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直言「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之後，《中國青年報》組織的一次公眾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公眾信任率都在10%以下。為甚麼會是這樣？原因很簡單，經濟學家往往成了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調查還顯示，公眾普遍擔憂和失望的不僅局限於經濟學家，也包括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這個時候，提出「知識份子都到哪裏去了」這個問題尤其令人深思。

正好有一本弗蘭克•富裡迪的《知識份子都到哪裏去了》中譯本出版，在一個物質主義壓倒一切的社會裏，弗蘭克•富裡迪發出這樣的疑問並不讓人意外。物質主義必然帶來庸人主義、工具主義的盛行，在這個文化不斷媚俗和普遍「弱智化」的時代裡，真正的知識份子當然會越來越少，用中國式的新詞彙來說，取而代之的將是形形色色的「知道分子」。

生活在英國弗蘭克•富裡迪寫下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之一是要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他首先給庸人[Philistine]下了個定義：「一個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個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人。」在庸人主義氾濫，成為社會主流價值之後，傳統的啟蒙精神、理性主義的退場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時代，繼續以追求知識和真理為己任，堅持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似乎是那麼的不合時宜。是這個時代不再需要知識了嗎？

回答是否定的，各種知識販子、知識機構正以無孔不入的姿態，向人們兜售各種各樣的知識，然而所有知識都已變成實用的工具，變得越來越瑣碎，一句話，知識正淪為物質的奴隸。一個高度繁榮的商業世界，層出不窮的消費刺激著人類脆弱的感官和神經，人們很難抵擋住廣告、商品、本能的誘惑，在不知不覺間就投降了，天長日久，潛移默化，哪怕在羅素的故鄉，在啟蒙運動的策源地，也很少有人們還記得《精神獨立宣言》、記得《我控訴》。知識份子的貶值和知識演變的趨勢讓弗蘭克•富裡迪深感傷心，他不能容忍庸人主義主宰這個世界，他不能接受一個輕飄飄和蘇小小認鄉親的生活方式，他要以筆為槍，和眼前這個無形之幕戰鬥，以古希臘以來多少世代知識份子參與建構的理性價值，以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他試圖重新為知識份子找到當下的角色坐標。

到底甚麼是知識份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那種將知識份子和職業聯繫起來的說法，他認為在知識份子和腦力勞動者之間不能劃等號，隨著教育的普及，腦力勞動者隨處都是，但他們並一定都是知識份子。「定義知識份子的，不是他們做甚麼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在他看來，要成為知識份子與謀生的方式無關。他認同艾爾曼、科塞等人提出的觀點，知識份子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他想到了愛因斯坦，當愛因斯坦在物理學專業之外，就世界事務、社會共同事務公開表達他的看法時，一個知識份子的愛因斯坦就誕生了。換言之，知識份子首先不是某個專業的專家，而是社會的良心，批評者，思想者。只有這樣的知識份子才配擁有這一稱號。

弗蘭克•富裡迪的《知識份子都到哪裏去了》原本不是為漢語讀者而寫的，但它提出的問題對我們同樣會有啟發。在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在專制向自由轉型的過程中，知識份子的選擇尤為關鍵。無論如何，人類尤其是以知識份子自命的人們不應該放棄自己的獨立思想，放棄痛苦的精神求索，放棄批評的責任，成為物質利益的俘虜。在社會變化的進程中，單有這個領域、那個領域的專家是不夠，應該還有知識份子在場，他們說出真話，發出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而不是缺席、失蹤。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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