的負擔。
如何轉化呢？道理是這樣的：如果建行的人流血流汗掙出了3700億元，存在人民銀行帳上，那麼建行在掙這3700億元的時候，就同時創造了3700億元的實體財富，現在他用這3700億元來購買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購買力是有實體財富為依託的。而如果這3700億元是人民銀行印出來的，建行在使用這3700億元的時候，之前並沒有創造與此相當的實體財富，那麼建設銀行使用這筆錢就不能是「注入」而應該是「借款」。借款要還，也就是說，建設銀行以後必須創造出3700億元的實體財富來回籠其花掉的、已經流向社會的3700億元貨幣，並且以此償還它從印鈔機（人民銀行）所借來的3700億元負債。這樣，整個社會的貨幣總量與實體財富總量才會保持平衡，通貨膨脹因素才能被消除。稍微有點金融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央銀行印出來的鈔票只是一張借條，鈔票發行就是中央銀行對社會實體財富的負債。將向印鈔機的「借款」變成「注入」，其實質就是借國民的錢不還。如果大家都像建設銀行一樣，不創造實體財富，而去使用印鈔機「注入」的錢，那這個社會上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實體財富的就會越來越不夠用。通貨膨脹將接踵而至。
社會不公便由此而來，農民和礦工給社會種糧食、挖窯子，辛辛苦苦掙到了3700億元，因為這3700億是印鈔機印出來的，並沒有現成的實體財富作為其購買力的依託，那麼礦工和農民拿著這3700億元人民幣，還不能立即享受，而是必須代替建設銀行創造新的實體財富，來供彼此相互索取。
也就是說，如果農民和礦工所創造的總財富是10000億，那麼其中有3700億元是無償貢獻給了建設銀行，剩下的6300億元才能供彼此相互交易，6300億元的實體財富支撐10000億元的貨幣，物價上漲58%。這就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的通貨膨脹，也是印鈔機攫取社會財富的奧秘。筆者的一位同事5年之前差5萬元買不起房子，拼命工作5年積蓄了10萬，結果還是差5萬元買不起房子，因為通貨膨脹，房價漲了，他這5年白白給印鈔機工作了。
將「國債」與「注入」相加，我們看到，因為建行的效率低下導致注資，導致了對廣大農民和礦工的掠奪。掠奪的數字是4600億人民幣；掠奪的方式，第一是課稅，第二是印鈔。
建設銀行的效率低下與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緊緊相連。而比起整個國有企業數萬億的不良貸款來，建設銀行的4600億元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而且國有企業的掠奪方式也更加明顯，那就是明目張膽地借錢不還。建行和中行掠奪的450億美元，是印刷了3700億元人民幣給建行和中行，然後它再用這筆錢和出口商的450億美元進行了一次交易，這裏轉了一個彎；而國有企業的借錢不還，則是直通通地將錢從印鈔機上提出來，彎都不拐就直接「貸」給了國有企業。
至於為什麼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回答。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是，建設銀行成為「人造美女」、國有企業數萬億的不良貸款等等事實，已經傳達出了一個毋庸置疑的結論，那就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造成了對行政壟斷和銀行貸款的依賴。而行政壟斷與銀行爛帳，則直接導致了最大的社會不公。
郎咸平的粉絲們，就這樣被郎咸平忽悠了，把對社會不公的不滿發洩到了李東生、張瑞敏和顧雛軍的身上，而造成社會不公的真正元兇，那就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和「國有體制本身的問題」，卻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在中國，那些淺薄、庸俗甚至是惡俗的東西往往大行其道，譬如還珠格格、超級女聲、芙蓉姐姐與郎咸平。
二、新自由主義還是新法治主義
國有企業的本身肯定有問題，但卻沒有幾個人能真正說清楚裏邊的問題。高明如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也只是提到了「國有企業中的道德風險」，通俗地說，就是用別人的錢做企業不用心。
