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主持人：我們知道美國在世界的格局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弱小的國家有什麼問題，都會請美國來幫助他們，如說一些人道或者道義上的幫助或其他方面的幫助。那很多其他的國家做什麼事情也會考慮美國在這之中所起的作用。我想問一下王軍濤先生，您認為美國外交它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呢？

王軍濤：美國外交的最重要重點，它有兩個方面的意思，美國從開始建國起就開始外交，它外交的最基本是服務於本國的利益，在這利益中，其實西方人對利益的理解不光是理解為一個經濟利益，我覺得有三個。第一個就是它的安全利益，包括領土的安全，人的生命安全、還有一些重大經濟命脈的安全；第二個是經貿利益；第三個是基本價值觀的穩定，不能受侵害，那就是人權。所以美國在立國開始，人權就是外交政策的基石，這是他們聲稱的。

另一方面，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成為世界的領袖之後，它的外交有另外一層涵意，就是要維持一個國際的秩序。這個秩序，雖然我們知道聯合國的體系，這種國際集體案件體系實際上是美國倡導建立的。現在為止，美國是用它的實力作為後盾在維持這個秩序，這是美國政治基本的關心。但是在實際實施的時候，對每個國家在每一個階段，或者在美國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美國也常常面臨在考慮是這個為重點，還是那個為重點，中間會有一些相互衝突的時候，實際上各個總統、各個黨派的選擇也不太一樣，美國國內也有一些比較熱烈的討論和爭論。

主持人：我們因為已經有觀眾朋友在線上等了一些時間了，我們先接一位紐約的李先生的電話。李先生，請講。

李先生：我想問一下孫文廣教授，他接受你們的採訪之後，每次共產黨接見外國首腦的時候，他們都會壓縮行動自由，尤其是像這樣的採訪，將來孫教授會不會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將來你們將負起什麼樣的責任？這又會體現中國共產黨怎麼樣對待它的國民？是不是像海外社論所評論的共產黨，不給這些民眾自由。

主持人：謝謝李先生。不知道孫教授是不是還在線上？請問孫教授還在線上嗎？那我們先請問章天亮，剛才這位觀眾朋友他的問題您聽到了？那您覺得對孫文廣先生來說，他會面臨什麼呢？在我們的節目上這樣講話。

章天亮：我對他是有一點擔心的，但這種擔心又不完全肯定像剛才那位先生說的，孫教授他馬上會面臨一個多麼巨大的危險。因為中共實際上是有一個策略，因為它現在畢竟在搞開放，迫切的需要國外大公司的投資，也就是說它需要維持，不管是裝出來的也好，還是說它出於什麼考慮，它必須要維持一定的國際形象。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有意的選擇一些人，這些人他們可以講一些話，比如說像劉曉波、余杰，包括像大陸的一些獨立的知識份子，他們可以講一些話，但他們講這些話是有條件的，第一，他們講的話在國內是看不到的，比如說孫文廣教授雖然接受我們的採訪，但大陸的民眾很難直接聽到孫教授的聲音，那麼這樣的話，中共認為對他們的影響就稍微小一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共要偽裝出來一個、、你比如說，中美元首互相見面的時候，中國總要釋放一、兩個人質，這些人質基本上是屬於政治犯，這種釋放並不表明中共它真正想釋放政治犯，它只不過是做這樣一個姿態，這個姿態的目的是為了給美國國會或其他國家民選的議員做出一種樣子來，就是說我們在努力的改善，不斷的開放我們的自由。

但它實際上的話它只是做一個姿態而已，它甚至可能過一段時把這些人又抓回去了。比如說魏京生，江澤民來美國訪問的時候把他放了，當時放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是跟申奧會議是有關的，但是這生意一旦結束的話，又把魏京生給抓回去。

但是它畢竟留了這樣一些知識份子讓他們說話，只要你不觸動底線的話，同時你的話在國內又聽不見，它可以不動，只為了在國外偽裝出一種開明的姿態。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即使在國內的人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但是他如果說話觸動一定的底線的時候，共產黨是一定不會手軟的。

我可以舉個例子，《大紀元》有個專欄作家叫杜導斌，當初他寫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當然是抨擊大陸的不民主、專制、沒有人權、沒有自由等等，他講了很多的話都沒什麼事情，他寫了一年多的文章都沒有什麼事情。但是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叫《良心不能使我再沈默》，他就是講法輪功的迫害，當他講到對法輪功的迫害的時候，他馬上被捕了，被捕的時候，那公安就跟他說你越線了。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大陸還有兩個我們《大紀元》的專欄作家，一個是鄭貽春先生，一個是張林先生，這兩位先生他們也曾給《大紀元》投過很多的稿子，談大陸的民主跟自由的問題。但在《九評》發表以後，儘管他們並不是《九評》的作者，但是他們對《九評》有一定的讚美，在這個時候大陸警方也把他們抓起來。所以就是說有很多的底線是不能碰的，像法輪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個底線。

這次美國的宗教自由委員會在跟大陸談判的時候，他們就講了一件事情非常可笑，他說法輪功就像一個機關一樣，每次我們跟中國大陸談判宗教自由，大家都覺得很無聊的時候，只要有人一提法輪功，他們馬上像被按了一個機關似的立刻跳起來，然後就要講很多很多誣蔑法輪功的話，當然我們不會聽信他的話。但這個事情本身你可以發現中共還有很多問題，它一方面在做姿態，另外一方面它是有一個底線是不讓碰的。

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已經又把孫教授請回線上，孫教授，剛才有一位紐約的李先生他說您這樣接受我們的採訪，會有什麼危險？

