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劍橋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 張煒)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誕辰90週年的紀念日。我已被迫遠離那片我深愛的故土多年，在英國的劍橋小鎮過著寧靜的教書生涯。雖然對在北京政治舞台上那些來來去去的小丑們無不嗤之以鼻，但是對胡耀邦這個偉大的名字卻從來沒有忘懷。

最後的見面

我最後一次見到這位偉人是1988年夏天，當時他和夫人李昭到天津休息。我和楊勇將軍的女兒楊菁一起到迎賓館一號樓去看望他。他看起來十分消瘦，與一年前在十三大期間我見到他時的模樣判若兩人。

更明顯的是，過去談吐中那種指點江山的豪氣似乎早已不在。更多的像一個慈祥和無可奈何的老人。他的變化，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一年多以前發生的導致他下台的中南海老人政變，心中禁不住湧起一陣悲憤。

閑聊幾句後，當我向他談起了我曾經工作過的天津開發區時，他又神情閃爍起來。那種關心改革和對外開放進展的憂國憂民之心依然顯現無遺。

當我談到各級官僚機構對開放事業的不支持時，他神情堅定地說，你是年輕人，天不怕地不怕。他們不支持，你就衝他個稀巴爛。這一句性情中人的痛快話，說得我和楊菁兩個人大笑起來。

我誠懇地請他到天津開放區去看一看，那裡有很多知識分子和年輕人崇敬他，希望見到他。他看著我，沉默了一會兒，慢慢地說道：「算了吧，不去了，不給你們找麻煩了。」一句話，使得活躍的氣氛頓時沉寂下來。

機靈的楊菁出了一個主意。對我說，胡耀邦希望見到有朝氣、有知識的年輕人，你不妨帶幾個年輕人到這裡來見他。後來，我讓天津開發區的幾位30歲左右的處長們去看望耀邦，他們果然談得十分開心。

轉年4月，當我從日本訪問回國後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一位中央負責人匯報工作時，得知胡耀邦幾天前在政治局會議期間突然發病。但是據說已經搶救過來了。我在心底祝福這位偉人能夠迅速康復，親眼見到歷史還他清白的那一天。不想，兩天後，北京卻傳來了他去世的噩耗。

首次「交往」

我與胡耀邦的首次「交往」發生在1980年秋天。按照中國的習慣，20年算一代人。如此算來，我與胡耀邦相隔約兩代。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他是一位在北京身居高位的傳奇革命家，我是一位沒有任何背景的北大學生。因此，無論從年齡上講，還是從懸殊的社會地位上看，胡耀邦和我本不可能產生任何交集。

然而一件偶然而又重大的事件，使得我們有了一線牽連，也使得我對這位領袖有了初步的瞭解。

1980的夏秋之際，北京和部分省市的高校學生發起了競選地方人民代表的活動。由於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所以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各級共產黨組織無法很快地制定出應對方案。

在這種情況下，運動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地的高等學校。不少學生對地方黨委和學校當局對學生競選活動的消極態度感到不滿，因此時有衝突發生。

最為嚴重的是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不滿校黨委指定候選人而到湖南省委請願，當省委書記毛致用迴避不見之後，他們集體絕食並派代表到北京請願。

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負責人，對局勢的發展深感不安。他們一方面頻繁地派人到各個高校壓制學生的競選要求﹔另一方面向中央負責人誇大競選活動中那些對共產黨不滿的言論，妄圖誘使胡耀邦和其他中央負責人出面表態制止學生競選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一些歷來主張改革的中央領導人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學生問題時也說了一些否定競選的話。

當時我已經決定出來參加了競選活動。我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立場與當時自由民主主義的先驅們尚有很大的距離，倒是與黨內改革派的主張基本一致的，即主張加快經濟改革，同時通過加大黨內民主的方式逐步地擴大社會民主。

對於競選活動本身，我認為主流是好的。而且我主張各級黨的領導應該改變被動消極態度，出面積極領導。從而改變黨與青年人對立的局面，為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政治局面創造條件。

我對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場十分不滿，希望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負責人不要只聽他們的匯報，而要多到學生中瞭解實際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我以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的名義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一封信。陳述了我的上述觀點，尤其是對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脫離學生的作為表示了不滿。

