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改良 還是革命
【大紀元12月2日訊】
前言
為什麼中共暴政歷經了那麼多次危機，卻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踏平萬裏艱難，迎來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
無數人千萬次地問過這個問題――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場之前，昂首怒目，逼問蒼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無盡的苦役和勞改之路上，淚乾血滴，逼問乾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鐵門之內，用乾枯的心去追問那似乎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國外的中華兒女，時常悲憤如漫天飄飛的紅葉，去追問那湧向我可愛祖國的萬裏長風！
是的，中共暴政歷盡危機，為什麼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贏得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今天，我將回答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只是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書寫一篇墓誌銘；當然也可能，我的回答會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響中國民主革命的晨鐘。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能力理解真理，並崛起於危難之際；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潛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樣一群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中華兒女，他們願意為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命運去浴血奮戰。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首先把我所理解的關於革命的真理告訴天下。
當改良主義思潮仍然像滾滾陰雲籠罩在中國民主運動上空的時刻，當許許多多自稱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們還在以百種妖嬈、千般媚態、萬種風情，向中國兜售改良主義幻想的時刻，我，作為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向歷史講述革命的真理。
一、 政治改良主義是海外民運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縱觀海外民運思想史，可以發現改良主義思潮始終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亂的潛流。因此，為使海外民運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決戰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須對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義已經被過多的學者進行了過多的詮釋。庸人學者們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簡單的問題繁瑣化，當繁瑣到上帝都厭倦的時候，便很少有人會願意對之進行討論。於是，庸人學者就會以對繁瑣的獨佔而宣稱他們的淵博。為了避免除皓首窮經的腐儒外無人感興趣的繁瑣，為了能夠對問題作簡要、明快的討論，本文所謂的政治改良主義只限於當代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
當代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他社會力量都應當以推進中共實現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願，作為決定自己政治活動的前提。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陣狂風，由中共官僚體制內，吹到了海外民運中的人；另一部分為現在仍處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其中還包括某些結成朋黨、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文人。
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迴、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鐵血手段向歷史聲明：它決不允許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良和平演進到民主政治――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
儘管改良主義的文人製造或引進了諸如新權威主義、威權政治、後極權政治等等一系列偽概念，試圖說明中共專制已經軟化，因而有改良的實際可能，但是，“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勝於雄辯地證明，中國仍然處於典型的極權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泯滅良知的極權政治。
“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欲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事實上也沒有誰真正想要挽救。
當前的中共“上層一萬家”，乃是貪官汙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這個政治黑幫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一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制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自殺行為，因此，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經喪失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下，改良主義的“棄婦”們依然或者呼天搶地，或者媚態百出地召喚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結果必然是讓人們在思想混亂中迷惘於改良的幻想，從而掩蓋只能用民主大革命開闢中國未來命運之路的真理。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政治鐵律：改良總是以強化改良運動主導者的政治地位作為目的；專制的改良，不是為了否定專制，而是為了給專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實際上對“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過分希求。由專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動啟動並主導否定專制政治的政治改革――這種希求不僅違背政治邏輯和人性的邏輯，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實際例證。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喜歡以台灣民主轉型為例，來論證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在此，他們忘掉了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從政治理論基礎到法律制度本體，都與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蔣介石的威權只是以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國共內戰等國內國際形勢的具體背景為根據。蔣經國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況下，向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理念的回歸。所以，所謂台灣經驗根本不適用於分析中共暴政――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殘凶、最狡詐、最虛偽的極權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喋喋不休、津津樂道的另一個例證就是“戈巴契夫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並不能為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辯護。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制鐵手扼殺。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這且不論，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巴契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國的社會危機呼喚革命的時刻，在中國的苦難和艱難渴望革命的時刻――當中國的命運問題必須用堅硬的革命加以解決的時刻，改良主義的溫柔小夜曲，聽起來就顯得格外冷酷。
