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共以美國為假想敵
【大紀元11月14日訊】中共外交新戰略是聯歐俄制美國；利用外援結交發展中國家，將聯合國變成窮人俱樂部；以利益關係拉攏西方的商業集團與學者，孤立消解反華反共勢力。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政府的政治路線還未明朗，因此在國際社會也沒有明顯的政治敵人，外交策略更是尚未成形，主要奉行機會主義外交路線，「摸著石頭過河」，一切均以一時一地之利益為研判標準。但這一情形到了近幾年已經有了明顯改變，從國內政治來看，自胡錦濤執政以來，國內政治正由後極權時代向新極權時代過渡。而完成這種政治過渡，在國內固然有眾多御用學者為之「正名」，但在國際社會也必須獲得承認。而獲得承認的最大障礙就是時時批評中國人權與政治狀態的美國。於是中國統治者認定一點：意圖在全球推廣民主政治的美國是敵非友，中國的外交新戰略也漸漸成形：聯歐俄制美；利用外援結交發展中國家，努力促使聯合國變成窮國俱樂部；在美國與歐洲則利用利益關係，將所有與中國沾點邊的商業集團與學者們都變成「中國政府的好朋友」，孤立消解「反華反共勢力」。
「聯歐俄制美」得以成功的時與勢
這一切策略得以實施，一方面當然有賴於中國政府日益強大的財政實力，「只要有了錢，甚麼人間奇跡都能夠創造出來」。但另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則是國際形勢的變化所決定，因為其他國家，尤其是奉行民主制度的發達國家與中國修好，也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
號稱「老歐洲」的歐盟諸國長期經濟衰退，政府財政被高福利制度拖累得疲憊不堪，且改革無望。歐盟東擴後，歐洲富國經濟被窮國深深拖累，兩大歐洲強國法國與德國急需中國的訂單，以及各種商業機會帶來的利益以改善國內經濟狀況。這是歐洲法德兩國放棄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的主要原因。而它們掩蓋這種困窘的策略則是宣稱「中國正在進步」。而聯合中國挑戰美國也是歐洲兩個大國尤其是法國的政治需要，早在戴高樂時代法國就時時找美國的晦氣，冷戰結束之後，世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法國對美國成為世界老大的不滿更是形諸於色。也因了這一共同的戰略利益，中國與歐盟諸國之間的經濟摩擦屬於可以化解之類，無非是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周折再繼續往來。
俄國這只「雙頭鷹」是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將雙頭中的一隻頭掉轉朝向東方。在此之前，中國一直被俄國當作「危險而無用的鄰國」，從未消除那種從骨子透出來的輕視，是甚麼促使中俄兩國走到一起，成為暫時的同路人？答案其實很簡單：利益牽引。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對於專制政治有著嚴重偏好，對進入「歐洲共同家園」、成為「世界好公民」的興趣泛泛，一心想成為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第二」，聯合中國對抗美國也是其外交思想的主幹。中俄兩國「合作友好」的主訴是在外交問題上統一步調，為打破美國支配世界的單極體制、建立多極世界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在軍事和能源問題上提升合作規格。目前中俄關係的第一個關鍵詞是「能源與軍火」，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俄國石油工業集團與軍火集團的最大買家。第二個關鍵詞是共同抵禦「美國陰謀」推行的「顏色革命」。席捲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改變了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讓中俄兩國均深感擔憂。可以說，對「顏色革命」的共同恐懼，以及為了在中亞地區排擠美國的影響力，是中俄兩國合作的一條政治理由。為了讓兩國公眾認可政府的思路，中俄兩國政府都將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渲染成「美國陰謀」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組織」成了中俄政治表演的主要舞臺。
金彈外交引發展中國家跟中國走
發展中國家不在意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它們當中有不少國家的政治與人權狀態與中國均在伯仲之間，並且也樂意繼續保持這種狀態。所以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外交策略反而簡單：經濟援助。
