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力量

這種全球安全情況的根本變化，卻幾乎不被民主國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謂的專家仍無視剛剛發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們相信，國防經費的增加和星戰計畫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這種自我安慰的陳舊思維方式，倒是使這些專家省得去認識和預測全球變化，但是這種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蘇聯放棄共產主義，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這種思維模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二○○○年十二月發表的一份報告《全球二○一五年趨勢：與非政府專家談論未來》中也可以看到，這份報告乃立基於內外部專家所謂的「最佳化」思考（注5）。雖然報告中認為中國有可能出現民主，但它主要的資訊卻是，在現存的獨裁統治國度裏，現狀恐怕還是難以改變的。這份報告忽視了社會基層大眾對改變現行制度的深層力量，更糟的是，這份報告對獨裁政權是否走向民主化並沒有提供任何分析基礎。

對於像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這樣的國家，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仍然支援、維繫、甚至讚揚那些完全腐敗的獨裁者。然而，沙國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只關心如何維持統治和中飽私囊，他們長年扼殺民眾表達不同政治觀點及反對意見的途徑。隨著民眾的不滿情緒與貧困日益增加，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的社會激進因素也在升高。由於來自基層的威脅變得如此明顯，兩國政府近年來都在努力安撫那些扭曲回教且不斷壯大的煽動政客。兩國政府都運用媒體來進行狂熱的宣傳運動，試圖把國內人民的憤怒轉嫁到美國頭上。二○○一年九一一恐怖襲擊時，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結果。這次攻擊就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十九個恐怖分子中的十五個是沙烏地阿拉伯人，頭目阿塔（Mohamed Atta）是埃及人，事件的一切經費來源是沙烏地阿拉伯；而在聯邦調查局的二十二個首要通緝犯中，就有七個是埃及人。

即使沙國和埃及的獨裁政權越來越不穩，西方仍然固執而短視地大量增援、並在政治上幫助這些搖搖欲墜的獨裁者。這兩個政權都被認為是「戰略上的盟友」：以沙國而言，美國主要的考量是其在當地的軍事基地、沙國重要的戰略位置以及巨大的石油儲備；以埃及而言，因為它被認為是一個親西方的、「溫和的」阿拉伯世界發言人、蘇伊士運河之鄉。要從根本上改變對這些關鍵國家的政策，從而促使其循序漸進地發生變化是需要技巧的，過於急速的變化可能會導致損失慘重的結局。例如，如果馬上要在沙國推動選舉，將會導致一個激進的反西方政府，從而切斷了美國的石油供給；而在埃及，回教激進分子正蠢蠢欲動，那裏有如一個充滿反對期望的火藥桶，如果西方的援助驟減，將會立刻使它爆炸。

相反的，如同阿富汗的後神學士政府正在進行的一般，政策上的改變可能會更容易造就出一個現代社會的政府。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找到一個取中的辦法，來幫助這些受夠了獨裁和腐敗之苦的沙國人民建立起民主的一角。我們可以從向沙國法赫德（Fahd）政權施壓來著手，促使它開始民主改革，也可以從加速伊拉克和伊朗的民主化來進行。兩伊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兩國石油產量的增加能夠降低全世界對沙國石油的依賴，而兩伊的民主化也將會改變中東地區人民的心理氣氛，促使沙烏地阿拉伯的改革者更大膽地邁向現代民主。無論如何，我們急需針對該地區展開新的策略，因為現有的傳統策略已無法再維繫了。從二○○二年底，布希政府開始較為積極地在該地區促進民主，但仍顯膽怯；至於歐洲及其他民主國家則更是謹慎。

