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行：反腐和民主的縮影
【大紀元11月14日訊】編者按：本文對廣東太石村事件作出清晰地描述，並剖析其深刻的社會涵意，指出一場人民自發的反腐鬥爭將導致民主和專制的搏奕，而知識份子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太石村村民罷免村主任事件，自七月至今，不僅引起中國法律界、學者和維權人士的有力聲援，也吸引外國傳媒冒險採訪和美、法政府的關注。一個小小中國村莊裡發生的事，居然受到國際重視，其意義很不尋常。
實際上，太石村事件就是中國當前兩大關鍵性問題：反腐和民主的縮影。它是一埸人民自發的反腐鬥爭，進而直接捲入民主和專制的搏奕。雖然村民在這場搏奕中敵不過政府的警力鎮壓、恫嚇和暴徒毆打而失敗，但整個事件正暴露出中國官場上下沆瀣的醜態，更可窺視到中共政權在胡錦濤治下對民間地火的恐懼，已達到牽一髮而全身震顫的程度。
一場理性抗爭的典型
太石村在廣州市番禺區。番禺原是一個縣級市，地位本來比縣高一級，後來和增城、從化等一起歸併到廣州市，成為廣州市屬下的一個區，像越秀區、天河區等一樣。太石村人口只有二千零七十五人，土地三千多畝，其中二千多畝己租出去，村民不滿村領導官商勾結、在出租土地中中飽私囊，又弄得村財政負債千多萬元，因而要求罷免村主任陳進生。此舉遭到鎮政府打壓，鎮政府更憑警力衝入村民圍守的村委財務會計室搶走財務記錄，因而激起村民更大憤怒，在區政府民政局門前舉行集體絕食。區政府一方面逮捕運動帶頭人馮秋盛等，另一方面假惺惺地答允接受罷免動議，推薦其馬仔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企圖操控局面，結果村民在投票中使官方提名的候選人全部落選，選出七名全是群眾提名的委員。官方尷尬之餘，施出卑鄙手段，一邊威逼當選者自動退出當選，由欽定的人遞補，另一邊大事逮捕運動骨幹分子，要脅村民凡放棄罷免動議者二十一人可換取釋放一人，有村民信以為真，簽名自動放棄罷免，事後方知受騙。但因放棄者過多，使得堅持者不夠法定人數，罷免終告失敗。仍在獄中的十多名村民代表將會面臨刑事起訴。
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官方多次動用大批武警打壓村民，傷人不少，但村民始終循著依法、理性和和平的抗爭道路奮鬥，深受法律界、學者和維權人士讚許，多方加以支援。法律界支援的有廣州律師郭艷、唐荊陵，和北京組成志願法律顧問團的律師高智晟、張星水、滕彪、李和平、李志永等。維權學者最熱心的是郭飛雄，他一方面給村民提供法律幫助，另方面在網絡上不斷向境內外報導事件訊息，呼籲各方支援，因而大受折磨，被捕後在獄中絕食絕水，其姊上書溫家寶懇求解救，沒有效果，至今仍在獄中。另一位熱心者是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呂邦列，他常常從湖北趕到太石村支援，在九月十六日村民投票產生選舉委員會的現場曾一度被捕；十月八日，他陪同英國衛報駐華記者本傑明前往採訪，更被村治安人員和他們所糾集的歹徒圍毆至昏厥，在不省人事中被送回枝江。學者中另有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熱心協助，她更上書溫家寶呼籲制止地方當局暴行；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為郭飛雄的安全也給番禺區長駱蔚峰寫公開信。參加法律顧問團者除律師外，還有許多學者如俞梅蓀、張祖樺、王怡、趙昕、杜導斌、秦兵、陳永苗、余樟法、昝愛宗、孫建國等廿多人。
指使歹徒鎮壓的流氓新手法
番禺當局在打壓村民運動中除了動用警力之外，更下作的是雇用地方歹徒，以不明身份的姿態襲擊外來傳媒和維權人士，使村民與外界絕對隔離，得不到任何外援。這種下三濫手段，就是中共統治在農村裡的黑社會化，它是胡錦濤時代一個凸出的特點。胡錦濤在公開場合大言炎炎，不時唱起立憲治國、依法行政、司法為民的調子，實際上經常使用非法手段鉗制輿論、封殺網絡；所有中宣部、新聞局、電管局下令禁止輿論的時候，大多不留文字，只憑電話口頭隱身發號施令，因為他們心怯，自知所有禁令大多沒有法理依據，是違憲違法的。有人給這種情況取個名稱叫做「非法命令」、「越權執行」。認真講起來，破壞法治的真正罪魁禍首就是黨治體制。胡錦濤口頭上標榜依法治國，實際上他的屁股卻坐在以黨治國的龍椅上，便不得不行使見不得陽光的黑箱作業和密室命令。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到了太石村，番禺當局居然想出一套不用警力，而用黑社會手法，雇用歹徒毆打記者、律師和維權人士。此一「新發明」既收鎮壓之效，又無須負上法理責任，「兩全其美」。這種流氓手法，也算是對胡錦濤號召「提高執政能力」的一種響應呢。