中國對外開放以來，在國際援助方面一直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中國是向發達國家索取援助的「發展中國家」。據瞭解，中國自一九七九年開始接受國際無償援助，二十五年來共實施涉及扶貧救災、工業技術改造、農林牧、教育、醫療衛生、環保、交通、能源、通訊、體制改革、司法合作等一千多個專案，總金額近五十六億美元。但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大金主，二○○四年胡錦濤在訪問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時，其出手之闊綽給世界留下一連串的震驚：在比中國富裕得多的阿根廷訪問時，胡錦濤竟然許諾了近二百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等胡錦濤到達此次拉美之行的最後一站古巴，因其慷慨贏得了獨裁者卡斯楚「中國萬歲」的呼喊聲。而今年九月十四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慷慨宣佈，中國將給予三十九個最不發達國家部份商品零關稅待遇；免除所有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重債窮國二○○四年底前對華到期未還的全部無息和低息政府貸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百億美元優惠貸款；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相關援助；在三年內為發展中國家培養三萬名各類人才等五大支援舉措。
中國援外的具體金額屬於高度國家機密，公眾無從得知，但肯定比從發達國家拿到的援助總額要高得多。而從中國對外援建專案來看，非洲的許多豪華體育場館在中國也屬於罕見之物，援助埃及的高科技現代遠端教育專案在中國至少還沒有。而中國政府如此刻薄中國人民去援助這些「兄弟國家」，無非是為自己在聯合國這個舞台上爭取表演空間與主動權。這種金彈外交的效果當然也很明顯：聯合國如今已不可能通過任何譴責中國人權狀態的議案，需要表決與中國人權有關的事情，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是反對就是棄權。從來是得道多助，但中共政府硬是用金錢創造了一個「無道多助」的活生生例證。
這個在國內苛剝民眾，在國外拿著人民血汗充大方的威權政府，通過對外援助提高了所謂「國家地位」，建立了一個由中國政府領舞的「窮國俱樂部」。但參加這「窮國俱樂部」的並非窮國人民，而是宣稱代表人民的發展中國家統治者。而中國雖然獲得了發展中國家領舞者的「國家地位」，中國人民卻並未從中受益，只是使中國政府獲得了一張在聯合國裡對付美國批評中國政治與人權的一張王牌。
與美國為甚麼是敵而非友？
毫無疑問，中國外交新戰略以美國為假想敵作為前提的，而中美兩國關係也已經從過去兩國曾想努力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變成了今天這種兩國對峙預備階段的關係。那麼，中國與美國的分歧到底何在？
觀察近幾年來中美關係演變的趨勢，就很明白為甚麼一些中美關係專家要如此描繪：「中美兩國是這樣一種關係，你如果將對方看作敵人，對方就是敵人。」
但上述這句話，其實只描繪了雙方一直在「敵人」與「戰略夥伴」二者的邊界上遊走之狀態，並未說出為甚麼兩國要將對方看作敵人。美國在歷史上並未侵略過中國領土，現實中除了為台灣做後盾之外，與中國也並未有甚麼過不去的矛盾，但中國政府從未停止過反美宣傳與反美教育。中國政府為甚麼要處處以美國為敵？原因很簡單：中國目前正由後極權政治向新極權政治過渡，這種政治狀態與反民主的意識形態，與美國的立國原則及其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中國政府仇視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民主政治，以及美國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向世界推廣民主政治的做法。
儘管美國過去在克林頓時代曾努力想忽視這一差別，布殊政府也因九一一事件以後反恐需要暫時對這一差別假作視而不見。但中國政府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勢態，美歐商界與學者們鼓吹的「中國經濟市場化必然帶來政治民主化」的夢想破滅，以及中國軍事勢力坐大，都使美國無法再忽視這一點。而美國人權外交的失敗，則是中國在聯合國內實施的「統戰策略」的必然結果。中國用「金彈外交」聯合一切在人權狀態上備受指責的發展中國家，將對中國人權持批評態度的美國孤立起來。即使是號稱「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中國如今也正在向其滲透。
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決其實從未停止，「人權高於主權」還是「主權高於人權」這個問題一直爭論未休，在科索沃戰爭中歐洲亦高舉「人權高於主權」這面旗幟，但伊拉克戰爭導致歐美分裂後，這場爭論已暫告沈寂。由一位英國人執筆寫的「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之論，雖然破綻百出，甚至不能自圓其說，卻備受中國政府青睞，時不時拿出來在媒體上搬弄一下，仿佛中國真成了可以與美國一決雌雄的世界超級強國。
可以說，中共外交新戰略與其強國夢的政治訴求一致：提高國家地位。至於本國人民的人權狀態，不在中共「強國夢」考慮範圍之列。而中國這種利益牽引的外交策略也確實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一切現存與潛在的「反華反共勢力」，孤立了一切「對中國政府說不」的力量。可以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朋友」越多，中國民間爭取改善中國人權狀態的努力就越舉步維艱。
人類社會對歷史的反思總是遲到的，也許若干年後，國際社會才會認識到一個專制極權的中國對世界並非福音。
──轉自《開放》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