在現代社會中，眾人仍舊無法把握到權力的本質。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裏，許多國家的政治制度從專制走向民主，從而造成了權力的轉移。舉例來看，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從華沙公約成員國，變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民主國家。同時，維持民主國家強大的國防力量，則是確保和平與驅逐獨裁者的絕對前提。因此，所有支持民主傳播的國家，都應該力推健全的國防預算。然而軍事開支主要隨著政治原因而變化，而來自回教極端主義等方面的威脅，主要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德國員警報告了他們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所逮捕的一群摩洛哥、埃及、阿富汗和德國人：“這群人致力於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宗教國度，並且不接受民主憲政的體制。”（注6）另外一個我們所面對的主要安全威脅來自共產中國。正如羅斯．特瑞（Ross Terrill）教授所描述的一般：“共產國家將美國視為敵人來確保其政權的正當性。”（注7）

最近的歷史已經證明，外交家們有一種觀點極其愚蠢。他們堅信，積極提倡民主和人權聽起來很好，但其與保護自身的「國家利益」、「穩定」及「安全」不但無關，甚至是衝突的。就像在東歐和中歐發生的那些國家轉型一般，讓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讓中東主要國家成為民主國家，對全球的和平與安全將有深遠而有益的影響，這一點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顯然，除了親身經歷過的人們，其他人並不這麼認為。屬於「歐洲新生代」的波蘭外交部長最近表示：「民主是在中東實現和平必不可少的條件。」（注8）以下的這些等式，將更能幫助那些“老歐洲」們認識這個事實：

●發揚和悍衛民主，就等於是在維護國家安全。

●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盟勢力越強大，我們能影響世界的力量就越大。若獨裁國家的勢力越強大，我們能影響世界的力量就越小。

身在民主國度，我們首先需要讓自己從過往的觀念包袱中跳脫出來。在這個全球民主國家占大多數、顯然具備進一步根本改變的潛力、具備完成全球民主化潛力的大環境中，我們需要對權力、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有一個新的認識。我們需要明白，世界並非依據文化、宗教或經濟來劃分的，劃分的標準就是民主與獨裁。

這對於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是真正來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人。卸任後的前總統柯林頓在香港發表關於中國和民主的演說，談到了今後的五十年，卻隻字未提世界需要中國成為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對於中國國內那些希望中國能像臺灣或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民主化、希望民主領導中國的人們來說，這傳達了一個錯誤的訊息。而布希總統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則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布希強調了民主所帶給美國的強大國力，讚揚了中國政治制度中一些適度的改革，比如不記名投票和鄉鎮層級的競選制度，還提到他盼望著這樣的民主選舉能擴大到國家層級。但即使是布希總統，也沒有能夠充分而坦誠地談及中國的民主未來，並為此切實安排一個方案，來幫助中國達到目標。

缺乏創造性和新的思考，也往往使我們自己陷入紛擾。當某些獨裁者的極端暴行被披露于世時，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想做出回應。但是很多回應方案，不是不適當就是有損我們推行開放和民主變革這一更高目的。決策者只能選擇一些無法打動人的方案：軍事行動、經濟制裁、孤立，或是完全不採取行動。軍事行動對於擁有核武的獨裁者具有局限性；經濟制裁也沒能給緬甸和古巴帶來民主；在非洲，我們事實上毫無建樹。很清楚地，我們不僅需要在策略上大膽創新，我們也需要更好的手段。這些手段大多是使用非暴力抗爭、罷工和聯合抵制，以及過去被稱為消極抵抗的方式。在獨裁國家的內部，民主力量需要在最前線戰鬥，全力促使國家開放、協助抵抗阻礙勢力、對抗獨裁者。有時候，民主化的手段也需要一些軍事支援，以增加非暴力方案的效力。我們需要不斷擴大聲勢，以促使獨裁者下臺，或是將他們驅逐。

發揚民主：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

試想一下，如果現有的民主國家都終止支援所謂「友好」的獨裁者，並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獨裁者，全球民主化將能得到多大的推進！那麼，把這個不支援、不接受（獨裁者）的新政策和廣泛幫助並鼓勵本土民主運動的努力結合起來，就絕對可以在一個世代的時間裏，把世界最後的獨裁者清除掉。

