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華：「北京門」、企業權利與原罪
【大紀元11月17日訊】共產黨已經不能對中國負責了，因為它不能抑制自身的腐敗，不能抑制腐敗的黑社會化。
好文章有著鮮明的實踐意向，與一般日常零碎的自生自滅的抗爭相比，好文章有著更多實踐意義，它在人們的心中和行為上，不可逆地提升了實踐性認知。
為甚麼說共產黨政府已經不能對中國負責了？當然不是說它失去了控制甚至鎮壓的功能，相反越是腐爛的政權，越是要頑固表現出對「敵人」的殘忍殘暴。你看，還有比某些中國人嘉賞的金正日政權更殘忍殘暴了嗎？沒有。還有比中國軍人朱成虎的叫囂更張狂更敵視人道的嗎？也沒有了。共產黨對「自由化」、對「異見人士」，這些年尤其對千百萬勞苦大眾的鎮壓，當然很有效率——如果說這個政權還有甚麼效率的話，唯一的高效率恰恰剩下了這一面。但是，共產黨實實在在已經不能對中國負責了，因為它不能有效抑制自身的腐敗，不能有效抑制腐敗的黑社會化（最新的例證是湖北省委副書記長期為黑社會效勞），不能將它的任何一個好的口號，例如利為民所謀，真正落實到實處。
早在10多年前，人們就擔心民營企業發展起來，共產黨會想辦法控制、盤剝、侵蝕甚至搶奪。這個判斷的根據在哪裏呢？在於真正的民營企業都有反對壟斷反對專制而喜歡自由發展的品性，而共產黨不希望有任何力量超出其控制之外。不管共產黨對真正的民營企業採取何種手段，是哪一級的行為，以及這種行為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斯文」的還是粗暴的。若干年來，好的民營企業在貸款、項目或者工程的競爭以及稅收方面，已經飽嚐艱辛。而最近的陝西油田案、香港嘉利來案便集中暴露了共產黨對真正民營經濟的本質。余世存的《北京門之變及其他》就是全面、深入揭露、解讀這一真相的力作。這篇文章刊登在蘇曉康先生操辦的《民主中國》上，在馮崇義、丘岳首操辦的《真話文論週刊》上。我希望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們能夠廣泛傳播這一力作，讓它的影響力得到應有的發揮，至少不比焦國標之於中宣部、盧躍剛之於團中央小。
好的文章是嘔心瀝血出來的，是充滿道義張力的，是在理念、現實感、感悟力上，傾注了全部生命激情的，不論他的文字功夫如何，是不是有很高的可讀性，人們都能從中看到作者對社會苦難的誠實擔當，看到作者所費工夫的巨大與頂真，看到作者決不肯滿足於泛泛議論、炒冷飯、吃冷豬肉的執著。
余世存的文字大都有其獨特敏銳的思悟，儘管有些表述過於晦澀（作為政論、時評和思想隨筆，這是缺點，作為藝術隨感則未必是缺點），但透過不完全能看得明白的文字，我多少都能領略到其中真正獨立思考的蘊涵。
《北京門之變及其他》中的「北京門」，可以解讀為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法系」（儘管我根本不看好「人文系」、「技術系」，我也同樣不看好「政法系」）的腐敗，和共產黨中央政府、中央政法系的醜聞。事件已經歷時數年，情節是簡單的，就是香港嘉利來當年與其他企業合作拿到了北京的一塊地，後來地價漲了，嘉利來到手的上億利潤，被北京市幾家政府部門通過非法取消嘉利來的控股權，粗野得像攔路搶劫一樣搶走了。搶走之後，嘉利來公司上訪、起訴、上告再上訴，費盡周折、歷盡艱險，縱有國務院嚴正介入，也至今不能討回公道。
這裡僅錄世存文章的一段一觀箇中的凶險——「北京門事件的一方，穆軍先生和香港嘉利來，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始終不知道如何稱呼他的對手，他說是『一夥人』，這夥人中有社會黑勢力，有北京市幾個部門的不法公務員。他們的力量太大了，大到無所不用其極，如2000年9月，有人僱用香港黑勢力，上門同嘉利來談收購事宜，稱代表合作公司中方，並展示暴力照片，威脅嘉利來時任董事長黃國強說，『給你1200萬美元，把項目讓出來。如果不讓，通知你老婆等著收屍。』由於香港警方介入，強買之事未能得逞；警方覺得事態嚴重，勸黃糾紛一日未決，不要踏足內地。這位黃國強先生，因此至今不敢踏足北京。」
