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4日訊】1957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整風反右運動，迄今已48年，1979年右派「改正」，也26年。當年官方公布的顯然縮小的右派數字，達55萬多名；同一時期，同樣性質被定為反革命、叛徒、反黨分子等未計在內，中右分子不在其內，還有複查右派改正時，有不少人22年來，一直以右派罪名遭迫害，勞改回來一查當年未戴右派帽子，也不算。1979年複查右派是否應「改正」，仍以反右時定性的「六條標準」來衡量，最終99．9%以上的右派還是劃錯了，僅留了幾個右派的「樣板」不予改正，以維持「反右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結論。即使如此，當年55萬多右派，佔知識分子總數的10%以上。右派改正時，所扣的22 年工資，分文未補發，一般只恢復反右前的原工資。改正時大多回原單位，不少重新安排工作，有一批回原籍自謀職業或當農民。從反右到十年浩劫，數以萬計的右派已在勞改、折磨、飢餓中死去，右派的家人受到株連，這些都未作任何精神補償。

一場震驚中外的反右運動，到1979年右派改正時，中央只作低調處理，除了一紙改正書外，未開一次重要會議，總結反右的歷史教訓，更未向人民群眾表示歉意。反右時轟轟烈烈，改正時無聲無息，這反映執政者的心態。人們不禁要問：文革中的「走資派」不僅一律平反，補發了所扣工資，許多人官復原職，有些還高升，並開會總結批判「兩個凡是」。而同是毛澤東迫害的右派，不予平反而只「改正」，似乎反右只是錯案，不是冤案！因而也就不需以史為鑑了。當年的右派，經歷了反右、勞改、大飢荒和十年浩劫，到「改正」時已死去有多少，官方未公布數字。又過了二十多年，今天仍活著的，年齡最小的也在古稀以上，人數不足當年的一半。

這些來日無多，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老人，以及他們受株連的家屬子女，今天向中央舊事重提，是要討個說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執政為民的，是敢於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從而以實際行動，徹底平反並對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屬作出物質和精神補償。

一、反右是必要的，還是非法的？

1978年，中央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主要針對文革中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而同一年中央發的關於右派改正的55號文件，尚未體現實踐標準的精神，只對右派經複查是否可以「改正」，至今未改變「反右還是必要的」結論。這說明「兩個凡是」陰魂不散。

1957 年的整風運動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毛澤東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鳴放，幫助黨整風，保證「言者無罪」，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針。當年的部署和承諾，正說明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運動，不是自發的，更不存在所謂「向黨進攻」。中央關於整風的決定發布剛過了半個月，毛澤東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陰謀成了「陽謀」，對知識分子「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右派還未抓，毛澤東就將「右派」定性為敵人，列在「地富反壞」之後了。從1957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整風補課，就抓了大批黨內外55萬多名右派，這些人普遍戴上右派帽子，降級降薪，扣發工資一至五、六級，大多發配各地和邊疆，勞改勞教，許多被開除公職，只發生活費，是黨團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團籍，有不少被關進監獄，葛佩琦就關押了18年。右派中有著名的思想家顧準、李慎之，民主黨派章伯鈞、羅隆基，起義將領龍雲，著名作家馮雪峰、吳祖光、艾青、丁玲，浙江省長沙文漢，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科學家錢偉長、束星北、黃萬里等，還有北京大學的右派、女中豪傑林昭，1968年4月因「惡攻」罪在上海獄中時被槍斃。

近五十年的歷史實踐證明，反右是否必要，正像今天有人再提文革有無必要一樣荒唐可笑。當年右派改正時的複查標準，竟然仍是毛澤東定的右派的六條標準，這一標準在文革後已漏洞百出。例如： 「分裂社會主義陣營」這一條罪狀，有不少人對毛澤東要向蘇聯「一邊倒」的做法提出意見，這一先見之明的觀點卻以「反蘇」罪定為右派。顧準就是因中蘇談判中頂住蘇聯壓力被打成右派的。反右不到十年，六十年代，正是毛澤東帶頭「分裂社會主義陣營」，批判蘇修和社會帝國主義，其調子遠超過「右派言論」。而毛澤東，則成了挽救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救星」！反右複查改正的事實也證明，99．9%以上的右派都劃錯了，「反右是必要的」已純屬欺人之談，在邏輯上已不能自圓其說，何況，許多「右派言論」是正確的，是有遠見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是歷史實踐所證明瞭的。