在起用歹徒襲人的情況下，受襲的有郭艷、艾曉明、呂邦列、英國《衛報》記者荷西沃特和本傑明、香港《南華早報》女記者劉欣、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阿貝爾．塞格雷亭。 美國國務院為此類逞兇事件曾透過駐華大使 向中國政府表達關切，法國國際電台也通過法國大使向中方要求解釋。番禺當局對用歹徒襲人暗中得意的時候，它正給國際社會留下極不文明的惡劣印象，傷害了國家名譽。
網友揭破官方鎮壓玄機
表面上看來太石村事件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事件，其實不然。我們可以問：為甚麼廣州市和廣東省當局對發生在轄內一件轟動全國甚至國際的事件默不作聲？為甚麼溫家寶對郭飛雄姊姊和艾曉明的上書也默不作聲？很顯然，番禺當局打壓行為實際是得到廣州市、廣東省以及中央的默許。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官們都在密切注意番禺當局的鎮壓是否成功。
網上一位網友在轉述官方立場時說：「鎮領導和區領導認為罷免的請求絕對不能批准，否則將有上百個村仿效，都起來查帳，將牽連到多少領導幹部？」這真叫做一語中的。中共的官場，上至中央下至村莊，沒有一處是乾淨的，如果讓太石村村民查帳成功、罷免成功、選舉成功，打開人民反腐和實現民主的門戶，那麼不僅廣東一省，全國各地農村都紛紛起來效尤，豈不是星火燎原！
不要以為神六上天顯示中共政權威勢十足，像李敖所誇讚的是漢唐以來的盛世，其實它非常脆弱，胡錦濤日夜擔心中國出現顏色革命，怕的就是這種燎原之勢。所以他不惜一切，封鎖新聞、網絡和輿論，使民間運動的消息一點也不能在國內傳播，防的是防老百姓聞訊起舞，一發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中共體制已經完全腐爛：從頭爛到腳，從一村爛到全國，從最基層爛到中央，任何民眾力量的勢頭，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官官相護，今天己成了上下沆瀣一氣、全國一盤棋。這不是說太石村主任有利益輸送到省官或中央手裡，而是說所有大小官吏都有一個共同利益，就是維護現有體制，不能讓老百姓自主，否則整隻船便會翻沉。
中央比地方更擔心社會動亂
在太石村事件上，中央比地方更憂心。首先是，胡、溫、曾他們位居要津，有全國和全面的視野，知道目前國內社會矛盾比五年前更加尖銳，不僅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環境污染、地區差距、社會道德墮落、教育醫療失序、金融體系危機、警權濫用、農村管治惡霸化、官民對立、中日矛盾，等等等等，都比以往嚴重，更麻煩的是社會動亂激增。官方自己承認，去年發生七萬四仟件群體抗爭事件，參加人數三百萬，超過二○○三年百分之二十。這些抗爭由於新聞封鎖嚴密，才處於零星、分散、隔離狀態。如果不是中宣部查禁凌厲，允許各傳媒自由報導，任何一個事件都會產生全國性響應的效果，早已搞得天翻地覆。所以這次太石村事件，中央比地方更警覺，它連一些極小網站，如「燕南社區」、「凱迪」、「關天茶舍」、「世紀沙龍」、「中國選舉與治理」、「公民權利」，以及中山大學專為教學而設的「性別教育論壇」，全都密令封閉。
其次，中央更擔心一大批學者知識分子參與其事。這次太石村村民之所以能夠如此理性地依法進行非暴力的和平抗爭，第一個關鍵人物是馮秋盛，他在運動一開始就召開村民普及法律宣傳會，在會上向村民詳細講解抗爭的法理根據和程式，並組織村民學習法律。於是有學者聞風趕來參觀，請來律師，逐漸得到大批法學界和學者教授們支援，使得整個抗爭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礎更加紮實。中共自己過去就是靠知識分子領導農民得天下的，它最怕今天的知識分子真正走入民間，與群眾力量結合在一起。群眾力量加上知識分子的頭腦和推動輿論的能量，就是當今顏色革命的最佳搭配。