其實我們可以把問題說得更嚴密一些，不能用「道德」、「主義」這些人文的概念來說事，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後就攪成了一鍋大糨糊，相互謾駡一通收場。
筆者跟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沈華嵩先生長期研究經濟系統的自組織理論，利用物理學的概念和範疇，如時間、空間、不可逆性、不確定性、非線性作用、負熵流、自組織等，來闡述經濟系統的進化和演變。筆者最近出版的《資本人格化——從郎咸平事件到國有企業改革新突破》一書，就試圖對國有企業的問題從物理學的高度進行闡述。
物理學適用於經濟學，從哲學的高度來看，顯然是沒問題的。地球誕生於宇宙大爆炸，人類誕生於太陽能的耗散，既然人類的本身都是一個物理學的產物，經濟學只是物理學的一個子系統，那麼人類的經濟活動顯然不能超越物理學的規律。只是目前的經濟學界對經濟現象中的物理學規律，如複雜系統的不確定性和自組織行為等等，還知之甚少。
當然，要用物理學的方法嚴密地表述經濟學的內容，不是在這篇短文裏說得清楚的。但我們可以打一個通俗的類比。譬如，《協同學》的創立者哈肯教授曾經作過一個試驗，就是把青蛙的眼睛和大腦之間的神經連接切斷，一開始青蛙看到的圖像是倒過來的，但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青蛙又能看到正確的圖像了。為什麼呢？哈肯教授的研究表明，青蛙眼睛和大腦之間的神經連接的發育，遵循「試探——反饋——自催化」的機制，也就是說，只有那些看到正確圖像的神經，才能被迅速催化，主導青蛙的視覺，而那些看到錯誤圖像的神經，則被抑制不能發育。所以青蛙的視覺神經在被切斷以後重新發育，依然能很快看到正確的圖像。
「試探——反饋——自催化」的自組織機制廣泛存在于自然系統之中，譬如深海裏的魚眼睛是瞎的，就是因為魚的眼睛和大腦之間的神經連接因為沒有「刺激——反饋——自催化」的機制，而根本不能發育。聾子一般都成為啞巴，不是因為說話的器官有問題，而是因為「刺激——反饋——自催化」的迴圈斷了。中國人學英語特別難，也是因為沒有相應的語言環境，缺少「刺激——反饋——自催化」的機制，大腦的語言中樞很難發育。
那麼，經濟系統的進化其實也遵循「試探——反饋——自催化」的自組織機制，沈華嵩先生認為，經濟系統的催化劑，就是貨幣。也就是說，誰得到了貨幣，誰就得到了「能量」，誰就可以自發地催化自己的生產方式。
怎麼樣得到貨幣？那就得服務消費者。你生產出了價廉物美的商品，消費者就用貨幣給你投票，你得到了貨幣，就可以擴大你的生產，生產出更多、更低廉的商品。你生產出來的商品質量不好，成本太高，消費者不給你投票，你就掙不到錢，你的生產方式就會被自發地淘汰。那麼顯然，消費者的投票，就是在自發地催化那些效率更高的生產方式，並且自發地淘汰那些效率低的生產方式。自然界廣泛存在的這種自然選擇現象，被哈肯教授稱之為「泛達爾文主義」。
那麼我們的國有企業在「消費者投票」的自然選擇中，有兩個致命的缺陷，第一，沒有投資自主權，不能隨機地、敏捷地「試探」消費者的喜好，從而有效配置資源；第二，分配必須經過官員批准，掙錢的專案、方式不能得到自然的貨幣催化。所以，國有企業在「追逐消費者意志」的遊戲中，就不可避免地遲鈍和效率低下，最後，整個產業結構都會變得背離消費者意志。
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一直的做法，就是放權讓利，就是將投資權和分配權完全下放。可是，投資權和分配權完全下放之後，企業還是國家的嗎？名義上是，但實際控制權卻落入了官員的手中。說起來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全民」成了漢獻帝，官員成了曹操。
那麼官員控制企業有什麼不好？第一是權力介入市場，造成行政壟斷；第二是當其經營不善的時候不能被自然淘汰，因為有銀行貸款支撐。優不勝劣不汰，經濟效率自發進步的自組織機制還是被破壞了。這也就是我們已經得出的結論——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造成了對行政壟斷和銀行貸款的依賴，造成了最大的社會不公。
要使國有企業擺脫行政依賴和貸款依賴，唯有實行資本人格化，也就是將其產權量化給自然人。自然人不可以動用政權公器搞行政壟斷，也不可能借銀行的錢不還。它只能靠創造客戶價值生存，那才是真正的效率之道與公平之道。
2003年9月26日，在「中國企業文化年會——長沙遠大行」的一場論壇上，北京大學張維迎、萬科集團王石、慧聰國際郭凡生以及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等人，都發表了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看法，那場會議是筆者給他們做的記錄。王忠明博士在會上說過的一段話，一語道中問題的根本。他說：
