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巴黎騷亂的中國影子
【大紀元12月17日訊】當人們目瞪口呆地看著巴黎郊區的熊熊火光時，很少有人想到，這一場大騷亂在電影和社會學家的言論裏，早就被預告過了。
十一年前，法國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 就發出警告：「幾年之後，我們將要經歷和美國同樣的遭遇。」他所說的「美國遭遇」，是指發生在40年前美國越戰期間的一場民眾暴動。1965年，黑人領袖馬爾康姆遭槍殺，引發了洛杉礬市郊黑人區（Watts）的黑人暴動。暴動持續了六天，死三十四人，傷數百人，數千人被警察抓走。
這位社會學家的話不幸而言中。長期以來，法國人對逼近他們的災難渾然不知，即使是法國電影藝術家用他們的鏡頭，細緻而真切地描繪了郊區青年的暴力場面，也沒有人把這些當作一個嚴肅的現實預警。
電影《怒火青春》寫下悲哀預言
最近，一些身處騷亂之中的巴黎居民，終於記起了十年前的一部「問題電影」。在那部叫做《怒火青春》(La Haine，又譯為《恨》)的影片裏，開頭的一段臺詞是：「某人自50層樓跌落，每墜下一層，他都在安慰自己：至今沒事，至今沒事……。」影片就以這樣的開頭，為法國社會寫下了一個悲哀的預言。
二十世紀末法國出現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影片，探討前法屬殖民地的移民和他們定居的法國之間的愛恨情仇，《怒火青春》屬於其中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一部，此片不像一般法國現代電影無病呻吟，而是關注現實，深入地切入種族衝突的核心，以藝術手段描繪社會底層爆發出來的不滿情緒。導演馬修•卡索維茨以這部影片拿下1995年坎城最佳導演獎。
此片劇情和十年後的巴黎騷亂有驚人相似之處。影片描寫巴黎移民社區的集合住宅，那裏彌漫著世代種族仇恨的氣氛，年輕人忍受著壓抑、無聊而無助的生活。面臨如此危機，法國就像一個從50層樓跌落的人，在最後墜地之前總覺得一切還好。
這是二十四小時的憤怒實錄：無業青年幾名，一人被警察毆打成重傷，另外幾個盲打誤撞地弄來一把手槍，和警察發生衝突。青春的怒火引發仇恨，直接針對的物件 就是警察。而象徵法律的警察，其素質也不比街頭失業青年要好。影片似乎沒有正與邪的差別，只有在每個人心中深深紮根的仇恨，最後以主角誤殺警察而告終。
導演馬修就以這樣黑白而緩慢的鏡頭，雜亂無章的敍事，視覺效果強烈地描繪赤裸裸的街頭暴力，借此告訴人們：這個社會生病了。然而，如此真實的電影只被人當 作電影，沒有引起法國政治家的現實警惕。於是，那股青春之怒火從銀幕上燒下來，燒遍法國幾百個城市，甚至燒到了德國和比利時等鄰國。
歐洲的恐懼與歷史回聲
整個歐洲都在詢問這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法國騷亂是否也會發生在我們國家？
幾乎在西歐大多數國家的郊區，都有一些貧困的、被歧視被隔離於社會之外的移民，也有一些極端宗教分子和犯罪分子。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是跨越國界的。那些驅使法國移民青少年展開街頭戰爭的因素，在各國都同樣存在。在英國、德國和荷蘭等國，都曾發生過移民族群攻擊社會的情況。
然而，法國騷亂有一些法國獨有的因素，是瑞典這樣的歐洲國家沒有的，例如，法國城市郊外那種與外界隔離、令人壓抑的公共住房。此外，「法國大革命」和殖民主義的歷史，也是其中的特殊因素。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喊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是全體人民共用的「共和國價值」，但是長期以來，法國政府和上流社會，並沒有以平等博愛的精神，認真看 待底層移民的無助和絕望。法國大革命的正面價值沒有好好繼承，但在騷亂中，那沖毀閘門、混亂失控的場面，卻與大革命如出一轍。
筆者在追溯瑞典文學院的歷史時，曾經談到十八世紀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這位才華出眾的國王在北歐建立一個類似法國文學院的機構，既是因為他本人熱愛文 學，崇尚法國文化，也是因為政治的需要。當年古斯塔夫三世在巴黎旅行時就敏銳地發現，法國下層人民不滿的怒火，將要摧毀法國那令人驕傲的國家建構。為了使瑞典免遭類似的劫難，古斯塔夫三世創設了瑞典文學院，借文化活動控制革命因素。在避免社會矛盾激發這方面，信奉「中庸之道」的瑞典人比法國人成功得多。
