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

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對皮諾切特是一個徹底的失敗，據當晚同時對投票進行計數的自由選舉委員會的初步統計，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對，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贊同。監查投票選舉的國際觀察員記錄道，投票有秩序地進行。衛兵接到命令，允許慶祝預料中的說「不」獲勝的活動，以便給鎮壓提供藉口，但衛兵拒絕執行這個命令。連續數小時，政權的官方媒體對得票數避免正面答覆，在內政部長告訴觀眾贊同票超前反對票幾票之後，接著便播放美國連續劇。在天主教大學的電視臺上，前內政部長賈帕與愛爾文出現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中，他平靜地「定下基調：如果說‘不’獲勝，世界末日也不會因而到來。」兩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這樣的。

清晨，集團將要在位於拉蒙那達的總統府聚會。電視攝像機豎立在拉蒙那達之外，正要走進房間的空軍將軍馬菲艾被截住，並被詢問事態的進展。在國家電視上，馬菲艾平靜地給了皮諾切特致命的一擊：「看上去說‘不’贏了。」據鐘斯說，「一旦馬菲艾在攝影機前說了這些，當然他那樣做是非常深思熟慮的，在他去與皮諾切特會面的途中那樣做，因為他知道不管裏面發生什麼，皮諾切特的雙手將會被馬菲艾在外面所說的束縛住。」最初，皮諾切特力勸與他同一團體的成員強加戒嚴，這一舉措失敗了。他又交給團體成員一份授予他緊急權力的法令草案；馬菲艾將草案撕碎。這時，皮諾切特變得溫和，「舉起他的手臂說一切都結束了」。在上一次亮相幾個小時後，內政部長又出現在電視上，開始宣讀結果。最後結果顯示，說「不」的票以54％對44％取勝。第二天早上，一百萬人在聖地牙哥慶祝了他們的勝利。

皮諾切特沒有放棄他的最後一口氣，對抗對手的暴力持續一定水準上，但看上去像是被人民意願所擊倒的失敗獨裁者的後衛行為。公民投票後迅速隨之而來的是司法和媒體的自由。一年後，愛爾文在二十年來的第一次自由選舉中被選為總統，于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舉行了就職典禮，智利恢復了民主政治。儘管皮諾切特在作為軍中殘餘部將的首領、與他的終身參議員、以及要他下臺的條件上，造成了一些困難，智利已證明回到了民主政治，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隨著民主政治越來越鞏固，智利政府和司法部不斷地略過十年前被當做必要的妥協及折衷。當皮諾切特在英國被捕時，他于當政時所犯下經他安排而被赦免的罪行這一問題又被擺在了智利的面前，舊傷疤被揭開，民主政治又被測試。最終，智利通過了這一測試，智利司法部甚至找到了司法途徑去起訴那些代表政權而犯下嚴重罪行的人。

儘管與往常一樣，決定始終來源於人民而不是外國勢力的代表，在這次過渡過程中，美國大使及其隨員的幫助顯然無處不在。鐘斯認為，對於民主政治的重返，美國起到了「雖不充分，卻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行公民投票給地方上的民主黨人奠定了建立同等競選活動的基礎。美國國會議員和人民，是第一個對被皮諾切特政權所壓制的智利人表示團結一心的群體。據邦尼斯說，到雷根總統第二次任職期間，「美國的態度變得不那麼耐心和更加嚴厲。」邦尼斯在參加反對方時，「從未偏離公開站在民主黨反對派一方，但他的言論和行為卻客觀上鼓勵了‘反對’的競選運動並為之創造了空間。每個人都知道美國站在哪一方。」邦尼斯注意到其他美國參與者以前的行動擴大了美國新政策的影響，「國務院和大使館之間的配合，與許多國會關鍵成員之間緊密關係的維護，以及非政府組織提供的幫助」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鐘斯感覺到這種影響的重要性在於「雖然許多智利人的努力對於擺脫皮諾切特來說，毫無疑問是必須的，但另一個必要的因素是來自美國的壓力。我們說行——這不來源於我們，而是你們決定要進行公民投票，但你們的憲法規定了公民投票，那就讓我們看看你們怎樣執行憲法並尊重選舉結果。」他認為如果對皮諾切特繼續採用雷根第一次任職期間的「夥伴關係」方法，可能就不會有一九八八年的自由選舉。他也看到了包括國際監察在內對這次選舉的注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沒有注視著智利，公民投票時沒有國際監察者，我認為皮諾切特會以多種方式逃脫。」按照邦尼斯的看法，從在智利的經歷中可以學到兩個經驗，「總的來說，美國對智利人行為的影響是邊緣性的，但邊緣性並不意味著不重要。」經由幫助智利民主黨力量去彙集民眾，克服他們害怕公民選舉是一個陷阱的恐懼，美國幫助他們將陷阱布在了皮諾切特周圍，結束了他的強權統治。