「將近25年的改革開放，國企改革一直處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改革措施此起彼伏，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也喚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的改革激情，但最終是倦鳥歸林，望洋興嘆……今天的國企改革，進入到了一個你繞不開產權改革的現狀，我們二十多年始終都想繞開產權改革，放權讓利等等諸如此類，都是想繞開產權問題，但事實上我們繞不開它，徒勞的努力只是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我認為，國企的產權清晰，要從原來的國家作為所有者的所謂的‘產權清晰’，逐步變成歸屬於自然人的產權清晰。」
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實力。
反觀郎咸平的表現，實在是滑稽。「民營企業具有掠奪性」、「以新法治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等等。看起來很有道理，其實是無知到了極點。
「掠奪性」指的是損人利己，是需要法律來規範的，民營企業具有的根本特徵不是掠奪，而是利潤衝動。利潤衝動是利人利己，是財富的創造之源，民營企業有充分的利潤衝動而國有企業沒有，所以民營企業能靠創造財富生存，而國有企業則必須依靠行政壟斷和銀行貸款，真正具有掠奪性。
2004年12月13日的《第一財經日報》這樣介紹了郎咸平的「新法治主義」：
「我國未來的產權改革和經濟走向，必須以新法治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思潮，新法治主義的含義是要確立以民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來規範每個社會群體，從而讓每個群體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下發揮其創造力。」
聽起來煞有介事，稍微用心一思考，就知道這又是在搗漿糊。自由是經濟進步的動力之源，而法治則是自由的保障，可郎教授居然提出「以法治取代自由」，好比「以就餐制度取代吃飯」，這是什麼邏輯？
「新法治主義」靠什麼來控制經濟的運行？靠計畫模式嗎？如果不是，而仍然要依靠自由市場制度下的「消費者投票」來自發催化那些效率更高的生產方式，那麼郎咸平對市場制度促進經濟進步的自然選擇機制隻字不提，或者說是一無所知，在解放束縛自由的制度建設上沒有任何建樹，那他憑什麼去實現「讓每個群體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下發揮其創造力」的目標？就憑他振臂一呼嗎？
關鍵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讓政府退出市場，讓政權成為公器，這才是確立遊戲規則、防止侵害他人利益的治本之道。政企不分、官商一體，恰恰是腐敗的制度依託。上市公司可以毫無顧忌地圈錢，金融領域沒有約束的腐敗，恰恰是政權干預企業所導致的。對於那些江湖庸醫，雖然說得很好聽，但大家千萬擦亮眼睛，不要病急亂投醫。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三、中國的股民為什麼賠錢？
郎咸平受到追捧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對MBO的論述，認為「MBO（管理層收購）」不能稱之為「改革」，而是「一個最可惡的盜竊國有財產的辦法」。
不錯，中國股市讓90%的人都賠錢，但這是MBO的原因嗎？不是，恰恰是沒有MBO的原因。對於MBO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盡可以去規範，而不可因噎廢食。
我們知道，一個健康的資本市場，有兩條重要的規則，第一條是「用手投票」，第二條是「用腳投票」。
「用手投票」，就是誰的股份多誰進董事會，顯然，在一般情況下，公司的管理層會擁有大多數股份。如果公司經營得好，管理層會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如果經營失誤，管理層會成為最直接的賠錢者。譬如蓋茨擁有微軟400億美元的股份（假定是40美元一股），若他經營得法，股價上漲一番，蓋茨的財富就直接翻到800億美元；如果經營失誤，股價跌一半，蓋茨的財富就縮水成了200億美元。
