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喚醒西方」與認識真實的中國
【大紀元11月17日訊】澳大利亞漢學家費約翰先生（Jobn Fitzgerald）寫過一本名為《喚醒中國》（AWAKENING CHINA）的著作。這本著作以孫中山、毛澤東等政黨領袖為中心，討論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國民革命中，革命家們建立一個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的政治技巧。「沈睡的中國」的意象來自於並不可靠的法國皇帝拿破侖的名言——「看看中華帝國，讓它沈睡，因為一旦這條巨龍醒來，世界將會發抖」；這個意象也來自於晚清外交家曾紀澤的名作《中國先睡後醒論》，曾紀澤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中國雖然衰敗，但終將在亞洲及世界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在這裏引用費約翰先生貫穿在其歷史著作中「喚醒」的意象，但是「喚醒」的物件由中國變成了西方。我所指的「喚醒西方」有特殊的含義，乃是喚醒西方去認識真實的中國——自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西方並沒有認真負責地對待中國所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人權問題。作為最後一個龐大的、三心二意地奉行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共政權保持著當今世界最糟糕的人權記錄，但這一切在都被經濟增長的泡沫所遮掩起來。
一九九一年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産主義政權的崩潰，在我看來，僅僅意味著半個冷戰的結束，而不是全部冷戰的終結。我的感受並沒有美國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所估計的那麽樂觀，因為我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一個至今仍然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國家。今天的中國乃是一個分裂的中國：城市的中國和農村的中國是分裂的，沿海的中國和內地的中國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國和窮人的中國也是分裂的。通常意義上，西方的外交官、記者和旅遊者所體驗到的，是城市的中國、沿海的中國、富人的中國，是正在變得越來越像紐約、巴黎、東京和倫敦的中國。這是一個魅力無比的櫥窗，但它僅僅是櫥窗而已。
在過去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不知道怎樣向西方推銷自己的中國政府，近年來迅速地學會了如何以西方的方式作「形象設計」。兇殘的狼披上羊皮，確實可以暫時看起來像羊一樣溫柔可愛。案例之一：中國官方最近發表了由一批禦用學者起草的《政治民主白皮書》，聲稱在中國也存在多党競爭和自由選舉、中國擁有不亞於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意思的是，這份文件首先發表的是其英文版本，因為它是專門提供給西方人閱讀的。案例之二：在過去兩年間，中國與法國合作舉辦了「中法文化年」活動，其中一個專案是用紅布將艾菲爾鐵塔包裹起來，這一行為藝術的背後顯示出這樣的事實——已經沒有多少法國人記得紅色所象徵的血腥和屠殺，他們也忘記了一九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兩百年紀念日走在慶典方隊最前面的中國流亡學生的隊伍。案例之三：中國政府第一次拿出鉅額資金，雇傭華盛頓頂級的遊說公司，向一向厭惡中共政權的美國國會展開遊說活動，中共與臺灣在此一隱秘戰場上開始了一場新的戰爭。中共的這些「與時俱進」的作法，逐漸産生了明顯效果：同情和欣賞中國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與中共有密切的利益關係的西方人士更是日益增多。在不知不覺之中，這些西方人中了中共的催眠術和麻醉劑。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在過去的歷史裏，西方在面對某些獨裁政權的時候，曾實行過可恥的綏靖政策，犯下了嚴重錯誤。西方曾漠視希特勒政權的崛起，默許納粹德國對奧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吞併。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早已知曉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卻冷酷地保持了長久的沈默。在二戰結束之後，美、英、蘇三大國簽署雅爾達協定，民主世界居然同意將波羅的海三國和若干東歐國家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致使兩億以上的歐洲民眾被共産制度奴役了半個世紀之久。這一切都是西方政府過去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