與瑞典相比，法國還有自己不太光彩的殖民主義歷史，這使法國人和北非移民結成了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巴黎郊區的抗議者和縱火者，大都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和撒哈拉南部的原法國殖民地，不少人是「哈金斯」的子孫。所謂「哈金斯」（Harkins），即那些在殖民地擺脫法國殖民統治時期，支持法國宗 主國的阿爾及利亞人，即可以稱之為「賣國賊」的一種人。
那些在祖國冒著殺頭的危險跟隨法國宗主國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卻在他們嚮往的法國陷入貧民窟之中，沒有工作就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他們從母國帶來特有的文化，但那些文化失去了價值。在法國政壇上，外裔移民找不到自己的發言人。正是無路可走的深刻絕望，引發了普遍的騷亂。
法國火光中閃現中國影子
民主制度促使歐洲人對此做出全面深入的檢討。法國和西歐國家所宣稱的「多元文化及移民社會」，在這場騷亂中被廣泛地質疑。人們一致認為，法國的公共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已經失敗。目前，法國政府已提出社會改革的措施，試圖幫助外來移民融入法國社會，扶持社會弱勢群體，以解決危機。
在比較悲觀的筆者看來，不管法國及歐洲各國的政府如何努力，有一個問題是他們無可奈何的：歐洲無法解決大量勞工失業的問題。最近在瑞典《每日新聞》報上，有一篇署名文章談到法國騷亂的原因：
「大多數西歐移民是殖民主義時代遺留的產物，也是西歐經濟起飛時勞動力市場極需移民的後果。對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來說，工作機會大都轉移到中國去了，給他們留下的只有歧視。」
在歐洲，光是阿拉伯裔的年輕移民就有幾千萬失業，他們的工作機會，不少是被中國那些更廉價的勞動力占去了。中國因此被西方人稱之為「世界工廠」，又由於對工人的殘酷壓榨被稱為「血汗工廠」。
德國《明鏡》週刊如此評論： 「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你不能不進入的市場，那就是中國；充當未來世界經濟火車頭的，是中國；像一隻巨大的猩猩，吸盡西方國家工作位置的，也是中國！」從經濟角度上看，歐洲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這是法國騷亂的火光中閃爍的中國影子。
歐洲人還有智慧和能力解決就業問題嗎？歐洲要怎樣做，才能為自己的人民（包括移民）贏得生活的尊嚴？這些問題暫時沒有答案。
原載《開放》 2005年11月20日
補記：
就在此文寫後不久，一家瑞典公司聘請我做翻譯，接待來自中國的廠家。在去飛機場接機的時候，瑞典老闆告訴我，由於地域和模型等原因，他們對和這個中國廠家合作沒有興趣。他們需要的這個機器零件，主要和法國廠家合作。但中國人主動前來，他們只好盡地主之誼，接待幾天客人。
於是，我們商量到哪家餐館去吃飯，商量請中國人去本市的國家賭場看看，瑞典人考慮給客人每人買幾百克郎的籌碼，讓他們去賭一下好玩。
然而幾天參觀和談判之後，形勢峰迴路轉。本來完全沒有合作願望的瑞典公司，改變態度了，因為中國廠家提供產品的價格，低得超過了他們的想像。在商言商，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成本，瑞典人很高興。中國廠家不虛此行。
作為翻譯，我只是被雇用的工具。看到自己的中國同胞高興，我也為他們的產品找到了出路而高興。但前不久的巴黎火光在眼前搖晃起來，這一次，又有一些法國工人要失業了。
由此思考起我過去很少思考的全球化問題：誰是最大的贏家，誰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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