那麼股價的升跌是靠什麼來實現的呢？那就是靠眾多小股東對股票的判斷和交易，也就是「用腳投票」。當你蓋茨經營得法，在你的名分下賺了200億美元的時候，大家都聰明地買進微軟的股票，股價會漲到60元一股，這樣蓋茨的名義財富立即上漲到600億美元。當你蓋茨經營不善，在你的名分下虧了100億美元，那麼大家都拋出微軟的股票，股價下跌到30美元一股，讓你蓋茨的名義財富退回到300億美元的水平。
如果小股東拋出股票走過了頭，股價跌破30美元，小股東還在繼續拋出，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就會有「MBO」，就是管理層收購。蓋茨會拿出錢來收購這些廉價的股票，從而大獲其利。當然，小股東也不會那麼傻，股票跌破實際價值以後，自然不會繼續拋出。小股東不繼續拋出，股價自然也就穩定在一個合理的均衡水平上。
我們再來看沒有「MBO」的情況，如果股價跌破30美元以後，小股東繼續拋出，蓋茨卻不肯出錢收購這些股票，結果會怎樣呢？結果當然就是股票的價格繼續下跌，一致跌倒20美元甚至10美元甚至1美元，那麼同時，蓋茨的財富就由300億美元跌倒了200億美元甚至跌到10億美元！蓋茨能讓他的股票這麼跌嗎？即使他不出手，恐怕其他人也早就會出手搶購了。
這就是資本市場的奧秘，就是在一個開放的體系中，通過無數小股東的獨立交易決定和大股東的「MBO」，通過真金白銀的「猜測」、「較量」和「交易」，使得公司股票的價值準確反映出其實際的經營狀況，從而讓股價對經營者的行為進行即時的激勵。
那麼即時激勵有兩個條件，第一是「用手投票」，這樣才能保證大股東進入董事會，保證公司的經營者擁有最大的股份，承擔最大的風險；這樣小股東才會有安全感。因為大老闆的利益比我大，我不怕他不努力經營。如果公司的經營者並不擁有最大的股份，「即時激勵」就成了問題，我努力經營了，卻沒有最大的回報，我不努力經營，卻並不遭受相應的損失，那麼經營者的行為就失去了一種「資本約束」。
「即時激勵」的另外一個條件就是「用腳投票」，當公司管理層經營不善，小股東可以選擇拋出股票一走了之；而大股東在這種情況下拋出股票會找不到接受者，並且會立即使自己的名義財富跳水。有了這兩條規則，就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這就是——你賺了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你的公司的價值會在你的股價上立即顯示出來。
這裏的核心是「資本約束」，自己出了錢，占了大股，經營得好立即賺，經營不好馬上賠，賠完了就出局，這一「泛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機制如影隨形，準確而嚴厲。
而我們的國有企業在「資本約束」這一點上卻恰恰犯了最大的忌諱！國有股的存在，使得股份公司的經營者不需要擁有最大的股份，他的經營行為就失去了「資本約束」，幹得好收益是別人的，幹不好損失也是別人的，於是「自然選擇」的機制失效，於是就出現了如陳志武教授所說的「道德風險」，管理者不去誠實創造反而吃回扣，在這樣的股市中，股民怎麼可能不賠錢呢？！
就好比打牌一樣的，你敢在某一位牌家的身上下注，是因為如果他不把牌打好，那麼他自己首先要輸錢。所以你盡可以放心地押，除非他有病，否則不會故意輸錢。然而國有企業的董事們，恰恰就是這樣一群「有病」的人！他就是敢故意輸錢，因為這不是輸他自己的錢，而是輸「國家」的錢！你看這多麼可怕！
要想讓中國的股市健康起來，唯有恢復資本約束，自然人出資，誰的錢多誰進董事會，誰不努力經營誰就賠錢，賠錢賠完了就自然出局。這樣讓自然選擇機制發揮作用，逐步培育一個誠實創造的股市，那時候再進中國股市，想不發財都難了。
四、治本之道：自己掏錢做企業
我們從社會公平、經濟進步、資本市場三個方面闡述了國企改革的方向，結論就一句話：自己掏錢做企業。你不用耍花招！
這裏的「企業」也包括除中央銀行以外的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不管是企業還是銀行，用自己的錢去經營，幹好就賺，幹壞就賠，吃不了兜著走。誠實創造是你唯一的出路。
而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圈錢，到處都是上項目。「在印鈔機運轉的盛宴中狂歡」。筆者在內蒙古的錫林郭勒，看到一條剛剛修好的嶄新的公路旁邊，又在修一條平行的新公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居然修兩條平行的公路，真是吃回扣吃瘋了。