民主總是與反腐連在一起
今年九月五日，溫家寶在中歐領導人峰會召開之前的記者會上說：「中國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發展，堅定不移地重新構建民主，包括舉行直接選舉。」他還說：「如果中國人民能夠管好一個村，我相信幾年內，他們將能管好一個鎮。這個制度將循序漸進。」講得多漂亮呵！堅定不移地，包括直接選舉。香港五十萬人上街要求特首直選，你們為甚麼不允？難道香港人不夠資格當直選選民嗎？
再說，如果中國人能夠管好一個村，然後就可以管好一個鎮（需要幾年？），那麼你為甚麼不出來支援太石村村民公選的訴求，任由你的下屬用武警加歹徒打壓村民，使得好好的一個村民主胚胎死在腹中？
中國領導人口談民主，都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實際上民主與極權根本就是對立的：有民主就沒有極權，有極權就沒有民主。希望極權自動演變成民主社會，等於緣木求魚。
過去有人相信一種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會促使中產階級成長，會自然誕生公民社會，強化民間民主訴求，和平演變出民主社會來。現在看來這種源自西方社會的模式，並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的經濟發展，固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出現富豪和中產階級，但這些富豪之中，一部分人就是高官子女和親屬，他們靠父蔭發達；另一部分人原本就是高官，搖身變成國企總裁，上下其手，弄得國企私企界線模糊，從中發達；再有一部分人確是私企，卻要攀附權勢才能發達。像這類富豪，同西方有獨立經濟勢力、有獨立人格、足以與君權對抗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本身就是靠極權體制才有今天的經濟地位，怎會背離極權？至於中國現有的中產階級，如小企業主、高級的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名作家、名導演、名演員、教授等等，絕大多數是財富越多地位越高名聲越大越自保，極少會肯為弱勢群體為社會為理念甘冒風險作出奉獻的。這也難怪，畢竟極權者的鎮壓太殘酷了。一些書生，光是發表批評時政文章就被扣上顛覆政權罪名帽子，判刑五年至十年，若是企圖成立社團和政黨的，起碼要判十年以上至二十年徒刑。人生有幾個十年和二十年？在西方，十年二十年己換掉兩屆和四屆總統，故今天中國中產階級敢於私底下破口大罵，可能罵得比誰都厲害，若要他們投身社會改革，風險太大，抱歉，暫無此意，且待伺機而動。
這不是說中國政改沒有希望，不是的，這只是說，經濟的發展並不自動地或必然地帶來民主憲政。民主憲政是要靠人民和正義知識分子不斷爭取，太石村事件就是一個好榜樣。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今天似乎需要借用俄國十九世紀民粹派的一個著名口號：「到民間去！」正如郭飛雄等投身太石村村民抗爭那樣。
說也奇怪，中國的民主運動總是與反腐連在一起，八九民運如此，今天太石村事件也如此。這大概因為中國體制的腐敗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正如它的權力無孔不入無所不在一樣。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度裡，凡是有權力的地方就有腐敗，連一個小小交通警都可以不用收條收取賄賂，可想而知。推而廣之，工人下崗與廠領導營私舞弊有關，平民被逼拆遷與官商勾結撥地有關、農村租地與村領導中飽私囊有關，建大壩與主持者侵吞原住民遷徙補償有關。任何一樁經濟權益糾紛都會聯繫到反貪反官僚上面去，進而與民權民主相銜接。
太石村罷免運動失敗了，但它值得思考的問題實在很多。
──轉自《開放》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