如今，西方各國的政府又在犯同樣的錯誤。法國希拉克政府、德國斯羅德政府走在錯誤的最前面。為在中國市場佔據更大份額，法國和德國的政客們遊說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他們說，天安門屠殺是上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必再去提及。但是，天安門屠殺並沒有結束，那些死難學生的母親們在中國依然是不可接觸的「賤民」，母親們每天都面對著兇手的監視、騷擾和恐嚇。這是一個殺害了孩子又虐待母親的政權。從一九九九年至今，一場比天安門屠殺更大規模的迫害又在中國發生了，那就是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政治迫害。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多年來致力於人權案件的高智晟律師上書中共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信中以大量詳實的、令人窒息的調查材料指出，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成為對整個國家和全民族的迫害，「新一輪持續的、系統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針對信仰法輪功同胞的野蠻迫害的暴行是正在發生著的事實」。在講述了幾十個法輪功修煉者被迫害致死、致殘、家破人亡的事實之後，高律師憤怒地質問道：「公民與世無爭的自由信仰為什麽會招致如此持續的、無人性的更屬非法的打壓，這裏的價值到底在哪里？！非病態及殘缺人性者無以解釋。」我尊敬像高智晟律師這樣的勇敢者，我是一名基督徒，在信仰的層面與法輪功修煉者者截然不同，但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卻時刻叩問著我作為基督徒的良心。正在中國發生的這場人道主義災難，與當年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殘害可以相提並論，與不久前發生在盧安達和科索沃的屠殺也可以相提並論。西方曾經對這麽多的災難袖手旁觀，如今難道還要繼續袖手旁觀嗎？
不僅袖手旁觀，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跨國公司還助紂為虐。雅虎、思科等美國高科技企業，為中共的網路控制提供技術幫助，他們詭辯說技術是中性的。但是，正是由於雅虎向中共安全部門提供客戶的私人資料，才導致中國作家、記者師濤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的莫須有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沃爾瑪等美國公司在中國訂購監獄中奴隸勞工和童工生産的廉價商品，並從中賺取豐厚的利潤。澳大利亞政府在與中共的若干交易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據在澳洲政治避難的前中共外交官陳用林披露，澳大利亞外長唐納曾變相地為中共製造人權慘劇提供各種幫助。日前，澳大利亞政府甚至批准了向中共出口鈾礦的計劃。這一切終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這一切終將被不屈服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民眾牢牢記住。這些短視的行為也給西方自身帶來巨大危險，幾個月前中共軍隊的一名將軍就曾威脅要對西方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戰爭。這是一個沒有理性的政權，它在政治上並沒有民主制度所具備的穩定性，它的「穩定」僅僅是靠暴力來短暫維持的；這是一個沒有道德的政權，它在經濟上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隨時會爆發的金融危機有可能讓西方投資者的投資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以左傾立場來顯示其「政治正確」的知識份子們，也在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最具典型性的是法國哲學家和戲劇家薩特，當年他選擇支援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進而成為其忠實信徒。當史達林和毛澤東推行血腥清洗政策導致數千萬民眾死亡的時候，薩特卻堅信：這樣的犧牲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是對人類生存狀況的一種徹底的改造，在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之後，人類終將進入美好的共産主義。引用當年加繆批評薩特的話，薩特所奉行的是這樣一種哲學——「十萬具屍體無足輕重，只要能夠換來幾億人的幸福」。遺憾的是，在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暴行均已大白於天下的今天，薩特式的思維依然在西方知識界十分流行。很多學識淵博的西方知識份子，以讚美獨裁者阿拉法特來顯示自己對弱勢民族的虛僞的、廉價的同情，卻對被緬甸軍政權長期囚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的命運熟視無睹。昔日，他們是蘇聯「古拉格群島」的吹鼓手；如今，他們轉而為中共的暴政擡轎子。中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的一個例外，它把政治專制與部分的「經濟自由」如此奇妙地紐結在一起，中國成了許多西方資本家垂涎三尺的最有活力的市場，也成了許多西方知識份子批判傲慢的美國時的一個新的理想國。
