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今年7月以來，由中紀委、中組部、中農辦、農業部等10個部門組成的“村干部廉洁自律建設督察調研組”分赴八省鄉村，進行了2個月的“調研”。最后有兩個問題引起了最高層的關注，一是農村一些地方“兩委”關系緊張，村書記和村主任爭權奪利；二是一些地方重選舉，輕管理，村干部在土地的征用、承包、轉讓，以及扶貧、移民、退耕還林等方面，都存在著違法違紀的現象。 欽差下鄉發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新鮮，也不只是個別地方存在，而是帶有普遍的。村書記和村主任爭權奪利的現象表明，所謂的“村民自治”不過是虛有其名，如果真的實現了村民自治，不具有法律地位的“書記”是沒有辦法与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爭權的。正因為現在農村的政治結构是畸形的，一面要講村民自治，一面又不愿放棄党治，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爭權。依据法律，村民擁有選舉權，也擁有監督、罷免權，然而真到了村民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自己的權利時，往往難度极大，村干部也好、書記也好，一旦与鄉鎮及其他更高層次的權力机构結盟，就會利用包括警察、司法等力量在內的一切可能手段，維護他們特殊的既得利益。

村長、村支部書記的腐敗更是時有曝光，在沈陽市新城子區原道義鎮一個并不算富裕的郭七屯村，支部書記邢仲凱就利用職權貪污、侵占公款達200余万元，像這樣的腐敗到處都有。在最廣大的農村，村民自治只是停留在選舉這几天，更多的時候，村民很難有辦法制約自己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更不要說書記了。按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慣性，這一次，之所以大規模地派欽差下鄉調研，也可以想見農村有一种危机感，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都隱含著農村不穩定的潛台詞。在多數地方，村長、書記往往是既得利益，与村民處于相對立的地位。由于我們的現實中，政治改革依然是一個禁區，輿論高度一律，只許歌功頌德，不准批評，在沒有全体公民自治的情況下，孤零零地推行所謂的村民自治，要想真的做到村民當家作主确實難乎其難。既得利益的力量在當代中國已具有支配性，一切法律條文都從屬于這樣的既得利益。可以說，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到下，都是如此，強勢的既得利益和弱勢的人民之間已經涇渭分明，前者擁有特權、輕而易舉地占有了最大多數的資源，后者只能在求溫飽的路上不斷地掙扎。依靠欽差下鄉調查實情的做法也太奢侈了，欽差下鄉發現的問題，目前看來還不太可能找到可靠的解決方案。最好的辦法就是開放新聞，在通往正義的路上，新聞自由是成本最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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