當大使邦尼斯、使團首席代理鐘斯和大使館其餘人員，出現在一個美國可能對其不具有相應比例影響的國家時，他們的努力顯示了堅定的外交家為支援民主黨人所能做到的。獨裁者難以控制公然傳播與公開的資訊。外交家們的行動和言論，對影響專制政權中關鍵人物的行動，也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是生與死的影響。邦尼斯說大使們在走上崗位等待被信賴期間「不應躲起來」，應該盡其所能去接觸廣闊的社會階層。邦尼斯的經歷也顯示出對在一個不民主國家履行使命所做的深思熟慮的價值。

通常，美國大使並非做為美國的代表，而是做為傾向雙邊和睦關係的國務院官僚的代表。對於民主政治具有國家安全意義的看法，國務院一直頂多是一個不情願的同意者。雖然我們可以公平地說在冷戰後時期缺乏影響變化之必不可少的財政必備資金，國會做為一個整體卻一直在促進民主政治上超前於執行機構。與國會的配合對幫助帶來民主主義變化的持續努力起著關鍵作用。當面對不僅來自于智利，同時也來自于華盛頓右翼分子的阻礙的時候，邦尼斯能夠依靠他的國務院上司、國會議員和職員，甚至總統本人的大力支持，在決鬥中使這樣的後備力量清楚可見，並且進一步增強了大使進行公眾外交的能力。

國際行動者之間的協調也可起到關鍵作用。在智利，邦尼斯幫助成立了「西半球民主政治團體」，此團體經常包括來自阿根廷、巴西和哥斯大黎加的外國大使。「我們交換資訊，討論我們（和我們的政府）怎樣才能更有效地促進對人權和民主的更多尊重。」他也發現法國大使是一個對人權和民主掌握豐富資訊的大力提倡者。其他在智利有代理的民主國家，沒有明顯地參與類似的協調活動。民主主義團體的到來，應該起到導致民主化支援和方針的協調實踐的作用。

民主開放的社會，不僅低估了他們官方公告和方針對被壓制國家的影響，同時也低估了文化進口這種「軟」性力量的影響。聯盟領袖瑟庫（Rodolfo Seguel）注意到了一九八三年在智利放映的阿頓伯羅（Richard Attenborough）勳爵的電影「甘地」所激起的效應，在同一時間裏，銅礦工人的罷工表明了對皮諾切特政權的極度不滿。「這部電影我們都看了至少兩次，我們必須真正地去實踐。」強烈的非暴力資訊，顯然對他和礦工們都產生了共鳴，瑟庫看見「波蘭團結工會」（Polish Solidarity）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延續了甘地的道路：「兩人都採取了比武裝衝突效果更好的非暴力鬥爭。」（注16）