毋庸諱言，鄧小平同志曾參予策劃過反右運動，後來他也說過「反右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話。今天仍維持這一結論，正說明「兩個凡是」流毒之深。可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充耳不聞。小平同志還說過：「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十年，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小平同志公開承認反右時中共犯了左的錯誤，以左反右，並將它同十年浩劫聯繫起來，指出反右運動中國吃了苦頭。今天的中央領導，大多與當年的反右無關，但作為執政黨領導，還是應該以史為鑑，承擔歷史責任的。小平同志坦蕩面對歷史，承認1957年下半年後，中共犯了左的錯誤，實際上已不再堅持他「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說法，我們有什麼理由，無視小平同志後來對反右的正確表達呢！

1954年，由毛澤東主持，全國人大通過了建國以來第一部憲法，第二條明文規定：「一切權利屬於人民」！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大權獨攬，未經全國人大討論和授權，動員大家鳴放，然後背信棄義，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提出的任何不同意見，採取大規模的打擊報復手段，把五十五萬多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打入十八層地獄，將他們劃歸反動派，長達22年，造成了從反右到文革的中國曆史大倒退。

《憲法》第17條：「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傾聽群眾意見，接受群眾監督」。

整風初期，毛澤東號召「鳴放」提意見，憲法也賦予公民有提意見和監督的權利。但是，他只喜歡對他「山呼萬歲」，敵視任何不同意見，否則就讓你大禍臨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如此，對黨內同志如此，後來甚至對高層領導如彭德懷，親密戰友劉少奇，無不運動群眾，鬥得你死無葬身之地，而他卻依舊「萬壽無疆」！劉少奇曾作過第一部憲法的報告，最後憲法保護不了他自己！這就是當年毛澤東漠視法紀，操縱專政機器和愚弄群眾，專制獨裁的現實！

《憲法》第17條：「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須的物資上的便利。「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

第95條：「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毛澤東言而無信，出爾反爾，剝奪公民應享受的自由權利。

建國初期，他帶頭批判《武訓傳》，剝奪文藝工作者藝術創作的權利；憲法上保護「通信秘密」，毛澤東則將胡風私人信件公諸於眾，編造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批「胡風分子」遭到逮捕，製造了大規模的文字獄。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毛澤東也要「一邊倒」，提倡學習蘇聯的米丘林學派，批判美國的摩爾根學派，將留美歸來的生物科學家改行打雜，從而導致了中國生命科學長期滯後。反右中毛澤東變本加厲，編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章羅聯盟」，捏造了葛佩琦「殺共產黨人」的 「右派言論」，進而將其逮捕。在大規模鎮壓「右派」的基礎上，1958年發動了「大躍進」，大肆讚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反科學論點，導致人為的大飢荒，數千萬人被餓死。文革中毛澤東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大學長期停辦，知識分子又首當其衝。他利用紅衛兵鬥「走資派」，導致了空前的民族災難長達十年。

歷史的實踐表明，反右是建國不久後規模最大的冤案，把55萬多知識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把民主黨派的骨幹力量打下去，政治迫害長達22年，僅僅輕描淡寫以「擴大化」三個字，是無法抹掉這血淚斑斑的歷史的。因此，反右不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非法的。反右的非法性，不僅表現在違反憲法，並在中國的民法和刑法中都找不到法律依據。建國初期的法典裡，是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罪名」的。毛澤東個人編造「右派」這一罪名，來迫害知識分子，把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更是非法的。反右的嚴重後果，以及它在國際上造成的惡劣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感到害怕，這也是影響統一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徹底平反右派這一大冤案，以史為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

1954年《憲法》第97條：「公民的權利受到損失，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當年的右派，22年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難以言表。全家和親友受到株連，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右派子女受到歧視，影響升學和就業，生活艱難。文革中雪上加霜，普遍家中被抄，有許多被毆打，甚至迫害致死。六十年代某地一個勞改隊，管了120個右派勞改犯，一個冬天餓死了80人。

今天這些受害老人要求中央正視這些長達22年政治迫害的歷史，以史為鑑，吸取教訓，有個公正的說法，徹底平反右派這一大冤案，並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以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正當權利，這是符合今天「以法治國」的精神的。我們要求補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扣發工資是政治上的處分，是「有罪」推定而造成的。它進而導致受害者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雙重折磨。我們要求補償，是為了反右受害者是無罪的，為了維護公民的人的尊嚴，維護憲法所賦予公民合法權利，也是向中央呼籲尊重人權，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只有認真總結歷史教訓，平反冤案，才有可能逐步實現社會的和諧。

