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民工的錢與命》第七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台北中央廣播電台《展望中國》。主講、策劃：楊銀波。主持、製作：黃絹。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展望中國》，我是黃絹。在前兩集的節目當中，楊銀波談的主題是「民工的劣根性」，也就是從民工的日常行為和相關惡性案件、現象、動態出發，談他們在外在壓力和內在困境的雙重擠壓之外，因為自尊低落、自制力不足，導致了自己沈淪在吃、喝、嫖、賭等惡習之中。在這些討論之中，楊銀波比較著重的是對民工的要求。今天，楊銀波要從幾個案件來談大陸民工現今的處境。

楊：今天我談的問題很簡單、很乾脆，又相對敏感一些。因為這些信息曾經在國內被大量報導，其後又被禁止報導，逐漸銷聲匿跡。我談幾個事件，以及與之有關的幾個有一定深度的問題。

有一個事件是「阿星殺人事件」。阿星只是一個普通的民工，今年只有19歲，但他卻來自於一個非常不普通的村莊——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這是一個以「砍手黨」刑事犯罪著稱的村莊。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04年，就有40多名溫江村青年被深圳、東莞、佛山、汕頭、雲浮等地警方抓捕。這些人都是小學沒畢業，就輟學打工，因為學歷極低，很難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資也極低。「砍手黨」對城市人尤為凶狠，在一些城市已經多次出現以「砍手砍腳」為犯罪特徵的搶劫事件。

阿星在這樣的環境或者說關係網中長大。但是，他原來在組織裡面從來就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他從15歲開始打工，到了廣東潮陽市峽山鎮南裡村一家織袋廠之後，7月8日，他把罵他的主管鄭炳榮用4把刀給殺了。這裡面有個恩怨，那就是鄭炳榮因為阿星礦工一天把他給開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資不給。阿星打工四個月，掙了2000多元，但是工廠只發給他600元。是這樣一個勞資糾紛，促成了這一殺人案件的形成。殺人之後，阿星選擇的是投案自首，而且是讓記者陪同投案自首，這包括《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當時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打工，阿星和記者一起去了《南方都市報》深圳記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這件事，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其中，《網易》用了這樣一個標題作為專題名字： 「阿星：我是不是天生的殺人犯？」非常值得深思啊，這是新一代民工的困惑，是他們的掙扎。阿星從小不喜歡惹事，幾乎所有人都不會認為這個人會去殺人，那麼溫和、那麼溫順的一個孩子，但是到了最後，悲劇還是發生了。阿星進派出所之前，唯一的要求就是想洗一個頭，很明顯，他非常冷靜、非常鎮靜地面對這樣一件事情。之所以要找到記者，他是想對「砍手黨」進行一種特殊的勸化，他想把這種聲音公開出去。這個案件不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而是透露出在當前社會劇變之下，尤其是在勞資糾紛矛盾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作為年輕一代的民工，他們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前途？如何來面對週遭的環境和關係網絡？

黃：剛剛銀波跟我們談到阿星的案子，非常可惜的一個年輕人啊，不滿20歲。我覺得在這個部分有一個疑問，就是說：他知不知道除了暴力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呢？如果阿星有別的方式可以去解決他的問題的話，他還會走上「用暴力解決問題」這條道路嗎？

楊：確實，無數人都會想到這個問題。據我所知的報道信息，阿星殺人之前最大的寄望是逃出廣東，逃避老鄉的「砍手黨」關係網，並且最好能在其它省找到一份不那麼受剝削的新工作。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了山西省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衛彥虎，希望衛彥虎能來接他走，但是這個希望最後落空了，這當中有衛彥虎工作變動的緣故，兩人彼此聯繫得少了。殺人事件被報導出來之後，其實各種輿論也主要指向了兩個方面。一方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刑事犯罪，而是指向當前極為惡劣的勞資糾紛問題。對於民工的壓迫，對於民工的歧視，對於民工的盤剝，以及對他們的心理所造成的種種衝擊，這都是一些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如同阿星所說的那樣：「我覺得城裡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阿星確實有非常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許多地方。這當中，甚至包括一個女孩給阿星寫了一封「情書」。她表示：如果見到阿星，她一定會上前擁抱阿星。就是說，人吧，無論關了多少年，只要還有活著的機會，總有光明的一天。等於是這個女孩要給阿星一種信心，讓阿星不要喪失對這個社會的希望和愛。

當然，另一方也認為這些媒體做錯了。他們認為：媒體不應該對一個殺人犯持以「這麼同情」的角度和立場，而是應當嚴厲打擊「殺人犯」這種罪惡深重的人。而且，他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是不是腦子出了毛病，為什麼要同情阿星？為什麼要同情這種殺人犯？被殺死的鄭炳榮的家屬難道就不痛苦嗎？如果讓我自己來評論，我更願意站在拋開阿星「刑事犯罪」這樣一個過程來看這事件背後的因素，也就是說，我特別關注事件背後那個「深深的背景」，那些值得所有人去決意改善這種「深深的背景」的真正與我們有關的東西。即使阿星不提起4把刀把主管給殺死，那麼其他民工也有可能走上這條道路。就像阿星的老鄉阿賢（同樣來自廣西溫江村，而且同樣是19歲）所說的那樣：「我這人性格比較弱，否則像阿星這樣的事早晚要落到我頭上。」人的意志或者說心態，當它無法支撐的時候，難以控制，沒有辦法，別無選擇。

