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2日訊】在末代港督彭定康麾下學藝五年的新任特首曾蔭權﹐被一些人稱之為“港英餘孽”﹐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師承彭定康”﹐僅就這一點﹐就使曾特首票房高居不墜。然而這只是看到表象的花拳繡腿﹔至於還有說“超過彭定康”者﹐結論就下得太早了﹐到底曾蔭權才上任幾個月﹐才僅僅拿出第一份施政報告﹐後來的政改報告﹐再下來的策發會名單﹐就每況愈下矣。

不知道是“天作之合”﹐還是老天要作弄人﹐這兩位師徒居然還有緣來相會。彭定康近日重訪香江﹐當然不是來與徒弟比武﹐純粹是私人原因﹐推銷他的新書而已。曾特首不論出於尊師重道﹐還是出於禮貌﹐與他會晤也很自然﹐兩人見面沒有構成話題﹐然而話題還是出來了﹐那是在會晤之後。

彭定康來的時機﹐正好是曾蔭權推出政改方案之時﹐稍微有點年紀和記憶的人都不會忘記﹐十二年前彭定康推出他的政改方案時﹐被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戴上“千古罪人”帽子的悲壯情景﹐其後數年從中央到地方官員與黨報的評論﹑來論對他“三違反”的痛批與“老妓”﹑“小偷”﹑“毒蛇”﹑“跳探戈舞者”的辱罵鋪天蓋地。因此眼下的記者先生小姐自然不會放過彭定康﹐要他談對當前香港政改的感想了。這個問題非常敏感﹐除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老話﹐還因為“粗暴干涉內政”隨時可以迎候。但是彭定康最後還是忍不住的說﹕以他的一些個人心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他的經驗顯示，與北京談判時應堅守原則。他也不想到二○四七年他一百○三歲時才看到香港有民主。

師傅講完之後﹐不知徒弟糊塗﹐還是已經背師而染上“對著幹”的共黨政治作風﹐居然在“香港家書”也大談他的個人經驗。他說﹕根據我以往與中央討論事情的經驗，最有效的溝通方法是理性及講道理的方式；用強硬威迫的手段，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曾蔭權要人們放棄原則﹐否則會惹怒北京而“適得其反”﹐彭定康則主張堅持原則。都是根據與中共打交道的經驗﹐師徒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的確使人納悶﹐哪一個真﹐哪一個假﹖最近北京紀念胡耀邦了﹐胡耀邦令人難忘的功績是在八○年代初主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全國性大討論。以此來檢驗香港的話﹐彭定康對原則的堅持﹐到九七年七月一日﹐把安定繁榮的香港交給北京﹐附加一萬億港元的外匯儲備與財政儲備。董建華上台後﹐毫無原則地對中共土共俯首聽命﹐結果香港衰落蕭條了七﹑八年﹐以致必須黯然下台﹐半途換人。

師徒的不同講法﹐孰對孰錯很明顯﹐說明曾蔭權雖然師出彭門﹐然而沒有得到彭門的真傳﹔雖然也有基督文化的背景﹐但是功夫還不夠深厚就被共黨政治文化引上歧路。看來問題不在經驗﹐而在理念﹐僅僅是一字之差﹐就差了個“理”字。

更糟糕的是曾蔭權把香港市民對民主的正當訴求說成是“對抗”﹑“推翻”﹑“強硬威迫”等等﹐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因為香港的民主訴求歷來完全是和平理性的進行﹐當年五十萬人上街是如此﹐十二月四日也將如此。曾蔭權昧著事實說話﹐就如當年中共對彭定康與香港民主派的批判﹐違反建立“和諧社會”的精神。倒是李鵬飛透露北京可能與香港談民主時間表﹐有別於曾蔭權的強硬作風。但是在時間表還沒有真正落實以前﹐香港市民必須發出自己的呼聲﹐顯示自己的原則﹐才能讓北京真正感覺到民眾的要求﹐避免被土共與官僚所曲解和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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