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與苦難同在 悼劉賓雁先生
我大概知道劉賓雁先生是從報告文學《人妖之間》開始的。
1979 年大概是中共執政以來，人們公開討論社會問題和自我啟蒙最重要的一年。我那時在呼和浩特市開始上中學，下學後經常去幾個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看大字報。其中一些大字報，終身難忘。特別有一篇叫《一份血寫的報告》，令我震撼。開始讀《人妖之間》時，以我當時有限的理解，認為《人妖之間》很好，但不如我讀過的一些大字報和《一份血寫的報告》有份量。後來忙於升學，劉賓雁先生的文章很少再讀。
1986 年至87年的學潮之後，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先生被開除出党，隨後徐良英，吳祖光先生受到批判和處理。北京高校許多師生非常不平，李淑嫻老師以百分之九十的選票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就是北大學生對他們的支持。北京高校師生也邀請方勵之、徐良英、蘇紹智、嚴家其、吳祖光、邵燕祥、于浩成和張顯揚先生去作講演，表示對他們的支持。
1989 年4月17日北京學生悼念胡耀邦去世在人民紀念碑和人民大會堂前討論形成《遊行請願7條》：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倡導的三寬政策
二、徹底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運動』，為這兩次運動受迫害的公民平反
三、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四、公佈党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財產
五、取消北京市政府違憲遊行十條
六、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份子待遇
七、如實報道此次悼念活動
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們檢視這七條，如果說有變化，只有第六條有變化。不過許多真正的知識份子的公民權利不是被改善，而是更惡化。其他6條，不僅沒有實現。而且在當局六四屠殺的十六年後，仍然壓制和迫害所有要求對六四公正調查的天安門母親和尋求正義的中國公民，不斷地製造新的災難。
劉賓雁、王若望、金堯如和趙品潞先生有國不能歸，客死異鄉，不能說明我們距離” 和諧社會” 很近 ，而是表明89 年以後我們退回” 秦制” 了。
六四以後，我有一段時間在中國大陸逃亡。一天聽到美國之音記者問倒劉賓雁先生對中共政權的預測。大約記得劉賓雁先生說8 個月到2 年中共必然垮臺，我不以為然，但可以猜測劉賓雁先生的良苦用心。
1992 年在國內友人家翻書，找到一本《劉賓雁報告文學集》，細讀之下，為劉賓雁先生的人道關懷和對我們自身出路和對人性的不斷扣問所感染。在鄧小平南巡後，一片只談經濟的喧囂中。劉賓雁先生的書，無疑強化我的問題意識和人道意識。
1999 年在瑞典，經流亡作家陳邁平先生介紹，有幸與劉賓雁先生聊過幾次。記得第一次見劉賓雁先生時，他說出國後至少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美國之音的發言，他原想給國內一些信心，沒想到自己完全錯了。另一次是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社，沒有幫好余英時先生，在中國學社建立一套制度。以致一些人在學社成立之初，只拿錢，不幹事，幾個月後消失了。劉賓雁先生說到這些事充滿自責和惋惜。
大概是送劉賓雁先生回美國的時候，我們評價國內外幾個學者對文革和憲制的方法，看法不同。大概是我學識淺薄，並自以為是。 劉賓雁先生回美國後繼續與友人探討這一話題。
2002年底，我有機會去美國。聽說劉賓雁先生剛動過手術，想去探望，又怕打攪。終成遺憾。
劉賓雁先生讓我們始終意識到在追求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中，我們始終處於” 人妖之間” ，對自己不停的扣問和約束，這是能否建立這樣一個制度，以及制度建立以後是否可以維持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面對苦難和災難，我們無處藏身。我們只能象劉賓雁先生一樣，與苦難同在。
假如死亡是另一個世界，也許劉賓雁先生去了另一個世界，將來我也會去這個世界，希望在那個世界，再能聽到劉賓雁先生的聲音和看到劉賓雁先生的書，再能見到劉賓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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