苦戀政治改良主義的深情，與仇視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長。革命，這個曾經引導人類殺出中世紀專制重圍的具有英雄情懷的概念，現在卻受到極不公正的侮辱和貶低。攻擊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許來自西方，但是，對革命表現出激烈怨恨的，卻是當代中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麼？
就近現代專制和民主政治的範疇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徹底否定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為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
無論近代還是現代，革命的一個明確特徵在於，發動和主導社會大變革的力量均起自於統治集團以外的各個社會階層；儘管革命並不拒絕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派別作策略上的妥協或聯合，但是，革命之魂總在民間，而不在專制統治集團之內。
回顧近現代史，可以毫無困難地發現，革命是憲政民主制的主要鑄造者。沒有革命的狂飆突起，就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封建專制的崩潰，也沒有東歐和前蘇聯共產專制陣營的土崩瓦解，煙消雲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獄直至今天還會屹立不到，人類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戴著專制的鐵鏈蹣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現代史否定，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就將仍然在專制鐵幕的陰影中承受苦難的命運。
許多改良主義的苦戀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賜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忘恩負義地詛咒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誣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斷言革命必定導致暴力的無限制使用，導致暴民政治。他們所能舉出的主要例證，便是法國大革命和共產黨的所謂革命。
在文人殺害“革命”的思想刑場上，法國大革命竟被描繪為暴力、罪惡的象徵；羅曼. 羅蘭夫人的一句話――“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而行。”――成為某些文人心目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有罪判決。
但是，當改良主義苦戀者以無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義徹底否定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人權宣言》乃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類在爭取人權的過程中，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著《人權宣言》的遺囑；當改良主義苦戀者對滾落於巴黎街頭的貴夫人那美麗的頭顱憐香惜玉，並因此徹底詛咒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黑暗的象徵巴士底獄，從而使在鐵牢中囚禁了數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見白日。
法國大革命的過度暴力確實深刻地傷害了它的道德價值。之所以出現這種過度暴力，大體有兩個原因。
其一，法國大革命爆發於歐洲――這中世紀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當然要比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革命更艱難，也當然要受到專制勢力的更殘酷無情的反擊。正是專制勢力反擊的殘酷無情，刺激法國革命趨於極端化，從而導致暴力的過分使用。
其二，法國革命的主導者們最初犯了一個屬於理想主義者的致命錯誤――他們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們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標應當以政治體制的變革為限度，而其他屬於精神領域的變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後，在人們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後，通過文化或宗教的方式來進行。凡是企圖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決價值觀念和思想領域問題的地方，一定會有超過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們能夠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神聖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強制的時候，就是獸性戰勝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會犯錯誤，如果有上帝的話。法國大革命的英雄們把自己當成拯救人類的上帝，並由此鑄成大錯。法國大革命因為他們的錯誤而蒙受恥辱。但是，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都是人類走向民主政治的偉大里程碑，儘管，它沐浴在過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如同孔雀喜歡炫耀尾巴一樣，喜歡炫耀他們的“理性”，他們的“冷靜”，他們的“非極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卻毫不理性，毫不冷靜，並且非常情緒化，非常極端――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獄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無可取代的貢獻，只以過度暴力的名義，就徹底否定了法國大革命；他們還不經任何邏輯的過渡，就進而斷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會導致以暴易暴，導致暴民政治。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在徹底否定革命過程中表現出的激烈情緒，頗似假作單純的妓女聲稱自己看見一滴血就會暈倒時的矯揉造作。
如果說對法國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一種非理性的極端主義情緒，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態度，就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精心設計的思想陷阱。
且讓我們看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對待共產主義革命的思想邏輯：共產主義革命是暴力神聖化的過程；共產主義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濫用；所以，今天對共產黨的統治絕對不能採用革命的方式，否則，就是暴力的輪回，革命之後上臺的暴民，說不定比共產黨還壞。
上述思想邏輯是由錯誤的概念、錯誤的類比和無端的推定構成的思想陰謀，陰謀的目的在於，以反暴力的名義，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棄革命的權利。