更為荒唐的是，在內蒙古西烏旗，有人把一條5米寬的溝渠攔截起來，就想在那裏建燃煤電廠，污染不說，水源不夠就註定這建起來的電廠發不出電！可投資者考慮過這些後果嗎？
沒有，因為這些都是「國家的錢」，是印鈔機印出來的錢，不拿白不拿。名義上是「發展才是硬道理」，其實是「圈錢才是硬道理」。把銀行的貸款套到手裏，一切大功告成。至於效益呢？回報呢？公眾福利呢？沒有人去考慮。
有人說，資本人格化，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就是私有化。這些人振振有詞，馬列理論一大堆。殊不知，馬克思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也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2頁）。目前的行政依賴和貸款依賴的國有企業和國有投資專案，導致了公平的喪失，顯然不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違背了馬克思的初衷。如果我們認為行政壟斷和借錢不還也是公有制，那「公有制」這個概念就被我們斷送了。
高明如茅於軾者，也曾發表這樣無奈的感慨，「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執政之基」。殊不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共產黨的執政之基。而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和貸款依賴，造成了最大的社會不公，它恰恰是蠶食了民心，蠶食了共產黨的執政之基。官員控制國有企業自己漁利，這是中國最大的毒瘤。
至於如何在改革中兼顧公平，那是非常簡單的問題。第一是控死印鈔機，俄羅斯的改革失敗，就是因為印鈔機失控引起的。第二是啟動民間信貸，就是讓銀行的錢出來投資，這就是「存款非仲介化」，當然不能用行政手段，應該完全自願。那麼改革的方案應該透明，應該交給職工大會討論通過，這個也不難。
五、結束語
筆者的《資本人格化——從郎咸平事件到國有企業改革新突破》一書出版後，一直不敢大作宣傳，為什麼？因為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沒有考慮清楚，那就是能源問題。
要知道，資本人格化可以讓「追逐消費者意志」的遊戲去掉羈絆，但「消費者意志」卻也不是個什麼好駕馭的東西。適度滿足消費者的吃穿住行，是人道的需要。但人性往往是非常賤的，剛吃了三天飽飯就會忘記自己姓什麼。如果過度縱容消費，讓多數人過上奢侈的日子，甚至讓中國成為另外一個美國，那就完了，資源很快會被耗盡，生命支援系統很會快崩潰。接下來，大衰退、大饑荒、大規模死人，都可能接踵而至。
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會導致資源的迅速枯竭，特別是中國這樣的依賴於礦物能源的增長，肯定不可持續，所以筆者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於政府的智慧，政府退出市場以後，把掙錢的事情交給企業去做，政府可以專心思考人口、環境、資源、承載力等「不掙錢」的問題。哪些錢可以掙，哪些錢不可以掙、不允許掙，政府可以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可以毫無顧忌。譬如環境污染的項目，可以直接抓人送進籠子。不像現在，政府也只管掙錢，污染的專案都是政府自己搞的，這政府還怎麼去考慮可持續發展？
而且控死印鈔機，對非理性開發本身就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自己掏錢可以讓投資者更看重環境污染的風險，使環境污染的風險被企業內在化，逼迫企業走環境友好的節約型生產之路。
所以讓政府退出市場，經濟運行就有了大腦，效率就可以提高，這比政府直接「與民爭利」的情況更能促進國民福利與可持續發展。
至此，郎氏主張的戰略性錯誤就更清楚了。的確，郎咸平所闡述的事實都沒有錯，只是結論錯了，正因為如此，才迷惑了許多人。這裏倒真正用得上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所說過的一句話：「包含著某些真理因素的謬誤是最危險的」。
轉自《網路文摘》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