獨裁統治國家境外的民主人士，第一步是應該去鼓勵那些在獨裁統治國家內部的民主人士；闡明沒有獨裁者的美好世界願景，說明它所帶來的和平、繁榮和自由等好處；並確立一個驅逐所有獨裁者的最後期限。正如前文提到的，二○二五年是一個合理的時間。下一步是在此願景和最後期限的基礎上，形成廣泛的國際輿論共識，並開始建立必要的組織機構、方式和資源。

這種策略性典範轉移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把發揚民主提升為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首要任務。再怎麼無限制的國防開支或是貿易往來，都不如讓中國、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成為民主陣營的一部分更能根本改變民主國家的安全和福利。要形成對這種戰略的輿論共識，就需要大量的教育、說服、領導和組織。儘管不會輕易或迅速達成共識，但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為此努力。

我們也有一些有力的基礎。二○○○年六月，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史無前例地聚集在一起討論民主，同意成立民主共同體，並一起做為核心小組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發揮作用。參加建立核心小組的國家形成了堅實的領導基礎，包括世界上最大和最老牌的民主國家：印度、美國，以及最年輕有活力的民主國家中的波蘭、捷克、葡萄牙、南韓、馬利、南非、智利和墨西哥。所有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離完全採納本書所描繪的策略、戰術尚有一段距離。就連這十個創立核心小組的民主國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擔心被指「干涉他國內政」。例如，印度曾不斷聲明，不干涉別國的內部事務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則。當然了，她經常干預鄰國的事務。然而她並沒有成為公開倡導民主的帶頭人。

印度崇敬由甘地開創並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甘地認為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應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如果一個英國人獻身於保衛印度的自由、抵抗暴政並服務於這片國土，”他說，“我將如同對待一個印度人一樣地歡迎他。”（注9）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捷克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南韓的金大中（Kim Dae Jung）以及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都有著共同的理念。和那些積極參與美國民權運動的美國人民一樣，他們都明白，這種非暴力的衝突，用甘地的話來說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如果我們策略的重點之一是支援人們以非暴力抗爭來獲取自由，那麼在這十個核心民主國家中達到共識，並最終在所有的民主國家中達到共識是可能的。

如果不僅僅是由職業外交官推動，資深的民主政治家們也能夠參與的話，那麼這種可能就更容易實現了。舉個例子，對於印度在民主共同體中擔當領導角色這一點，印度總理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可比外交部的官員們要遊刃有餘得多了。同樣的現象在華盛頓首府也存在：國會議員們總是領先於國務院、五角大廈和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距離本土民主進程最接近的人，更能理解那些在其他國家為建立相似的體制而奮鬥的人們。選舉產生的政治家們，往往更接近、更能夠回應他們的選民對其他國家的民主鬥士普遍的同情。而外交官們則更接近、也更能回應其他的政府——其中有些是獨裁政府。民主選舉的政治家們明白，只有民眾選舉產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然而外交官們卻趨向於認為，存在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哪怕它的當權是完全背離其人民意志的。

因而，真正的推動力必須是來自選舉產生的政治家或由其任命的官員，以及非政府組織。動員民主國家和民主人士也有一部分是非政府組織（NGO）的任務，往往以「民主共同體」及「世界民主運動」的民主論壇形式出現。來自民主社會非政府組織的支持者，將全世界非暴力抗爭的力量彙集在一起。「世界民主運動」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九九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受到了印度領導人的溫馨歡迎和支持。「非政府組織民主論壇」第一次會議，接著在二○○○年于華沙舉行，也為秘魯的異見人士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提供了一個尋求支援反對秘魯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機會。然而，美國國務院迫於秘魯藤森政府的壓力，公開反對邀請托雷多去華沙，並威脅此論壇的美方籌辦者「自由之家」取消其以後的舉辦權（注10）。然而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在一次非暴力運動中，托雷多和秘魯的其他民主人士設法驅逐了藤森，托雷多被選舉為秘魯總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