任何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他（她）的極限，一旦超越這個極限，而且是無數次反覆地超越這個極限，那麼悲劇的產生首先就源於這種意志的崩潰和強烈反彈。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殘酷的社會之中，作為底層人，往往沒有自己更多的選擇權，他們的選擇空間是被限制、被壓縮的。阿星事件突然讓我想起當年我看的一部印象相當深刻的電視連續劇，名叫《征服》。這裡面有一個黑社會頭目——劉華強，他回憶小時候的經歷，說了這麼一段話：「小的時候，我經常被那些大人和大孩子欺負。」然後有一天，他突然拿起他的拳頭來反擊那些欺負他的人。他說：「從那以後，在大人眼中我是一個壞孩子，但是在一些小孩的心中，你知道我是什麼嗎？」

黃：英雄！

楊：對了。所以自那以後，劉華強開始思考：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人要怎樣選擇？處於這個社會上層的人，可以獲得物質和精神的巨大的、無限的享受；但是隨著社會層次的逐漸分化，能量逐漸減低；最底層的人所獲得的能量，也許只能僅僅求個溫飽，而要達到這個溫飽的層次，也已經很不容易了。劉華強是在小時候就慢慢領悟到這個事實的。他從他的反擊之中，確立自己的價值，並成為他自己的信念：他的力量在哪裡呢？那就是：拳頭！刀！這就是劉華強的生存哲學和價值觀，也是一個黑社會頭目最初的成長歷史。這使我不得不想到今天這個社會的背景。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鬥爭，導致了人的惡念的產生，而且由這種惡念產生了事實上的惡性行為。當然，阿星還算是很坦蕩的，下面我要講的是又一個阿星，他的名字叫劉長青。

黃：聽眾朋友，現在您收聽的是由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為我們主講的《民工的錢與命》。剛剛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阿星事件，其實還有很多阿星或者可能成為阿星的民工，正在等待我們的關注。

楊：另一個阿星呢，其實案子就發生在離我非常近的地方，就在廣州番禺區石棋鎮摩斯卡皮具公司，案發時間是7月1日晚上11點鐘。這個案子，準確地說是嚴重傷害案件——劉長青並沒有把人殺死。現在，劉長青還在逃逸之中。被傷害的人是劉長青的班長，叫張聲榮。其實，這兩個人之間的過節非常小，無非就是作為班長，根據廠規，要處罰你一下，也就是說，張聲榮的「處罰決定」實際上來自廠規。當時發這個報道的記者，是南方報業集團的張小余，他去這個工廠調查案件的時候發現，劉長青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因為摩斯卡皮具公司存在著大量嚴重侵害工人利益的現象。比如說，工人加班每個月是120個鐘頭，平均每天4個鐘頭的加班時間，而加班費呢，每小時只有一塊五毛錢（註：《勞動法》規定，加班最多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加班工資最低不得低於平常工作的1.5倍，週末為2倍，節假日為3倍）。最讓人不滿意的是，連工人在廁所裡抽煙都要被罰300元錢。

黃：太可怕了吧！300元，這樣他們一個月的薪水就要去掉很多了。

楊：何止去掉很多？而且還欠錢！劉長青工作了一個月，居然還倒欠廠裡14塊錢。最後，他向廠方懇求給他100元路費回家，也被廠方拒絕。在這個案件裡面，張聲榮的確冤枉，完全是劉長青向廠方發洩不滿的一個犧牲品。7月1日晚上11點鐘，加完班，張聲榮和同組的兩名工友準備回出租屋，三個人在一條小巷被劉長青擋住了去路。劉長青對張聲榮說：「你記我小過被罰了20元的事怎麼處理？」接著，兩人就推來推去，劉長青掏出刀子狠狠地插進了張聲榮的後背和手臂。張聲榮當即不省人事，同行的工友莫培國也由於勸阻被捅中了腰部。劉長青在曠工的時候確實有不遵守廠規的情況，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廠規本身有問題；二是工廠沒有任何罰款的權力。比如：工廠加班必須工人自願，而且加班時間和報酬不得違背法律規定，工廠罰款以及加班嚴重超時等行為也是明顯違法的。像摩斯卡皮具公司這樣的工廠，就必須由政府部門進行核實調查。所以，我的意見是：由這個案件出發，那是公安部門的事情；但是這個案子的根源，卻必須由勞動監察部門來進行一次徹查，更正廠規，改善民工待遇。

一個阿星事件，一個劉長青事件，前者發生在廣東潮陽，後者發生在廣東番禺。他們兩個都是惡性刑事案件，都是行諸暴力。這兩者都是悲劇，悲劇的真正所在，在於那種惡劣的勞資糾紛、勞資關係的根深蒂固程度。比如他們的超低待遇，超時加班，被扣工資，竟都是如此相似。每一天這樣的事情都在不斷地重複著，每一天這樣的背景都在根深蒂固地得以延續，所以這種悲劇才會不斷上演，令人心寒。

－－轉自《北京之春》05年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