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道德筵宴中的孩子 (一)
【大紀元11月22日訊】一
與自然界一樣，人類社會為了延續生命，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保護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 浙一帶為了驅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裏去，只是名字掛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區因為孩子多病，瞧不起醫生，就把孩子名義 上寄養在一個會法術，懂醫道的長者膝下，名曰「保鎖」。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人們當然不再用這些迷信的方法來延年益壽，而是通過立法來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長。例如，美國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必須時時有人照看，以免發生不應有的意外。如果家長沒有時間，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種托兒所代為照管。孩子一旦離開 學校，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就自動生效。如果有人發現，一個12歲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掛一串鑰匙，一個人打開房門，再也不出來，就會有人報警。不經過繁複的 司法程式，孩子很難從政府的福利機構裏領回來。電影《刮痧》就講的是一對中國夫婦因為給孩子刮痧，而被美國法院指認為「虐待」的故事。
撫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學時學過的名篇《夜走靈官峽》。這篇歌唱工人階級不畏嚴寒、忘我犧牲的偉大小說至今還像紅寶石一樣鑲嵌在初中一年級的課本裏。小說寫的是一個夜走靈官峽的「材料隊長」，因為到一個絕壁下的石洞裏躲避風雪而碰到了這裏的兩個小「洞主」，七八歲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寶成。經過一番詢問，得知他的 父親就在對面的萬丈懸崖上打炮眼，母親則在石洞下邊的運輸便道上指揮交通，因為責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雙兒女被整日遺落在懸崖上的石洞裏倚門忘歸。當然，略大一點的成渝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這個故事現在看來多少有些殘忍，一家四口被分佈在一條峽谷的三個點上，每一點到每一點都是一段抬眼可見的距離，而對每兩點上的任意兩個人來說，卻又無異於萬水千山，頗似民歌裏唱的「見面面容易啦話話難」，但在作者筆下卻充滿了道德犧牲的壯美。他沒有寫一個懸掛在萬丈絕壁上的父親抬眼可見自己的兒女卻不得相聚的悲傷，也沒有寫一個立在風雪中擔任「交通協警」的母親，對一雙丟在石洞中的兒女那種十指連心的牽掛，更沒有寫兩個幼小的孩子在一個不見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過他們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廂情願地謳歌工人階級的奉獻熱情時，似乎忘記了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究竟有沒有能力在一個石壁上照顧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沒有想過，一個未成年人究竟有沒有責任為大人的這種莫名其妙的「犧牲」買單？ 如果說有，那麼，誰來為一個孩子的童年買單？換句話說，究竟什麼樣的理由可以高過孩子的生命安全、遊戲和受教育權？
在這兒，我們不能指責家長 把孩子丟在石洞是怠忽職守，就像我們沒有理由指責一對陝北農民把孩子拴在「炕頭石」上下地勞動是「慘無人道」一樣，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我們很難理解一對1958年的工人所處的政治環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紅旗」迎風招展，「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對一個自詡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作家來說，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場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筆下人物的苦難和怨憎、愛欲和情仇卻是一個絕對的尺規。我們當然無法要求杜鵬程在探訪完石洞後，立即報告當地公安機關將「虐待兒童」的工人夫婦抓起來，但我們至少可以要求他將工人的子女無人照看，受教育的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情況寫進小說或上報有關部門，建議在工地上成立「幼稚園」或「流動學校」總不為過吧？但沒有，我們甚至在文中沒有看到他等到這對可憐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臨走還煽情道：「風，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這對苦命孩子的不幸處境不僅沒有觸發他從更深廣的意義上關心底層民眾的命運，反而「壞事變好事」，更加鼓舞了 他戰天鬥地的革命熱情。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薩特一樣為「保衛自由而戰」，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說都像加繆說的「首先是一種為懷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務的智力實踐”，但我們至少得要求一個時代的作家不要成為謊言的製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謀」。如果說一對夫婦將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 為之”的話，那麼，作家的有意識渲染就是一種明火執仗的「幫忙」，尤其是當這種「幫忙文學」和半個世紀以來的教育行政勢力混合，成為壟斷人們頭腦和心靈的工具時，這類作品的意義就絕不僅僅如教材所說是誘導學生「理解工人階級的崇高品質」，坦白地說，這不是「誘導」，而是「誘姦」。
二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小題大做，像我的一位摯友批評我的那樣是「迂闊而不切實際」。因為在一個政治至上，所有的尊嚴和價值都匍匐在某種主義或領袖腳下的極權主義時代裏，不用說孩子的生命安全、遊戲和受教育權得不到保證，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無可選擇地成為某種國家道德的附屬品。當這種道德召喚任何一個人，自然也包括兒童，做出犧牲時，個人應當無條件地收拾行裝引頸就義。
予生也遲，聞道也晚，不能躬逢一個國家英雄輩出、巨人蜂擁的中興盛世，但僅記事以來聽過、看過、學過的少年英雄就有：劉胡蘭，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劉文學，戴碧榮，韓余娟，賴甯……其中劉胡蘭14歲，王二小13歲，草原小姐妹中 的龍梅11歲、玉榮9歲，劉文學14歲，韓餘娟12歲，賴寧14歲……據《中國少年報》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以後，全國僅獲中央和省一級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與壞人英勇鬥爭的９人，捨己救人的14人，保護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車的５人。
在那個癲狂年月裏，一方面，個人人格遭到集團信念大面積地擠壓，從而集體性地萎縮、凋零；另一方面，集體人格又在一種虛假共同體的感召下無限膨脹，以至遙不可及。大量的「集體主義英雄」就是在這樣的話語背景下誕生的。
當幾十年的光陰過去，甚至從這些政治小祭品被擺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們就再也不關心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榮辱，沒有人關心他們被推入鍘刀下，趕進埋伏圈，驅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懼、疼痛、無助和絕望，更沒有人關心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幾倍幾十倍於他們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車、驚馬以及滿天大火較量時是否有可能取勝，是否合於公眾利益，人們只記得他們奔赴的那個遠大目標和高入雲端的教義本身。
這是西方的人權思想嗎？顯然不是；這是傳統的儒學思想嗎？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講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這是一種冷酷文化培養出的冷酷道德。本來道德的精義是要改善人與人的倫理關係，協調各階層、各團體以及具體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的，但在這兒卻被一些人用來號令天下，成為打擊異己，坐收漁利的利器。具體方法就是，把一種集團性的道德無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為一種圖騰和誡命，然後號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並按我手指的方向挺進，靈魂才可以進入流著奶與蜜的「太陽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嗎？截至目前，我仍然認為，人類創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與人的私欲互相糾纏的矛盾，並有助於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但就像必須給不守道德的人設置一條底線一樣，給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須設定一條上限，這上限就是，當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 為一的通天教主們，向人們兜售高調道德時，必須計算他們提倡的「見義勇為」、「捨己救人」、「割膚施鷹」、「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中的具體含量。方法是，當一條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兩種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遠遠大於後者，甚至後者為零，前者為一百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是一種壞道德，不僅不值得提倡，而且應該壽終正寢。當劉文學舍去的是一條生命，換回的卻是一把辣椒時，任何有理性的動物都會判斷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為說到底，道德是以「利社會」為目的，以「善」為最高旨歸的。當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貢獻了自己的勞動甚至生命，但他們的貢獻和犧牲不僅與社會毫無價值，反而無端地供養了一批或一個箕踞於社會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獨裁者時，這種道德就背離了當初產生的本意，也就是說它已不為「善」，而為「惡」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