「北京門事件」的重大意義在於：維權是重要的，但命名2003年是公民維權年，並且莫名其妙地將維權當作最重要的事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通過法律伸張正義也是重要的，但提出「政法系」而且以為「政法系」能給中國帶來實質性變遷，則是滑稽的奇談怪論；「中國問題」當然必須通過政治鬥爭來尋求根本解決。
世存介紹說：「用穆軍的話說，他打這場官司，自己總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只維權不反貪』。」結果連「國務院辦公廳也出面督辦，竟然也沒用！」“回過神來的嘉利來轉入了第二階段，『堅決反貪階段』。穆軍感到，反腐敗要打人民戰爭，絕非單靠『專業隊』、『中央軍』所能為。精英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要為公益和正義而戰。這樣做的人越多，惡勢力就不敢那麼囂張。」“但是，我們又沒想到，幾天以後，被抓進去的人被保了出來。我們又傻了！看來反貪不成。」“我們遇到這種事，很吃一大驚，我們開始為中央政府喊冤了，這是我說的第三階段。」
穆軍先生說的「第三階段」當然溝諷刺的了。怎麼解釋呢？就是中央高層、北京政權內部有不同意見，但權力集團內部的互相掣肘，或者「穩定壓倒一切」的至高原則，形成了「正確意見」的軟弱無力。要說「冤」，當然只有嘉利來冤，同情甚至有所支持（當然沒有「豁出去」的支持）嘉利來的高官有何「冤」可言呢？
世存介紹說：「對暴力的橫行現象，一位學者對穆軍等人解釋說：『一開始是從農民身上得利，後來從工人身上得利，現在是你們這種大肥羊，該斬你們了。』」“據說，港商被地方貪官侵吞資產的事件多有發生。沉志耕律師先後受理此類案件4樁，多系冤情。香港《信報》2004年8月刊登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統戰部長何銘思文章，披露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著名實業家霍英東被廣東番禺貪官梁柏楠巧取豪奪事件。霍英東投入的40多億港幣，被番禺的『一夥人』以各種惡劣手段搶去了。《鳳凰週刊》2004年9月、2005年3月兩次報導香港運洋公司索債10年，與遼寧省水利廳所屬遼寧勝天公司的馬拉松積案。據瞭解，目前港資在大陸外資總額中比例為45%，而近年來港商在大陸吃官司、被關押的人數上萬。」「『港商一人一顆淚，一人一身傷。』何銘思哀歎說，『大佬被斬，不好意思說話，小人物被斬，沒地方說話。這麼下去，香港就完了。』」“實際上，受害的豈止是港商而已。官商、權力資本從未怕過誰。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多半有苦難言，他們的權益同樣得不到保護，更遑論普通民眾。如高智晟所說：『近兩年來，各地腐敗的官吏集團明目張膽地動用公檢法力量搶劫公民的財產，在光天化日之下對維權的同胞施以野蠻的毒手。各地對維權公民的抓捕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極致如此次的太石村事件，及陝北油田事件，動輒就動用數以千計的荷槍實彈的虎狼惡警，對付和平維權的手無寸鐵的公民。我們要大聲質問，這是在做甚麼？為甚麼要這樣做？他們為甚麼敢這樣做？他們為甚麼要與自己國家制定的法律為敵？為甚麼要與基本人性為敵？為甚麼非要迫不及待地把中國人民逼向絕地？為甚麼，他們要幹甚麼？』」