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代，人類命運的政治主題一直是革命――由專制，通過民主革命，進入民主法治時代。這個歷史進程的前一時期革命的對象，是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而後一時期的革命對象則是共產極權專制。就民主革命的範疇而言，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專制主義的借屍還魂，是對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專制主義的復辟。理由很簡單，共產主義運動在眾多國家內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暴虐的極端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歷史已經作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偽革命，真專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義的苦戀者用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來否定對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錯誤的類比得到的錯誤結論。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靈魂，即它的理論所決定的。共產主義理論斷言，階級仇恨，以及由這種仇恨催生的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共產主義偽革命要實現的第一個政治目標，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且共產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暴力和仇恨這兩個概念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互相激發，才創造出了恐怖的歷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與共產主義革命不可同日而語。民主革命的目標，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和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為原則的社會公正。在理論中，暴力和仇恨並不是民主革命的圖騰。儘管也出過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過度暴力的現象，但民主革命本質上與人性一致。前蘇聯和東歐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過程中暴力的運用完全被限制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能夠接受的範疇之內，並沒有出現過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這表明，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誘惑，並能有效而人道地駕馭歷史命運的程度。
討論進行到此，應當得出結論：在中國沒有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在中國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艱難時刻，侮辱並否定革命――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運在內的中國民主運動思想混亂的根源。混亂的思想，無法熔鑄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運動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戰，去震撼中共暴政。
二、 政治改良主義也是海外民運頹敗的組織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組織的靈魂；政治組織是體現政治意志實效性的機構。海外民運組織林立，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製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嚴重毒害之下，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
最經典地表現出改良主義思潮毒害的政治組織觀念，莫過於聲稱要把民運組織構建成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或者要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政治組織。
上述政治組織觀念乃大荒謬。這種荒謬是建立在對政治範疇基本認知的錯誤之上。
在憲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範疇之內，才會有同“執政黨”相對應的“反對黨”的概念。中共極權專制之下根本沒有“反對黨”生存的任何空間。現代之中國，只有老子黨和兒子黨――共產黨是老子黨，政治協商會議內的各政黨都是由共產黨發薪水養活的兒子黨。老子黨與兒子黨之間實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專制倫理關係。所以，中國的兒子黨必須通過比共產黨自我吹噓更賣力地吹捧共產黨，作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極權體制內組建“反對黨”的諸君，是否要讓民主運動步中國兒子黨的後塵？更不知具有建設性之“反對黨”之“建設性”要如何體現？因為，有利於中共極權的“建設性”才被中共專制之法允許；有利於否定中共極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則一概被中共之法以“顛覆國家罪”予以鎮壓。以為用“建設性”一詞的掩護，“反對黨”的生存權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舉。如果是在中國大陸，出於鬥爭策略的考慮，提出建設性“反對黨”的概念，或許還應當被理解。來到海外，依然傳播這種概念，實在令人齒冷。
至於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構建當今之中國民運組織的觀念，流播更廣，為害更甚，其荒謬性也更加明顯。憲政民主體制之內運作的政黨，同要與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民主政治組織，處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範疇，面臨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務，因此，這兩類政治組織必須各自具有與其所處政治範疇，和承擔的政治任務相適應的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而決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組織，由於政治範疇的錯位，使海外民運組織徹底喪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戰的銳利的政治意志，徹底喪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所必須的迅速的決策能力和果斷的行動能力。海外民運組織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廝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實，構建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也好，組建“議會黨”式的民運組織也好，其意識的深處都鬱積著濃烈的改良主義氣息。此類組織的構建者似乎並不把推動極權專制轉化為憲政民主的歷史進程當作自己的政治責任，他們只是滿足於事先組建起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運作的“反對黨”，或“議會黨”，並通過“善意”或者“建設性”的呼喚，促使信奉極權專制的中共自動改良為遵守憲政民主原則的政黨，然後，他們再與中共一起坐在“圓桌旁”，共商民主建設的大計。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兩難。只要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間以國家恐怖主義為紙，以強權暴力為筆，蘸著中國人民無盡的血淚書寫的罪惡史，便可以明白，希圖組建“反對黨“和“議會黨”諸君對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癡人夢話，醉漢癲語。
改良主義思潮束縛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條鐵鏈，就是要求民運組織的行為具備以專制之法為標準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兩類法律。一類法律是公開宣佈的，一類是實際執行的。公開宣佈的法律用來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實際執行的法律是為了維護極權專制。不知改良主義思潮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符合的哪一類法律？如果符合公開宣佈的法律，只能是幫助中共暴政欺騙世界並自欺；如果符合實際執行的法律，民主運動組織就同中共暴政維護專制的意志一致。民主運動組織的天職只在於否定中共極權的法律制度，創建憲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的行為符合專制之法，同要求民主運動組織與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民主運動組織一旦放棄徹底否定專制法律的努力，並去符合專制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價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為海外民運組織內亂烽起、內鬥不止、軟弱渙散的狀態辯解曰：追求民主的組織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樣講統一的政治意志，講鐵的紀律，講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必然導致奪權後的獨裁專制。