1947 年，台灣爆發了「2．28」愛國民主運動，這是一次武裝暴動，遭國民黨當局鎮壓。1995年，也是48年，當時在台灣仍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對2．28事件請民間組織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登記造冊，然後對這一事件徹底平反，800餘名受害者及家屬，普遍得到了數百萬元新台幣的賠償，樹立紀念碑，建立紀念館。國民黨能做到的，我們相信中央今天也應該能做到。

反右迄今已48年，當年對右派的處理也十分複雜，由於原單位的變化，檔案也有遺失。但可以 1979年右派改正時的檔案作基礎，再加調查核實，本人和家屬提供人證物證，還是可以弄清楚的，難度在於已死亡的大批右派，需靠家屬子女及原單位同事、親友提供資料。這22年中，工作人員的工資一般提了兩級，而當年的右派則降了工資。當年右派被扣工資的補償問題，還涉及48年來的物價指數，這些年物價上漲平均在20倍左右，這同當前工資標準也可反映出來。最近中央提出個人所得稅徵收起點，由800元上升到1600元。這1600元起征，正反映了五十年代工資標準的20倍以上，當年的工資六七十元的，正是中低檔工薪階層的收入。因此，補發所扣當年右派的工資，以20倍為宜，22年為限是適當的。

至於22年中的精神補償，應包括受害者、已故者及家屬子女受到的株連。湖南的受害者老人向中央反映的要求是比較合理的，即精神補償每年人民幣一萬元，22年為限。

反右迄今已48年，我們建議中央真正做到以史為鑑，執政為民，由遠及近，徹底平反右派大冤案，認真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作為中國今天政治體制改革的起步，這對 21世紀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對小康和社會和諧的到來，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對促進兩岸關係不斷改善，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中央如能作到這些，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屬子女謹上

2005-9-18

反右受害者及家屬子女簽名

史若平（執筆、山東大學，電話0531/88633359）

山東大學: 喬幼梅、沈為霞、金中、董亞君、李昌玉（lcy618@126.com）

山東省： 邵偉志

趙鶴祥、阮昌群、劉承宏、劉芳、呂家鄉、王士俠、馮濱（濟南）

劉禹軒、高芒、田廣渠、張劍華、楊陽、俞冠英（青島）

陳漫（煙台）

北京: 杜高、徐梅芬

上海: 陳敏之

四川省：樑國政、李普傑、來惠章、童乃德、孫勇烈、李永昌、丁恩祝、張仲良、程德蔭、戴國柱。

浙江省：朱順全、蔡其泰

江蘇省：李玖葆

湖南省：李立禮

雲南省：劉開勛、楊正治、李自謙、霍志德、張願堯、潘文、戴仰真、張書誠、甘良才、於明達、翟相廷、馬家驤（沈碧波）、孟昭蘭、金維申、王玉、邵正祥、（楊振翠）楊耀光、龍應生（李惠娟）、劉家蘭（尹煜舉）、杜明華、袁克文、高文江、余百川、朱江、朱勵、郭扶民、蔣先明、楊君德、熊國宏、馬應達、齊濟儕、丁一峰、馬體元、方舟、鄧慕雲、劉宗仁、卜曰良、方秉沅、楊惠如、朱之凡、劉世榮、馬雲、王若愚、尹鳳翔、朱熏南、劉精武、楊作相、馬□、王雄圖、鄧燮剛、劉曜、孫汝鑫、華定仁、李林泉、余自明、楊瑞勛、李晉元、（楊星秀）、李桂珍、楊貴富、楊承景、楊子裕、吳宗良、李雲龍、楊崇舜、楊震東、楊鎮、吳加壽、吳洪訓、何應宗、宋耕雲、周開創、張喜、吳以採、曹厚光、易光林、周保谷、張煜、沈斯成、蘇家耀、周和俊、張訓、張天文、何德宗、宋竹嫻、周家猷、張德一、張守仁、陳明倫、陳天錫、金惠林、官菊芬、鄭汝馨、陳慶功、陳文寬、金惠生、趙益壽、鄭永燦、陳必金、陳式文、武丕奇、趙玉琨、胡家驊、陳鳳威、陳汝德、陸瀛、趙儒淳、洪天民、段金福、唐鄂中、黃邦寧、稅鼎銘、賴建、查國選、聶榮富、曹國棟、蔣謀劍、鮑光甫、徐光壁、倪子芬、符惠英、蔣興民、解宇瓊、徐佩覺、栗繼武、曾心和、靳奇珍、蔡源、蔡耀宗、譚浩然、魏元彪、熊彬、樊正坤、楊光華（括號中為前者的家屬）邵正祥（昆明,電話 0871──6454140）

簽名請寄：lcy6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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