根據我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有限的觀察，即使在西方言論自由的環境下，「批評中國「也是西方媒體和西方知識份子不願意涉及的一個領域。許多西方媒體和知識份子把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熱愛與對中共政權的批評對立起來，他們不知道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破壞最大的恰恰是中共政權本身。許多西方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由於需要與中國同類機構的合作與交流，由於他們的資助經費來自於那些與中國市場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企業，所以他們不願輕易地發表批評中國的言論。這是一種看不見的「言論和學術的不自由」狀態。這種狀況嚴重地腐蝕著西方獨立自由的學術傳統。今天，能夠像薩哈羅夫、哈維爾那樣洞悉極權主義本質的西方知識份子寥寥無幾。
認識真實的中國是必要的，那麽究竟什麽是真實的中國呢？真實的中國是九億農民遭到比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還要嚴重的歧視，真實的中國是區區一個西部地區的縣委書記便可斂財三千萬（占當地年度財政收入一半），真實的中國是艾滋病病毒通過賣血四處泛濫卻被官方刻意隱瞞，真實的中國是為阻止一位教授參加趙紫陽的葬禮居然派遣特務用萬能膠將其門上的鑰匙孔堵塞。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了二零零五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國排名倒數第九，在亞洲僅僅比朝鮮和緬甸的境況好一點。「無國界記者」表示，在中國，新聞記者的處境最艱辛，政府讓媒體無法自由運作。新聞記者只是傳達政府宣傳的工具，私人媒體和言論表達自由根本不存在。一個只是要想說一點真話的作家，在中國的處境便無比艱難，就我本人而言，有過名列中宣部的「黑名單」而導致文章不能在所有重要報刊發表的經歷，有過遭受安全警察的通宵審問和恐嚇的經歷，也有過家中的電話數日被切斷的經歷。二零零五年六月中旬，我到上海旅遊期間，上海市的秘密警察恐嚇了幾位計劃與我會面的朋友，甚至免費讓一位大學的文學教授住到賓館去，目的僅僅是讓他不與我見面。當我正在賓館的房間裏與一位熱心讀者、年輕的女大學生交談的時候，派出所的數名便衣警察破門而入。按照他們的猜想，一男一女在一個房間裏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此出發他們便可以抓住這個機會從道德上將我摧毀。但是，他們什麽也沒有發現，只好失望地離開了。我卻像被迫吞了一隻蒼蠅一樣噁心，這就是一個在聯合國佔據常任理事國位置的泱泱大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比世界上所有的黑社會更加下流。奧威爾在《一九八四》裏所描寫世界就是真實的中國——這就是我每天不得不面對生活，這就是我必須承擔的完全透明的、毫無隱私的生活，這也是我需要付出巨大犧牲去改變的生活。
二零零四年，我曾經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做過幾個月的訪問學者，我和妻子住在美國北部小城麥迪遜的一位美國老太太簡（Jane Kessenich）的家中。這位七十三歲的老太太，像孫兒孫女一樣關心來自遙遠的異國的我們。她對中國一無所知，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反美主義者」，她認為美國處在專制之下，因為她激烈地反對伊拉克戰爭，也非常厭惡總統小布希。為了向這位一輩子都是家庭婦女的美國老太太講述真實的中國，我們將美國與中國作了一個簡單的比較：在美國，你不喜歡小布希，可以不投票給他，即使他仍然當選了，但最多連任兩屆，也就是說你最多忍受他八年而已；但在中國，即使你不喜歡胡錦濤，你卻不能投票將他選掉，因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選出來的，他的任期可以無限地延長下去，也許你死了他還在掌權。在美國，你可以到白宮門口去舉著布希的漫畫示威，你可以在網路上自由自在地批評政府，你可以成立政黨、社團以及出版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書籍；但在中國，你沒有任何機會公開地反對胡錦濤，如果你在天安門廣場舉起反對胡錦濤和共產黨的標語，一群便衣就會立即將你撲倒在地，如果你在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工作，你甚至連保持沈默的權利都沒有，你必須在大家的面前表達你對共產黨的支援和效忠，儘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種表演，可戲還得演下去。聽到這裏，溫和的簡老太忍不住喊了起來：「我的上帝，那才是地獄一樣的生活呢！」這就是真實的中國。作為一名無比熱愛祖國的中國人，我將用自己的生命去改變這恥辱的一切，讓我的同胞重新回到文明世界中來。當然，在這一艱辛的歷程中，我願意得到來自於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朋友的幫助。因為我們都是上帝所造的人，雖然我們的歷史不一樣，我們的膚色不一樣，我們的語言不一樣，但我們對於幸福和自由擁有同樣的信念。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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