上述辯解的一個基本邏輯錯誤，就在於把兩個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類比――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如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藝復興以來“永恆的政治主題”為大背景審視，共產黨根本不是革命黨，而是偽革命黨，反革命黨。因為，舉凡共產黨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紀黑暗更泯滅人性的復辟。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在基本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崇尚暴力和階級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為了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建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階級專政。民主革命的組織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其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是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權”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人民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的選擇之下。民主革命組織同共產黨，這兩類在理論基礎，政治意志，政治目標都南轅北轍的政治組織，怎麼可能產生同樣的政治結果？那些為海外民運組織可悲的現狀進行辯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測者――他們希望海外民運組織永遠處於缺乏政治決戰能力的可悲狀態。
政治命運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馬，只服從強者的駕馭。具備堅硬的政治意志、嚴密的組織結構、嚴明的政治紀律、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能力的民主革命組織，才是駕馭政治命運的強者。使歷史遺憾的是，目前海外民運組織不配稱為強者，而弱者必定被命運輕蔑地拋棄。
要想扼住命運的咽喉，就只有成為強者。革命和革命黨，乃是中國民主運動走向強者之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三、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現代歷史的政治主題。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紀君主專制；現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產極權專制；當前，革命的目標是攻克專制主義最後的巴士底獄――中共暴政。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審視，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專制。然而，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正在否定革命。
為了砸碎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用污蔑和謊言鑄成的囚禁“革命”的鐵牢，讓“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與人類最後的專制暴政――中共暴政決戰的戰場，我們必須為革命正名。
就現代中國而言，革命的涵義應當明確表述如下：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實施政治大變革，否定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否定中央極權的國家結構，實現以“主權在民”為理論原則，以多黨制為政治基礎的憲政民主，建立聯邦中國。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間，並不具有改良主義苦戀者斷言的那種必然聯繫。明確即將來臨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最緊迫的理論要求。
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表現為三項原則：
第一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體現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
第二原則，民主政治革命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結束中共暴政的專制統治。這些方式包括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各種運作方式，也包括中國人民抗爭暴政過程已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革命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將孤立、分散而又廣泛發生的維權抗暴的活動組織起來，最終形成統一意志指導下的全民大抗爭和全民大起義。
第三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絕不崇拜暴力，絕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專制暴力鎮壓時，人民擁有採用適度政治和法律強制力，維護自己天賦人權的權利。
首先，對於中共極權專制利用國家恐怖主義，以專制惡法的名義和暴力方式，摧殘、剝奪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為，人民有權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時，如果中共專制當局利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人民有舉行全民大起義的權利。當然，人民會根據具體條件下是否有利於民主革命成功，來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行使這項權利。
再次，當形勢發展到民主革命與中共極權專制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果必須使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民主革命即當果斷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以推動歷史進程。羅馬尼亞人民在革命過程中，果斷處決齊奧賽斯庫，阻止專制力量重新集結反撲，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的典範。在這種情況下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恰恰是為早日結束專制暴力，實現社會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須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賣力炫耀的一塊道德遮羞布。不過，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噓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懷疑吹噓者的真誠。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發起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要求中國人民學習的經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學習了，中國人民將進入更加苦難深重的命運。
