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早在幾年以前，我就在「關天茶舍」等網路論壇上注意到了「易大旗」這個名字。與網路上大多數蕪雜粗糙的文字迥然不同，那些出自于「易大旗」手筆的文章，無不嘻笑怒駡而一針見血，邏輯推理絲絲入扣，筆端又如梁啟超般「常帶感情」，因此對讀者極具吸引力。由於「易大旗」的文章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知識分子人格均作出了鞭辟入裏的批評，故在網路上時時引起軒然大波。對其文章的評價也趨向於兩極化：贊同者引以為啟蒙老師，許多憤青讀者正是閱讀了大量「易大旗」的文字後，擺脫了精神世界中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毒素，而成為自由主義者；相反，對立者則將其列入所謂的「漢奸」名單之中，斥之為「民族虛無主義者」 ——而我本人也曾有幸與之並列在此類名單之中，這大約是我與易大旗的第一次「神交」吧。

後來，我才知道「易大旗」是小說家孔捷生的筆名。由「孔捷生」成為「易大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名的那批著名小說家中，其人生軌跡堪稱一罕見的例外。八十年代是文學是黃金時代，當然在這個黃金時代裏也不乏諸多色彩斑斕的肥皂泡。小說和報告文學是那個時代最受追捧的文體，一個中短篇就可以讓一名作家一舉成名。孔捷生在那批小說家中雖然不是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卻是最有特色和潛力的作家。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使得當代中國的歷史軌跡以及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天安門屠殺之後，大部分作家都留在了國內，經過反復的檢討和重新的效忠，「過了關」的那部分人繼續擁有「帶著鐐 銬跳舞」的「寫作的自由」。在九十年代來勢迅猛的商業化浪潮之中，他們先是不知所措，然後迅速地參與其中，一瞬間便完成了由「理想主義文學」到「商業主義文學」的轉變。延至二十一世紀初，這批作家靠著昔日如日中天的知名度和在意識形態的高壓與市場化的誘惑中磨礪出來的生存術，大都成為有限度的經濟自由化政 策的受益者，並為自己分到了一些殘羹冷炙而洋洋自得。在當年的那些小說家中，也有少數人介入散文隨筆的寫作，比如王蒙和余華。王蒙是看不起魯迅的，他認為 魯迅太「偏激」，他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本所謂的「人生哲學」，其實是教導同胞們怎樣才能把奴隸的位置做穩。王蒙自覺選擇了「奴隸工頭」的光榮角色。而余華 在西方媒體上公然宣稱，今天的中國早已實現了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為他的作品從來就沒有遭到過刪節。其實，余華早已「揮刀自宮」了，哪里還需 要中宣部檢查官們的「大刀闊斧」呢？中國社會背景的變化，以及作家們無原則的退步和放棄，使得九十年代以來，文學逐漸退出中國社會的中心地位，作家也不再 是舞臺上的主角。普通百姓說起作家來，再沒有八十年代的尊敬和讚美，許多作家日漸成為媒體的娛樂新聞上明星故事旁邊的點綴。

而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群體，情形也並不讓人樂觀。由於缺乏恒定的信仰與穩定的價值堅守，許多中國流亡作家沒能像俄羅斯、東歐的流亡作家們一樣，繼續保持旺盛的創作能 力，繼續對國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命運作出冷峻的思考。在西方，他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因為生活環境的變遷、語言的制約以及對異質文化缺乏理解與接 納的胸懷，許多流亡作家在怨天尤人之中喪失了創作的激情。有意思的是，在流亡海外的小說家中，我注意到有兩位自覺地完成了頗具象徵意義的轉變：鄭義轉向對 中國環境問題的研究，以厚厚的一本中國環境問題報告警醒國人，勿將經濟發展建立在對環境的掠奪性開發之上；孔捷生則轉向雜文創作，以「易大旗」的筆名在新 興的網路載體上縱橫馳騁，成為若干文化思想論戰的積極參與者。在我看來，小說家轉而寫類似于梭羅的《瓦爾登湖》的美文易，而改行做嚴肅、枯燥、一板一眼的 環境問題研究難，這正是鄭義的可貴之處；小說家在閒暇時刻寫點關於阿貓阿狗的「小男人小女人散文」易，而改行寫富於思想鋒芒的雜文難，這正是孔捷生的可貴 之處。小說家需要的是講故事的能力和控制語言的天賦，而雜文家還需要社會學、歷史學、法學、哲學、經濟學等多方面的學識和見識。因此，從小說家到雜文家， 需要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實現巨大的調整。可以說，由「孔捷生」到「易大旗」，由小說家到雜文家，他完成的是深淵前的縱身一躍。