面對一些「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有意無意的迴避「中國問題」，我當然早已同意世存的這一富有個性的判定：「類人孩們不是政治的，由於對政治的認知、意志和方法的不足，他們甚至迴避政治；即使談論維權，他們也會把維權看做是一種非政治的……沒有身份認同的類人孩們的《義勇軍進行曲》說得極為準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就是說，必須到了最後的關頭，危險是最大的，吼聲是被迫的。但如果類人孩們對危險的認知還到不了自己的皮膚，那麼，吼聲可能就只是個案的、孩子氣的。」
寫到這裡，我想不無悖謬的請讀者回到2004年初河北省關於赦免民營企業「原罪」的「異號文件」去。
2004年新年，我與一位同學老闆聊天，將民營企業主分成這樣幾種：一是純粹靠與權力勾結髮起來的；二是制假造劣並多少受到官家保護的（地方保護主義說到底還是有貪官把戲，否則官僚有地方保護的積極性？我不信）；三是受制度限制不得不與官府打交道被迫偶有苟且的，否則例如貸款貸不到，繳稅也會遭遇苛捐；四是基本游離於體制外的，這類企業極少，且成長得十分艱難。當然具體情況還要複雜些。但這樣判斷大致不差。對於第一種，堅決不能赦免，但如何清算將來應當有比較可行的辦法。我主張實行「改贓款為貸款」的辦法，（後來從華貽芳老先生操辦的《泰山通訊》上讀到著名企業家武克鋼的文章，也提出我這樣的辦法）至於有種種刑事罪行的，自然屬於司法問題；對於第二種，這中間只要沒有讓公眾利益受損，例如沒有造成銀行壞賬、爛賬的，就不必追究其行賄，只要能交待出受賄一方的罪行即可，否則，另當別論，有刑事罪也另當別論；如果老闆的所作所為比政府已經很糟的政策做得還要糟，這部份就要追究，不能赦免！為甚麼？太慘了！最近人們被《中國農民調查》震動了，這確實是一本充滿道義力量的好書，其實不怎麼樣的《黃河邊的中國》根本不能與它相比。但是，如果有可能出版進城農民工受虐待受嚴酷剝削的書，你看吧，感情脆弱的人們肯定得心臟病！我是1997年到1999年對這方面特別關注，但是心情的抑鬱、悲痛無從表達！後來不敢再看這些報導了。對於第三種，則可以不予追究。像河北著名道義型企業家孫大午那樣的，就應當給予適當獎勵了！可是大家知道孫先生2003 年受到來自權力的重創！這個河北怪不怪？這個中國怪不怪！甚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來都沒有放棄政治掛帥這一套，只是有『別盯住我的權力好好幹活吧』這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罷了。」
我不同意勾銷「原罪」。順便說一句，歷史學沒有提供馬克思所謂「羊吃人」的「原罪」證據。當然，早期資本家使用童工、剝削工人是有的，但是，第一，據例如孫立平等學者的研究，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他們的工人工資從來沒有比我們今天廣州、深圳乃至全國各地的工人工資低，（指相對工資比例）今天印度的工人工資也相對比我們高。第二，東方的殘酷剝削首先是權力的失職瀆責甚至故意慫恿造成的。據「大軍研究中心」網站的最新披露：新近大連日企工人本來通過罷工談判資方已經同意加薪，可大連當局出面說不要加薪，將資方一起拖到與工人為敵的境地。
至少現在，我是不原諒「原罪」的——因為它首先不是甚麼企業的原罪，而是權力的原罪。有些朋友說，不原諒又怎麼辦？我立即回答：從不原諒開始！是的，首先要不原諒，就是不原諒，我連秦始皇的罪惡都不原諒，何況這一二十年來的罪惡！我的善噁心是從這個中國久遠的深處被培養、激發出來的！你能把歷史都抹煞掉嗎？如果不能，那麼所有秦始皇政治的罪惡我都不原諒。你原諒了最不能原諒的罪惡，還有甚麼不能容忍，又何必追求民主自由？
嘉利來冤案的另一面，不正是「中國式原罪」的鐵證嗎？為嘉利來鳴冤、為嘉利來的利益而爭，就是不原諒「原罪」。
轉載：《人與人權》雜誌 12月號 www.trnyurenquan.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