非暴力民主推翻暴政的勝利，產生了難以衡量的交叉影響，這種影響在其成功之上累加著。緊接著二○○○年米洛塞維奇在塞爾維亞被推翻，辛巴威和象牙海岸的示威者們把他們的獨裁者穆加比與蓋伊（Robert Guei）和米洛塞維奇相提並論。在伊拉克軍隊潰退出科威特之後不久，塞爾維亞早期民主主義示威者唱道：「斯羅伯（編注：米洛塞維奇），你是薩達姆（編注：海珊）！」當巴格達和貝爾格勒在軍事合作和逃避制裁方面進行廣泛合作時，這種比喻被證明是有道理的。在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的人民武裝革命後，一個任職於東德的外交家注意到一部分東德人對於菲律賓人是怎樣非暴力地抵抗一個曾對反對方最高層採用暴力的政權，有著濃厚的興趣（注17）。毫無疑問，民主政治在鄰國的傳播使智利民主活動家確信歷史和時機在他們一方。現在做為一個民主政治先導，民主團體的十個國家之一，智利將舉辦二○○五年的「民主政體聯盟」部長級會議。（編注：世界民主社群系於二○○○年由智利、印度、波蘭、捷克、馬利、墨西哥、葡萄牙、南非、南韓及美國十個國家發起，為一以支持民主化，捍衛民主人權為宗旨的國際聯盟。CD原則上每兩年召開一次部長級大會，由各國外交部長級官員代表參加。智利於二○○五年四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在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第三屆世界民主社群部長級大會，中華民國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亦正式獲邀參加。）

肯亞的哈姆斯頓：無賴大使

與邦尼斯形成鮮明對比，哈姆斯頓曾是一個虛張聲勢的新聞記者，他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樣舒適地待在美麗、煩惱的肯亞土地上。他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這裏任職，和海明威一樣不太可能屈服於這個國家無所不能的獨裁者——莫伊。哈姆斯頓將他的回憶錄取名為《無賴大使》（Rogue Ambassador），我得到他的許可，不受限制地從中摘錄以表明一個美國大使在被派往專政政權時所應該做的（注18）。

哈姆斯頓報導說，獨裁者「以幾乎毫無隱瞞的滿意」祝賀了他的被任命。「我是個保守派，熟悉肯亞（因此一定是莫伊的崇拜者），有著冷戰分子的聲譽。並且，作為一個政治上的被任命者，可想而知我能對布希總統進言。簡言之，肯亞人認為他們領進了一個懦夫，我會像那個重命令而不重自由的英國高級專員約翰．強生（John Johnson）那樣毫無頭腦地支援莫伊。莫伊和他的寵臣們相信，與華盛頓同乘的船不會觸礁，我會使自己很歡愉，去打獵、釣魚、玩橋牌、打高爾夫球，在海灘上曬太陽，呆呆地觀看野生動物，永遠都不會說關於民主和人權等令人煩惱的話。畢竟，那就是人們認為所謂與大使相稱的生活。這是一個典型看錯人的情形。但目前，我的目的是儘量與莫伊合作。我需要獲得一個可以施加影響力的位置，透過他而不是對抗他，我有可能勸說他為了他自己以及肯亞的利益，將國家引入一個更自由的軌道。我推論，這樣就有可能使這個國家免於爆炸。對別人生活的足夠關心並對非洲政治問題尋找一個演化而不是革命的答案。」

因此，哈姆斯頓清楚地定義了一個典型的大使，甚至在工作概念中將大使定位是一個關注多數人都無興趣的鼓勵改革者。開始，他以為莫伊是能夠被同化和革新的，他認為暴力不是唯一的選擇。他明確地說他不想「驅逐」莫伊。正如我在書中所論，與獨裁者合作很重要，但很關鍵的一點是要認識到獨裁者不是傻瓜，他們會用盡手段以保住權力。最終，他們必須被驅逐。暴力之外經常都有另外的選擇：用一個全面的策略去提高當地人們的期望，用民主主義的最大力量去幫助他們以非暴力的戰術來對抗和驅逐獨裁者。

但即便有這些初始的限制，哈姆斯頓對肯亞人的愛，透過他的民主主義的直覺、對國務院改變方針的理解以及他與獨裁者打交道的第一手經驗，促使他發起了一場非凡與壯麗的自由之戰。如果能得到其他人的足夠支援，如果肯亞的民主黨人能聚在一起，這場自由之戰幾乎肯定會導致莫伊的被驅逐。