易大旗的雜文，繼承的是五四運動以來魯迅所秉持的國民性批判的傳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在小說創作和雜文創作兩個方面都達到頂峰的作家，惟魯迅一人而已。英國學者大衛•伊•波拉德在《魯迅的雜文》中指出：「魯迅的歷史知識和他自己長期而苦澀的經歷陶煉了他解釋現象，從表面平常或孤立的事件中體察到重 要性並把它們上升到關係民族狀況的水平上來的能力。」（見《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顯然，易大旗的雜文也有類似的特質，小說家的激情與社會學家的冷峻在 其文字中融會貫通。與某些流亡作家日益與中國國內的現實隔膜、最後走向「自言自語、自說自話」不同，他的文章往往緊扣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事件發言，諸如礦難、官吏腐敗、上訪潮、農民權利、司法不公、貧富懸殊等，諸如被中共設置為「禁區」的六四、法輪功、臺灣、西藏問題等，他均有鮮明的看法和獨到的見解。近幾年來，我在海外訪問期間觀察到了這樣一種可悲的現象：許多已經在海外生活很久的作家，其潛意識裏仍然「理所當然」地接受中共宣傳部所設置的言論的禁區，他們的身體雖然生活在言論自由的西方世界，心靈卻仍然被禁錮在密不透風的中國大陸。這是一種內化的審查機制，這是一種頑固的精神疾病，它緣於恐懼、緣於怯懦、緣于思維的惰性。易大旗則是其中少見的例外，他的文字真正做到了突破所有的禁區。同時，他的文字中也沒有那種折射出內心怨毒的謾駡，而始終充滿 著理性的力量，這與他十多年來深入西方社會，真切體驗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關。

易大旗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他認為中國惡 劣的現實情況是歷史悠長的回聲。這樣一種思路貫穿在他的雜文當中：五四運動尚未真正結束，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乃是思想啟蒙。在五四運動被描述成 「激進主義」，在魯迅遭到貶斥，在啟蒙遭到置疑的今天，易大旗的觀點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相當大一部分對中國大陸現狀持否定態度的民眾、學者和信仰群體，普遍認為中共僅僅是一種外來「邪教」，只要將此種外來「邪教」清除出中國，並將中國傳統文化復興起來，中國就有救了。如法輪功修煉者群體、歷史學家辛灝年、詩人袁紅冰等均持有類似的看法。海外學者如林毓生和國內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朱學勤，也都置疑五四運動和啟蒙主義的歷史合理性。但是，與這些看法相 比，我更同意易大旗在若干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五四運動乃是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和精神的起點，五四運動乃是中國人認識自由、獨立、平等、寬容等普世觀念的 起點，今天的中國需要的不是否定五四，而是重新進行國民性批判和文化啟蒙。我們不能為了實現反對中共時的「快意恩仇」，而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抽象出來、美化 為一種頂禮膜拜的物件。因為中共不僅是一種外來之「邪教」這般簡單，共產主義革命為何能夠在中國和俄羅斯取得勝利呢？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專制傳統最深厚。中共能夠以武力奪取大陸政權，表明其意識形態深深根植于中國的文化傳統之中——以毛澤東為例，毛根本沒有讀過幾本馬列書籍，他所喜好的乃是《二十四史》、 《資治通鑒》、《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文史典籍，並儼然以秦始皇自居。在此意義上，毛乃是「傳統中人」。李慎之曾經指出，中國的傳統文 化，一言以蔽之，乃是專制主義。今天的中國人並沒有從專制主義的泥沼中解脫出來，卻又在官方的主導下陷入了尊孔、興儒學、祭黃帝陵等荒唐舉動之中。因此，易大旗在文章中大聲疾呼，魯迅沒有過時，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需要舉起反對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大旗。

易大旗以魯迅為起點開始了他的雜文寫作。這是一種反抗專制主義的寫作，這是一種呼喚自由精神的寫作，這是一種與五四精神對接的寫作。我同意易大旗的觀點，現在並非「復興中國文化」的時候，而是「復興五四精神」的時刻。我們的敵人仍然是專制主義——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滲透了專制主義的毒素；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身體和精神裏，也滲透著專 制主義的毒素。任何諱疾忌醫的作法都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易大旗「刮骨療傷」的姿態，使自己受到諸多的攻擊和辱駡，其中不乏道德上的指責——「賣國賊」的大帽子滿天飛舞，那些自以為「愛國」的人們根本不知道寬容為何物。歷史學家徐複觀曾經指出過：「古今中外，凡專以刑來實現道德，道德成為刑治的工具時，道德 便變為刑的幫兇。」而正是專制主義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使得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城為泡影，「因為專制政治，一切取決於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許其他人有自由 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學術思想的發展。」（《兩漢思想史》）從易大旗所遭致的攻擊和謾駡上，我看到了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根深蒂固和啟蒙事業的任重道遠。只是，我們既然已經啟程，便不會止步，如同魯迅筆下的過客一樣，我們將大步行走在光榮的荊棘路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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