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

我們坐上出租車時，在京城開了二十幾年車的司機滿臉茫然。「東莊？什麼地方？在二環上？」

東莊，是一個絕大多數京城原住民聞所未聞的地方。事實上，它並不偏僻，就在二環與三環之間，北靠陶然亭公園，屬於市中心的範圍。從公園的東門出去，就是全國人大信訪接待辦公室與國務院信訪局。全國各地的來京上訪者聚居於此，甚至形成了一個村落。

2月28日，我們進入上訪村，希望能夠拍攝一部反映上訪者生存狀況的紀錄片。我們遠未想到，這裡的生活比我們想像的更加惡劣慘酷。

我們輕輕敲了一扇門，一隻眼睛從門縫裡打量了我們很久，我們把自己的證件從門縫塞進去，裡面的人才遲疑地打開門。狹窄的小屋沒有窗戶，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著二十餘人。幾張破木板就是一個大通鋪，最上面的一層幾乎頂到天花板。房頂的瓦已經開始脫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我們進來，他們的眼神充滿了希望、狐疑與恐懼。一個小女孩躲進她媽媽的懷裡哇一聲哭了，她媽媽拍著她說，「不怕，不怕，不是壞人。」

我們打開攝像機，小屋裡頓時響起一片哭聲。訪民們把寫著他們冤情的材料舉在胸口，這樣的姿勢他們已經做了無數次。我們難以聽懂他們帶著鄉音的哭訴，但是那種悲痛與無奈，是不需要語言就能體會的。有人說上訪者沒有法律素質，只知道有青天，不知道有法律。實際上，我們在這裡接觸到的每個人都幾乎是法律專家——很多人都已經把《憲法》背得爛熟。可是在這種體制下，他們又能如何？即使中央的信訪接待機構有了答覆，也不過開一張「路條」把球踢回地方，而地方政府拒不執行的時候，他們又只得無奈地返回北京。在這條艱難的上訪之路上，一年一年苦等空熬。有訪民塞給我們一份他們自發統計的兩條胡同的訪民名單，四百五十人中有二百七十餘人已經上訪了十年以上。我們見到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從三十三歲開始上訪，被收容遣送、關押、送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九次，人生的大半歲月在上訪路上度過。「我還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早斷了聯繫，也不想他們了，怕牽連他們。三十七年眼淚早哭乾了，現在我什麼都不想了，哪天死就是哪天了。」

收容遣送制度未廢除之前，上訪者們甚至不敢走上京城的大街。「俺們和民工不一樣，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俺們回去就一條路，就是死路一條！你看看這些人，誰不是被逼到絕路上跑北京來的？俺們寧可在這裡凍死餓死，也不敢去偷去搶，萬一被送回去就是個死啊。」安徽來的陳國柱說。就是在現在，他們也必須小心翼翼地躲開來到村裡的警察。警察和聯防常常在深夜破門而入，查驗他們的身份證，將一些人帶走。沒有人知道他們被帶往哪裡，能夠逃回來的人極少極少。就在我們去的前一天晚上，就有自稱「山東濟南精神病院」來的幾輛車，挨家挨戶把搜到的山東的「精神病人」塞上車拉走。

年前市政府曾經派人驅趕過這裡的村民，但警察走了之後，大部分人又跑了回來。「政府讓俺們回家過年，家都沒了，年還咋過？再說俺們哪有錢回家呢？」

中午我們走進另一間屋子，正碰見訪民們圍坐在一起吃飯，每人一個裝方便面的紙碗，碗裡是白水煮的白菜葉子。訪民徐娟告訴我們，她們每天租房子的錢是靠揀廢品得來的，附近的廢品都揀光了，他們不得不走上很遠的路，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揀塑料瓶回來，換到三五塊錢，就是他們一天的租金。至於吃的，都是在附近的菜市場揀菜販丟棄的爛菜葉。「鍋也是揀的，就是裝修剩下的油漆桶，刷乾淨了就能煮菜吃。」

而這在上訪村裡，已經是最好的生活。無力去揀拾廢品的人只能在鐵道邊上廢棄的矮牆根，用木棍和塑料布靠牆撐起一個兩面透風的窩棚，度過一個個寒冷的冬天。他們的窩棚被城管一次次的推倒，他們也只能一次次重新搭建。附近的村民告訴我們，去年冬天有一位老人跑到鐵路對面去揀木棍，絆倒在鐵軌上被火車碾斷了雙腿。他們也沒有錢看病，如果病了就扛著，扛不過去就只能等死。但他們很少去乞討：「俺們是來北京討公道的，不是來要飯的，首都外國人多，俺們要維護祖國的形象。」上訪者鄒來順嚴肅地說。