信是用普通郵件發走的。說實話我也沒有指望聽到什麼回音，只是感到說出了我所想的，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也就心安了許多。

時隔不久，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告訴我，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教育部長蔣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學生中聽取意見。

後來，段君毅、蔣南翔和中宣部理論局長洪禹等人分批來到北京大學，與學生座談。我想這對於溝通領導和學生的思想，緩和矛盾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這件事，也使我對胡耀邦虛心聽取一個普通學生的不同意見的寬闊胸襟有了直接的感受。

首次見面

1983年12月，我第一次與這為我所敬仰的偉人近距離接觸。當時我作為天津團市委書記參加團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期間，胡耀邦、胡啟立等中央負責人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議室會見團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的團委書記們。

當時正值胡喬木、鄧力群等老左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到處推行「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不少地方黨委紛紛要求團組織在這個運動中發揮作用。他們對團的組織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

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團組織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侶們所謂「勾肩搭背」的行為，還有的省委要求團委帶人到人家家裡去查抄所謂的黃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大多數團委幹部們做慣了黨的助手，也就跟著乾起了這些不得人心的怪事情。

當耀邦等人要求我們匯報時，一部分膽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幾位膽大一些的團省委書記們不客氣地列舉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現的怪現象。其實，對於當時中央負責人在清除精神污染一事上的觀點分歧，我全然不知。

我只是對這些現象不滿，擔心繼續下去會干擾改革的方向，覺得應該引起總書記的重視。在聽完大家的匯報後，耀邦作了一個長篇講話。這個講話的基本精神和他隨後召集人民日報、新華總社和廣播電視部的領導同志談話的精神是一致的。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過頭了。

當時在講話中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當耀邦談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麼衣服的時候，王兆國插話道，有些人太不像話，還是應該管一管。王舉例說，團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員，喜歡穿一條超短裙，叫人實在看不慣。耀邦回話道，誰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

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耀邦隨後又用服飾的變化為例，說明不要墨守成規，不要對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橫加干涉。他說，在古人看來我們現在穿的衣服都是奇裝異服。這次講話，使我對這位開明的總書記除了敬重之外，更多了一份親切可愛的感覺，這與我對許多中央負責人沉悶、古板的印象絕然不同。

可貴之處

耀邦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嘔心瀝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但是，億萬中國人敬重他，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的最為可敬可愛之處不在於他的一貫正確，而在於它總是真誠地堅持真理，迅速地修正錯誤。他不是神，因此也有說錯話、甚至辦錯事的時候。

例如，他曾經指責學生競選是青年學生在歷史上第三次向黨奪權（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鳴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 。

又如，1981年前後，當第一個中德合資企業-天津麗明化妝品公司呈報批文的時候，他也曾經對合資發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化妝品行業不以為然，認為應該合資辦一些在他看來「更有意義」的項目。

他的態度，使得善於見風使舵的榮毅仁趕緊撤銷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該企業的投資計劃。（事後當榮老闆訪問天津時談到此事後悔不已，因為中信因此失去了一個盈利的投資機會）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認真聽取一個普通學生的不同觀點﹔也並不妨礙他在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問題上轉變觀點。

心靈的掙扎

在我看來，耀邦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人民的福祉是他至高無上的追求。在他那裡，人民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有那種至死不變的親近人民的願望，才有那樣坦蕩無私的胸懷。

但是這一崇高的品德，也是在他身上發生的悲劇的根源。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習慣於尊崇黨性。所謂的黨性，在大多數共產黨員那裡，其實只不過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代名詞而已。

因此，當這個最高領導人誤入歧途的時候，人民性和黨性就不可避免的發生衝突。胡耀邦是一個老老實實做人的共產黨人，在這樣的衝突面前，他希望選擇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個黨的強大官僚機器卻要強迫他尊崇所謂的黨性。他忠於人民，又不想與這個他為之終身奮鬥的黨決裂。

他的晚年是在委曲求全和鬱鬱寡歡中度過的。人民性和黨性的衝突最終撕碎了這位忠誠的人民的兒子和忠誠的共產黨人的心。(//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