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及其領導的運動面對的是什麼？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為立國之本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本質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動，被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說服。這是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什麼？是崇拜國家暴力的極權政治。中共暴政不會被人性所感動，也不會被道義力量說服。“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就是獨夫民賊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讓中國學習甘地或馬丁. 路德金，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維護人權、抗爭暴政時，也要任由專制政治隨意摧殘虐殺。試想，如果“六四”之夜學生們不是撤退，而是學習甘地，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暴力”地反抗，結果會如何――結果定然是坦克群從學生的血肉之軀上壓過，將“非暴力”抵抗壓成動盪的血海。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不經過任何邏輯的推演，就將人民革命等同於暴民政治，並以此為由聲討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設計，而中共極權專制已經將國家恐怖主義運用到極致之時；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國家暴力，貪婪地攫取社會財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之日；值此權利被剝奪的民眾可憐到只能用跳樓、服毒、自爆、自焚、無望的上訪等方式，表現一腔悲憤之際，不去譴責中共暴政――這個暴力的根源，卻以反暴力的名義，唾液四濺地誣衊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發生的人民革命，這是多麼無恥的偽善！有文人曰：偽善也可能是善意的開始；我說，偽善比公開的罪惡更接近罪惡，因為，偽善除了罪惡之外，還有無恥的欺騙。
改良主義苦戀者另一個最能表現他們苦戀的觀點，便是宣稱“街頭民主”沒有真正的社會歷史價值，因此應當推動“議會民主”。
愚昧到何種程度才會不明白，中國的所謂“議會”――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中共暴政的一個橡皮圖章。如果在這個橡皮圖章上能夠雕刻出民主，那麼“小蝦也會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存在只有一種實質性政治價值，那就是作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修飾物，來欺騙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
崇尚“議會民主”者所蔑視的“街頭民主”，實質上是公民的各種維護權利，抗爭暴政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相當時期內是積累政治大變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頭民主”，就意味著否定了當前中國公民維權抗暴可能採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大變革的可能性。
崇尚“議會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間，以為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機他們鄙夷不屑的“街頭民主”，試圖充當學生運動同當局之間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義的激情為底蘊的學生運動，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權衡的控制，終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為一枕黃粱。而崇尚“議會民主”者也被中共頑固派視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被迫流亡海外。這真可謂造化弄人。
“六四”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大到潮退去之後，這部分改良主義苦戀者傷感之餘，又重彈貶低“街頭民主”之老調，希翼得專制者之憐愛。只可惜他們已經人老珠黃，而中共貪官們卻只喜歡摟著年輕貌美的三陪小姐，傷感地唱“遲到得愛”。崇尚“議會民主”者，不過是一小群熱衷於充當客廳英雄的文人，這就註定了他們的政治願望不可能在歷史大舞臺上實現。但是，他們的觀念卻加劇了海外民運思想的混亂，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霧般朦朧但濃重的改良主義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現代史政治領域的“永恆主題”。命運已經註定，以英國革命為起點的政治歷史進程，將以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為最後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現實，整個人類歷史才可能走進另一個主題時代，人類的心靈也才可能開始新的精神探索過程。如果任由改良主義苦戀者在思想領域謀殺了革命，人類的歷史就將繼續在專制的最後鐵幕下徘徊；如果中國人民放棄了革命的權利，中國的命運就將凋殘于對民主的絕望之中。
四、中國呼喚革命
中國的政治現實呼喚革命；中國的社會大危機呼喚革命；中國的偉大命運呼喚革命。
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命運曾賜給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機遇。然而，中共通過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終拒絕了命運的恩賜。歷史的機遇並不像太陽，每天都會從東方升起――抓住了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一樣真實；沒有抓住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飄忽的時間，一旦逝去，便無可追回。有必要再說一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國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共改良與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後，鄧小平以及官僚集團基於掩埋反人類罪行的陰暗心理，指令專制權力教唆整個社會去瘋狂追求物欲，以使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欲中腐爛，從而忘卻道德和良知，忘卻“六四”之血的精神價值。陰險的中共官僚集團把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群體――商人和知識份子納入官僚特權階層的範疇，從而形成了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共同構成的政治黑手黨。
政治改良需要以執政集團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為基礎。中共，這個犯有重重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黑手黨，它尚存的唯一政治意志，就在於利用國家恐怖主義、謊言和利益收買，毫不妥協地維持極權專制。因為，唯有依靠專制的國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才能繼續壟斷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唯有躲藏在專制的國家權力之後，中共官僚集團才可能規避人民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
我們相信中共內部存在眾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敗的背景下，他們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團從整體上已經喪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須的政治道德素質。這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現實之一。中國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團一同腐爛下去，直至萬劫不復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贏得自由民主的未來――中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冷峻的命運抉擇就在於此。
長期以來，種種自以為是的庸人之見廣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視闊步踏入現實的思想障礙。今日，且擇其要者破除之。