孫文廣：有的，這個情況有各種各樣。比如說，我現在獲得海外的信息主要就靠《互聯網》。他們通知我，你的《互聯網》不能讓你用了，它有寬帶線，公司來通知我，我說為什麼？他不講。我再三說我要到法院去告你們，要上告，最後他讓寫個保證以後，才給我開開。這是第一。

第二，我最近申請去台灣去看我哥哥，我的哥哥八十二歲了，一個人住在台灣，他生病了，我去看他，我提了申請，所有的材料都全了，它就是不批！那不是刁難嗎？就是刁難！所以我想其他的刁難方式當然還很多，有一些我們也很難說，找談話那是經常的事情，這個找來談談，那個找來談談，不要到外面去發表等等，這樣的很多啦！

另外，家裡電話、《互聯網》經常壞，這個壞有的時候都很奇怪的，就是電話打不進來，別人打電話打不進來，後來跑到我家來問怎麼回事？我說沒有啊，然後去查他們說是故障，這種情況不是一次，這是電話，還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但是我自己認為，如果你想講些私話、講些真話，要有一些精神準備，就是準備受到一些打擊、甚至迫害什麼的。當然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是有坐牢的準備。這是我對一些打擊、一些干擾的態度。我們想講真話就不要逃避責任，既然我講了我就負責。你要制裁我、要懲罰我，那你要說出道理來，你不說出個道理，我要上告、要上訴，這是我的一個態度。

主持人：謝謝孫教授。我想告訴這位李先生，我們一般在採訪中國大陸的朋友的時候，都會事先問他們願不願意用他們的真名字，當然也是對他們的一種保護，但是有很多人告訴我們他們願意用自己的真名，因為中國人都不敢說真話的時候，那對中華民族、對中華文化都是非常嚴重的一種打擊。

剛才孫教授也談到了，他的確是受到過一些騷擾，我們也感謝孫教授來上我們的節目；另外要感謝李先生對這位孫教授以及和他一樣的中國大陸人的關心。現在我們再接下一位紐約的黄先生的電話。

黄先生：主持，最近看到中國的主席胡錦濤去英國訪問，我看到報紙說英國的一些國會議員質疑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它不是民選的，是獨裁的。這方面我覺得你們應該怎麼樣來多宣傳，中國應該舉行民主選舉，也應該明白中國共產黨不是合法性的情況，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今天在路上，經過五十八街，見到法輪功有的人坐在籠子裡，這個表述我感覺很難過，看到一個人坐在籠子裡，能不能有別的表述的方法來表達法輪功的一些情況？

主持人：謝謝黄先生。剛才這位先生談到了，我們電視台確實是希望有更多支持的聲音能讓更多的人聽的到，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就是關於法輪功的問題，我想兩位也都是經常在紐約市區曼哈頓裡面待著，你們可能也會看到法輪功他們在籠子裡面待著那麼可以問一下王軍濤你看到他們沒有？

王軍濤：我是見過，但是還沒有見到過在籠裡，但我經常見到過法輪功的學員在散發一些傳單，給大家宣講一些真相，也有一些是模擬式的受迫害情況，我的感覺是說，有這樣一個希望能夠向美國人民說明真相的方案挺好。但是，我還另外一個感覺，如果要是說準備把這件事情持之以恆做下去的話，那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建一些像活動的博物館，比如租一輛車，其實成本也不是很高，做一個活動性博物館，把它做得再好一點，再做得逼真一些或者是從宣傳上來說或從介紹情況來說更真實一些更好。

主持人：不曉得章天亮先生是不是見過他們？

章天亮：他們法輪功管這個叫反酷刑展，就說他們是在展示在大陸真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酷刑，有很多的酷刑要遠遠的比他們在曼哈頓街頭表現出來的要殘酷得多了，但又很難展示，譬如說對法輪功女學員的性虐待非常殘酷的。

同時像剛剛這位先生談的看到有的法輪功學員座在籠子裡，我知道在大陸真正的那種關在鐵籠子要比這個要殘酷得多了，它們並不是讓你坐在籠子裡面，它那個籠子是讓你坐呢坐不下，站呢站不直，那個鐵籠子都是有鋼釘的，就說你只能保持一個彎腰站著的一個姿勢，如果你動一動可能鋼釘就會扎到肉裡面，那是非常難過的。

而且有的時候它會把這樣的籠子浸到髒水裡面去，那是非常骯髒的髒水，它們叫「水牢」，大陸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叫做丁延，他當年因為揭露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他當時在江澤民詆毀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他召集了很多北京當時國外駐華記者，很大的海外新聞媒體，揭露法輪功真相，隨後他被捕，他就是死在水牢裡面，他就是這種方式死的。

所以我知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的話，他是很可悲的事情我們在曼哈頓看到的話，我們都有側隱之心，都會覺得很不忍，我想這個事情既然真實的發生了，而且更殘忍，所以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就更應該有這個義務幫法輪功把他們受迫害的情況傳出去，讓國際上正義的力量能夠匯集出一種聲音，讓中國趕緊把這個迫害停下來。

主持人：你說到這兒我想起了，我曾經採訪過在街頭做酷刑展的法輪功學員，其中有一個從芝加哥來的老人，都已經七十多歲了，他也在那個籠子裡站；我當時問他，他好像站了一天了，只有中午吃飯的時候人家換了他一下。後來我就說：那麼大年歲您站在這兒，而且天那麼熱，會不會很難受？

他說，他想起他在國內的那些被關押的同修，至少他知道自己站一天馬上就可以回家吃飯睡覺，但是在中國大陸那些被關押法輪功學員，他們不知道他們要在裡面待多長的時間，也不知道是死還是活。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11/25/2005 5:35:08 PM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