連窩棚都搭不起的人，就只能裹一張塑料布，睡在村口開陽橋的地下通道裡。行人通過這裡，常常捏著鼻子匆匆走過去。北方的風從地下通道裡吹過，這裡像冰窖一樣寒冷。大年三十的晚上，當我們圍坐在飯桌前「盛世大聯歡」，煙花點亮城市的夜空，就有兩個生命在這裡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而上訪村旁邊，就是繁華的開陽路。站在鐵路橋上看去，一道矮矮的圍牆劃開了天堂與地獄。

夜裡我們睡在上訪村裡，村民們為我們騰了幾個舖位，我們在床上輾轉難眠。有些人不願面對我們的鏡頭，公眾的關注不曾給他們帶來任何的好處，只是讓這個地方一次又一次的經歷了清理整頓。附近的教會和高校也曾送來一些衣食，但這些杯水車薪的捐助也只能避開村中的便衣，偷偷摸摸地進行。我們在商量回去搞個募捐的時候，有上訪者拿著他們的上訪材料來，一定要我們收下。我們不忍心告訴他，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只有2‰。這個概率，比摸彩票還要小。這裡所有人都保持著對黨，對中央的虔誠，他們相信，他們的冤屈只是地方的腐敗造成的，只要中央看到了他們的材料，他們就能夠冤情昭雪。也就是這種單純的虔誠，使他們在北京堅持留下來。「這裡離胡主席近啊！」

然而，從上訪村到國家信訪局不過兩公里的路程，卻是步步危機四伏。

剛剛走到陶然橋上，我們就看到呼嘯而過的一輛輛警車。再往前走幾十米，就可以看到上百輛藍白槓的公檢法專車在信訪辦門前排成長龍。國家信訪局在一條死巷子裡，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劫訪者將巷子口死死堵住。

地方的穩定視乎上訪者的多少，地方官員的政績也就自然與上訪掛鉤。各地方都派出警力來攔截上訪者，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劫訪行動是不計成本的，他們通常住在二、三環上的賓館與招待所裡，劫一次訪的費用與劫訪者的獎金都是難以想像的。「坐飛機拉回去的都有。」出租屋的房東李先生告訴我們。

劫訪人員一律著警服，在巷子口、信訪局門口、信訪局大院中佈置了三道關卡。幾百名警察擁在一條巷子裡，也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奇觀了。他們排成兩隊，中間讓出一條狹窄的通道，每個試圖進入信訪辦的訪民必須從這裡通過。劫訪人員會把訪民揪住，聽他們的口音，查驗身份證，如果不是本省的才允許通過。如果發現了本省來的訪民，會馬上揪走。如果訪民不從，便五六個人一起拳打腳踢，把人強行帶上警車。

憑著手中的北京身份證，我們通過了幾道關口。短短不到百米的巷子，我們竟走了近一個小時，無數次被揪住盤查。幸好沒有被搜身，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想我們尚且這樣艱難，更不必說那些訪民了。我不想講我個人在裡面的遭遇，訪民們遠比我們更慘。本想近距離地拍到綁架的鏡頭，可是巷子裡劫訪者比上訪者還多，我們只好作罷。回到街上找了輛出租車，在車裡拍了一段巷子口的畫面，無功而返。

這就是我三天來的所見所聞，我以人格對我所記敘的真實起誓。康德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如果我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我還有良心，我從這句話中咀嚼出的不是光榮，而是深深的恥辱。它像一個十字架把我釘死，面對苦難我慚愧莫名。當一個痛失愛子的母親在我面前哭訴，當一個年紀和我爺爺一樣的老人在我面前長跪不起，我，一個法律人，只能強忍著眼淚輕聲說我無能為力。他們有怎樣的苦難，我就有怎樣的恥辱和憤怒。黑夜裡我對著天空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我的聲音落入深深的死寂。

就這樣吧，既然已經這樣了——我，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公民，願意將這樣的恥辱與憤怒轉化成勇氣，面對一切可能的未來。套用王怡先生的一句話：我願與上訪者一起坐牢——如果這樣能夠稍許安慰我尚未枯死的良知。我唯一的希望是，未來上訪者的行列裡，不會出現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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