其一曰，中共當局控制著強大的現代化軍隊，控制著強大的國家權力，壟斷著中國一切政治資源，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因此，以結束中共專制為目標的革命根本就沒有發生的可能，遑論成功。
持此類觀點的人沒有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共致命的危機並非來自物資力量的匱乏，而是源於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爛。
人類的歷史是由心靈，由意志走向現實物性世界的。人類歷史本質上是心靈史，意志史。雖然在現實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還表現出強勢存在，但是，在心靈和意志範疇內，中共早已一敗千里，潰不成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和“六四”血案，使中共變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戶；蘇東地區社會主義陣營頹然崩潰，又使中共變成思想理論的破落戶。當今之中共既無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無能力再創思想理論之基礎，唯有靠“即得利益”來換取黨的凝聚力。然而，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時，政治組織必然黑社會化。黑社會化的結果又必然是政治組織內部以私利為驅動力的組織幫派化，以及各幫派之間的權力和利益搏戰。當今中共不斷懲罰貪官，無非是在權力爭奪中取得強勢的幫派，對弱勢幫派的清洗。從清洗的殘酷性可以發現，黑手黨化的中共內部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過以上討論，可得出一個結論：中共已經是魂銷魄散之黨，而建立在私利基礎上的黨的統一性，正由於遍佈黨內各級組織的殘酷的權力鬥爭趨向瓦解。因此，一旦出現重大社會事變，處於精神分裂和組織瓦解狀態下的中共，很難有效地使用名義上被它掌握的軍隊和其他政治社會資源，來體現統一的政治意志。而喪失了統一意志的物質力量的強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種典型的庸人之見，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使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而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產生保障中共統治穩定的政治效應。
上述觀點的致命錯誤在於，對中國現代經濟性質缺乏基本瞭解。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造就的，並不是以公平競爭為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以腐敗的專制官權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動力，以墮落的知識界廉價的“合理性”論證為遮羞布。“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決定了，經濟的發展必然要以權力腐敗的深化，權貴階層對人民和社會財富的瘋狂攫取，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毀滅性破壞為補充。“權貴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因此，經濟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的積累過程，而且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社會矛盾積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正預示著，社會大危機高速接近導致社會崩潰的臨界點。
馬克思曾從黑格爾那裏抄來歷史發展的宿命論，然後又以必然規律的名義，將宿命論植入共產黨的社會發展觀。如果真有宿命的話，“權貴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財富和權利的極度兩極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宿命。而財富和權利兩極分化的極端發展，又必然撕裂社會的穩定。在特定意義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權貴市場經濟”，在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會大變革準備了充分的條件――黑手黨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會條件並不等於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會條件之外，尚須具備政治條件，即革命黨的橫空出世。
沒有民主革命的引導，一旦出現中共統治危機導致社會自然崩潰的現象，那對於中國將意味著社會的大動亂，民族的大分裂――中國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之中。唯有以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的理念為引導，通過民主大革命，中國才能踏過重重社會危機，艱難但成功地開拓民主建政的新紀元。
中國面臨嚴峻的命運抉擇。如果人民放棄革命的權利，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失去美好的前途，並墮入萬劫不復的社會悲劇；如果仁人志士放棄了組建民主革命黨的努力，就等於放棄了革命。
五、革命黨興，共產黨亡
中共暴政喪失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邏輯說服力的理論，因此，在精神的領域內它已經失敗了；中共暴政喪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憑暴力、謊言和物欲利誘維持統治，因此，它執政的道德基礎已經崩潰。但是，中共暴政卻依然是一個如刑場般真實的存在――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歷史的邏輯一再表明，即便是完全喪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沒有受到另一種意志的強有力挑戰，也會在歷史運行的慣性中，繼續保持其存在。儘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臨的局面就是如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對其實施劇烈的震撼，中共暴政雖然屍居餘氣，卻也要依恃歷史運行的慣性，保持其現實存在性，並將中國拖入難以預測的大災難的地獄。
革命黨就是斬斷歷史慣性的銳利的政治意志；革命黨就是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中共暴政作最後震撼，並使之驟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黨不起，共產黨不銷；革命黨興，共產黨亡――這必將是歷史的結論。
在現代之中國，應當如何理解革命黨？
革命黨的基本政治目標，就是通過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的現代憲政民主政治；徹底否定與極權專制意志一致的現行國家結構，組建聯邦中國。
革命黨運用革命的方式所要達到的基本政治目標，首先在於否定極權專制制度，實現憲政民主，而決不運用革命方式，謀求執掌國家權力――這是革命黨為自己設定的首要的政治紀律。任何政黨執政的權力，都必須在憲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後，由全體公民通過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來決定。而革命党在憲政民主實現之後，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便是使自己由革命黨轉化為按照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運作的議會。