哈姆斯頓認識到「我不僅是布希（George Bush）的發言人，我也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傑佛遜（ThomasJefferson）、麥迪生（James Madison）、蒙洛（James Monroe）、維爾遜（Woodrow Wilson）和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發言人。如果我不大聲地說出美國的想法和理想，不擁護民主政治，誰又會來說呢？這是與傳統外交相反的新型態外交。」（編注：以上人物都是美國歷任總統）

他所要對抗的到底是什麼，這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哈姆斯頓到來之後很快就變得清晰。正如安哥裏坎（Kenyan Anglican）主教對他說的，「莫伊的內閣是由一些據說是職業殺手的人所組成。」哈姆斯頓二○○○年二月的觀察清楚地顯示出莫伊自己也有資格得到這一封號，因為莫伊的外交部長伍克（Robert Ouko）在那時遭到謀殺。莫伊在那個月訪問華盛頓期間，只得到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接見。在此之後，莫伊很顯然開始懷疑外交部長伍克在暗中得到了更高級別的接待；可能還對取代莫伊進行了秘密討論。「據說莫伊親手毆打了伍克，要求知道布希總統和國務卿貝克在華盛頓對他說了些什麼，而且將伍克打得失去了知覺，並下令對他進行折磨。」第二天，在莫伊的辦公室裏，伍克的頭部中了兩槍。莫伊是否毆打並謀殺了伍克，不管真實情況如何，正如哈姆斯頓所記述的，「許許多多肯亞人相信這是在過去發生的事實。」莫伊在負責伍克命案的調查委員會呈交裁決之前將其解散，最後還雇用了被倫敦員警廳懷疑下手槍擊伍克的執行者。

BBC在二○○一年六月三十一日報導，莫伊起訴大使哈姆斯頓在他書中記敍伍克之死時對他的誹謗。莫伊否認與此謀殺有任何關係。BBC簡潔地記述道，伍克的身體「被槍擊，潑上了汽油，點著了火。」

在此時注意到這一點很有好處，那就是許多現在當權的獨裁者親自謀殺過人，或者親口下令去謀殺一些人或團體。人們傾向於將這一事實與個人分開，而宣稱一個「政權」、一個「政府」、一個「系統」應為這些行為負責。我們難以應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一個與美國總統及大使與之共事的人，被邀請到白宮握手甚至讚揚的人，竟是一個殺人犯，而且通常是一個群體殺人犯，然而這卻是事實。

就在哈姆斯頓即將抵達奈洛比之時，駐鄰國坦尚尼亞的美國大使，職業外交官員彼得森（Donald K. Petterson）電報國務卿貝克並建議說，現在是與我們的西方同盟軍制定更明確和更廣泛非洲政策的時候了，要言之，即對非洲開發援助與向民主化推進聯繫在一起。「原則上講，我不反對彼得森的電報。」哈姆斯頓回答道。「冷戰促使美國去支援非洲和其他地方一些極端令人厭惡的特性。正如彼得森所指出，俄國顯然已不在冷戰遊戲之中。在這些已改變的環境下，美國做為唯一存在的超級強權，沒有理由去支援暴君們。如果現在有的話，那就是到了向海外推進民主政治的時候了。」說了那些之後，我確實感到這種政策的支持者嚴重地低估了在非洲施行這種概括性政策的困難。

在一九九○年第一季，布希總統和國務卿貝克在幾次場合裏明言，支援民主在非洲的擴展是美國的方針政策。由此，在四月中旬的國務院民主會議上，四十個在非洲的美國大使只能夠「互相比賽他們對民主化的支援和信仰的熱忱。這種比賽佔用了那麼多時間，被安排最後講話的魔鬼擁護者（哈姆斯頓）幾乎沒時間列舉每個大使在實施這種政策時肯定會遇到的困難。我並不很介意，因為我的心站在問題的另一邊。無論如何，在熱忱地認可新政策後，絕大部分大使回到他們的崗位，在擴展民主的問題出現時遵循了一種謹慎的沈默態度。至於我，回到肯亞後，決心用我能夠集聚的所有精力和決心，去實現布希總統的政策。」(//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