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康有為的思想在古老、陳腐的中國攪起了漫天風雲，無論是譽是毀，康有為這個名字確實震撼了那個年代朝野內外的讀書人。刹那便是永恆，即使康有為的思想有多少不足、缺陷和不切實際，他在思想史的意義都是巨大的。蕭公權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人，以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傳世，他的《康有為思想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視，首先他是把康有為思想放在整個幾千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座標上進行審視的，其次他把康有為思想放在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背景下衡量，從而他完成了對康一生思想的全面清理，在蕭公權之後，研究康有為思想空間確實已經不大。這讓我想起了李白的那句詩：“崔灝題詩在上頭”。

康有為生當時代轉換之際，睜眼看見了世界變化的趨勢，以一介書生，鍥而不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皇帝，試圖抓住年輕而夢想未泯的皇帝實現他變法的宏願，他組學會、辦報刊，奔走呼號，促成變法的輿論。他確實太急了，只爭朝夕，等不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後世的批評或許都沒有錯，但誠如蕭公權的判斷，如果康有為按部就班、老成持重、一味求穩，那也就不會有戊戌變法那一幕了。康的急噪、急迫和急於求成中包含了他的滿腔熱情，這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人物中是少見的。長期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往往是穩健有餘而沖勁不足，康卻是一個雄心萬丈或者野心勃勃的讀書人，從他的“以儒變法”到“以儒為教”，他楞是要在盛行千年的儒學中找到變法的依據。《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一出，不少人視為洪水猛獸，要求禁書毀版的有之，破口大罵的有之，其實康內心從無顛覆儒家學說的企圖，他只是要借此為自己的變法鳴鑼開道，他最終還是要在儒學的懷抱裏尋求宇宙人生的真諦，他自命不凡，儼然孔子轉世，以“聖人”自居，他的思想能力要高於他的行動能力，他留在思想史上的影響也比政治史上要大。

政治上的康有為在戊戌年之後便已不足道，他在海外發動的那些力不從心的保皇行動，他在華僑中的籌集經費之舉當時就招物議，他身上的光環也逐漸暗淡。但他思想的翅膀沒有被折斷，他多年後才行世的《大同書》早在1902年就已完成，我們不能否認他的所有思考，不管是荒唐的還是合理的、正確的或者錯誤的，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思想上的康有為，其影響將一直持續到1927年他離開這個世界後。我相信，蕭公權的研究不只是要說清楚康有為曾經的思想，那些是是非非，目的還是要有意於後世，不要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在前人止步的地方，也許正是後人新的起點。

走進百多年前幽暗的長夜中，那些曾經月朗風清的日子，伴隨著激情和熱血的日子，儘管曇花一現，儘管連接著菜市口的血光,卻沒有人能夠否認，康有為的變法夢當中寄託著一個老大民族跨入近代文明的夢。在康的一生中，他設計的變法藍圖無疑是為近代歷史留下的最大思想遺產，在我看來，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他建構烏托邦的《大同書》,蕭公權以大量篇幅闡釋康氏就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經濟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出的一系列理想，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一個冷靜的學人內心的激動，畢竟那裏面包含了太多中國人邁向近代門檻時的願望、熱情和眼淚，康有為是那個時代重要的代言人。漂浮在半空中的烏托邦最終還是烏托邦，思想只有落在大地上才能發芽、才能生根。

蕭公權對康始終懷有同情之理解，卻並不回避康的缺點，眾所周知康有為不是那種言行如一的人，他一面大講男女平等，一面三妻四妾，他虛構的思想藍圖是屬於未來世界的，而在現實世界，他只是一個講究飲食男女的凡夫俗子，他不能像說的那樣做，他的思想難道不會因此而大打折扣嗎？也許在思想史家蕭公權看來，思想的歸思想，現存世界的歸現存世界。我們可以不同意蕭氏的書生之見，蕭提供的只是他個人的思想座標，衡量一個人思想的畢竟還有其他的座標，沒有什麼東西能高於活的人生、活的歷史，才華、思想與做人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儘管康有為從來都不是戊戌變法的唯一主角，歷史已經肯定那個拿出了變法藍圖，並參與推動了變法進程的康有為，然而對他在流亡歲月中的作為、對他在民國誕生後的選擇，都還可以從頭細說，褒貶是非，這一切並非是無關緊要的，有時候甚至比他寫在紙上的那些思想更緊要，或許這是蕭公權在書齋中所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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