與基本的政治目標相一致，革命黨把徹底否定一切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作為自己的重大政治職責。革命黨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一切方式，發動民主革命。革命黨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黨確認，當公民的人權受到中共暴政的國家暴力侵犯時，公民有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當人民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和平運動受到中共當局的國家暴力鎮壓的時刻，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革命黨還確認，在民主革命與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的時刻，為防止中共當局聚集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人民有權採用適當政治強制力，剝奪中共當局運用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據同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兇殘、最狡詐的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要求，來構建革命黨的組織結構。革命黨的所有組織構建，都必須符合“迅速決策，果斷行動，紀律嚴明，生存力頑強”的原則；都必須有利於高效地凝聚和發揮強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現實世界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因此，革命黨在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革命過程中，將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領域作為戰場，以具有創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開展心戰。心戰的作戰目標有三：1. 徹底摧毀中共軍隊、官員、員警、御用文人、奸商惡賈殘存的專制意志，以及對專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 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民主革命的大啟蒙，讓全體人民毫無疑義地明白，中共暴政是萬惡之源，是人民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爭和人民大起義――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徹底否定中共暴政；3. 在全民範圍內，特別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殘和踐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中，廣泛傳播憲政民主的理念，聯邦中國的理念，使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成為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預見，當民主革命在心戰的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她在現實中的凱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國大陸目前民怨沸騰，民怒衝天，民變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萬人側目。中共可悲地淪為政治黑手黨，政治黑手黨的天性就是踐踏民權，掠取民財。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間的維權抗暴活動，勢將愈演愈烈，並成為一個時期內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
革命黨的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通過自己的組織活動，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維權抗暴活動，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的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爭。
面對海外民運的頹勢，一些沒出息的“民運人士”不僅不思考如何重整征袍，再舉義旗，反而滿足於被稱為“民運人士”的虛榮，並以不同方式散佈“海外民運無用論”，為他們頹廢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詮釋。今日，為創建革命黨，不得不清除“海外民運無用論”。
海外民運對於中國大陸民主革命的興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對人民實施員警和特務統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嚴格的社會監控體系。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黨將自己的統率機構置於海外，可以確保革命黨的統率機構不被中共摧毀，這對於革命黨的持續存在和發展至關重要。
大陸內部的農民、農民工、復員轉業軍人、下崗工人和上訪群體中，通過多年群體性維權抗暴活動，已經形成了准組織聯繫。各類群體中，也已經湧現出許多“天然”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是大陸發展革命黨的組織基礎。不過，大陸政治環境嚴酷，如果革命黨在大陸各類群體，以及各地區間發生大規模的橫向組織聯繫，則一處組織被中共秘密員警破獲，就可能使革命黨的整個組織網路都受到致命威脅。而由駐於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大陸內各群體、各地區的革命黨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即便一處組織暴露，也不會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虞。
革命黨的組織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黨創建在海外，統率機構在海外，大規模發展在國內 【至於在國內發展組織的有效的策略體系，屬於革命黨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開討論】 ；國內各類群體、各地區的黨組織之間不發生橫向組織聯繫，唯有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國內革命黨各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國內革命黨各類群體和地區的組織之間的配合，不能通過橫向的組織聯絡進行，而只通過由統率機構協調各項維護人權，爭取民主的行動來實現。
海外民運另一重要作用表現在心戰領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國家，革命黨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戰基地。精神和意志領域，是革命黨選擇的決戰中共暴政的主要戰場之一。
另外，在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為大陸革命黨的運作籌措資金等諸多方面，海外民運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國命運在召喚革命的同時，也在召喚革命黨。革命黨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黨的引領之下，中國民主運動才能重返歷史的中心。而組建民主革命黨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重建中國民主運動的，特別是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
多年來，狂悖荒謬的野心人格和詭詐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民運內鬥醜聞，早已撕碎了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喪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運動決不可能感動命運，並贏得光榮的未來。重建海外民運道德形象的關鍵之點，就在於重建海外民運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無疑問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神聖事業，但是，民主革命黨的中堅必須具備聖徒情懷，必須具有悲憫天下之心，必須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歷史是由人創造和書寫的。庸人書寫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歷史；高貴的人格則創造高貴的歷史。中國的前途端賴蘊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黨；革命党的道德魅力首先取於革命黨的領袖集團要由勇於獻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憫天下、不謀私利的聖徒人格構成。
中共將政治變成血腥、骯髒的領域。但民主政治必須淨潔。以高貴的政治道德淨化政治――這是民主革命黨必須承擔的歷史職責。
只因心靈已在物欲間腐爛，對於被稱作中國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還有潛力創造出能駕馭命運的革命黨，在今天已經成為問題。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命運都在凝神屏息，等待著這個問題的答案。唯願上天賜福中國，還能有中華好兒女，對此一問作出可以傲視千古的回答。
──原載《黃花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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