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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高智晟/ 楚望台:陝北石油事件真相調查 (十五)

【大紀元10月4日訊】“我比白毛女還慘”

一位投資人跟我們說過這樣一段話:“油井就像我們的喜兒,政府就像黃世仁,喜兒一長大就讓黃世仁搶去了,我們都是楊白勞。”毛主席在陝北準備東渡黃河往西柏坡轉移的時候,曾經跟身邊的人說,“我們要往白毛女的故鄉去了。”在六十餘年後的陝北,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準備講述陝北另一個白毛女的故事。

“我叫楊春旺,57歲,家住小河鄉前河村,家裏有8 口人。我是從1999年開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別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當時見別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傳鼓勵讓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掙了錢,我們心裏也想打,但是我們沒有錢,心裏底氣不足。我們還是一直籌畫著想打井,後來我和我們村的賈樹全老在一起合計,可大家都很窮,你們不曉得我們現在窮到什麼程度,比我大些的說還比不上解放前。我們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個人,我和賈樹全實際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贊成,但是一家連幾千塊錢都弄不上。村裏湊不上我們就到村外去找人,後來我們去青陽岔找了一個姓王的,名字我記不清了,唉,這幾年讓政府弄得一點記心都沒有了。”

“我和賈樹全、姓王的,我們三個人湊了90萬,大股東是我們三個人,每個股東後面是一大群小股東。我自己這邊只有四個股東,其他錢都是高利貸借的錢。這口井我們實際上花的是120萬,因為買井位還花了15萬元。後來井上壓裂出了兩次大的事故,又花了十幾萬元。這口井開始出油也不理想,一開始只能出一噸,後來降成了幾百公斤。那時候原油價低的才幾百元一噸,這口井我們賠慘了。2002年其他股東都賠得撐不住了,最後將井折價十四萬給了我,出油量仍然是幾百公斤,還三天兩頭出問題。我咬著牙又湊了些錢,徹底地把它大修了。剛大修好,就被政府搶走了。這口井才補了四萬多,分到我手上的才一萬多。”

“我們折騰了四年,我賠進去三十多萬,還有高利息。這利息可結實啊(指厲害),2002年我又借了60萬元,參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資,虧在井上了,還得從井上往回找。高利貸投入60多萬元,大部分出油幾個月就被政府搶走了。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萬元,政府才給我補了不到8萬。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裏了。我現在還欠人家41萬元,有兩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這利息就能壓死人。2003年初開始傳說政府要收井,但沒有人想到他們會來搶。政府怎麼能搶,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說是要收,我們在一起也常有議論,打井的人都說,咱們的手續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認為政府即使收也會給個合理的價錢,最少個人投進去的錢總該給人家給夠吧。他們突然讓員警來搶,沒有一個人想得到。”

“6月7號井突然被搶走,很多人哭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樣。我當時就躺在地上哭,這可是要我的命啊,後來我們都到省上,到北京上訪,我都沒去,並不是我不想去,去外地上訪我去不起,我一分錢沒有。榆林上訪我去了,是搭別人的車。省上上訪的當天就開始抓人,我沒有到省上上訪,我不怕,他們沒有道理抓我,省上上訪回來的人找到我,跟我說這下跌亂了,市公安局開始抓人了。已抓了我們很多人。我說我又沒到省上上訪,不可能抓我。但很多投資人說抓的都是訴訟代表,只要你是代表,不管你上不上訪,都要抓。那幾天我就成了驚弓之鳥,坐禁閉我不怕,但油井回收後有一些人被抓過,我們這的員警心狠的很,他們折騰你你受不了。那幾天我又怕來電話,又盼著來電話,擔心受怕總沒個頭不行。抓人開始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小河派出所打了電話讓我到縣公安局投案。就這一天裏縣公安局也給我打電話讓我當天必須到公安局投案,要不然要好好的收拾我。”

“5 口井我投資了近一百萬元,你們全部搶走給我的補償不到9 萬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訪了一次,你們憑什麼抓我,我又沒犯任何王法,當然不能讓你們弄住我。我是一分錢也沒有,也沒辦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辦法。我就開始藏在山上。開始幾天晚上還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後常常一夜睡不著。一聽到狗叫就跑出去,沒動靜後再偷著回來,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乾脆徹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帶鋪蓋,就拉了一塊爛氊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白天還得不斷的換著山頭躲,夜裏也常要不停的換地方。帶著鋪蓋肯定是不方便,黑夜裏常冷的我硌啾(指抱膝蹲著)到天亮。開頭那段時間我還在半夜裏偷著回去拿點乾糧,後來也不敢回去拿了,因為家裏人說公安上的和鄉上的幹部半夜裏來過五六趟了,每趟都是六七個人,都是悄悄地半夜裏翻牆進來,然後突然闖到屋裏,也在我女子(女兒)家裏闖了一趟,弄得家裏人也睡不成。回來以後鄰居講,弄得他們也睡不成。每次公安一走,全家就哭。我自從娘肚子裏出來,從來沒想過有這麼一場災難。”

“後來因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麼吃什麼。那些玉米生著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應到周圍沒有人,就跑到河裏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為不知道山下的情況,也不知道這種日子什麼時候完,說了你們別笑話,我本來是個很堅強的人,這次把我整鬆了。我有時整晚上偷著哭,不敢大聲號,咬著牙抿著嘴號,害怕有人聽到後被抓。遭了四十來天罪,我的身體徹底日踏(垮)了。”







“一百六十多斤的身子,四十天變成了一百一十斤。我從來沒有害過病,現在胃總疼的直不起腰來,在野外地上睡了四十天,皮膚上就起了些很怕人的東西,你看這一大片一大片的。(解開衣服讓我們拍照)這東西癢癢的難受,癢起來整黑夜整黑夜的睡不著,腦子裏山裏上溝裏下的想個不停。我有時想,我和白毛女有什麼兩樣。這罪是受日踏了。實際上細想起來,我比白毛女更慘,這該你們也知道,白毛女後來是碰上了共產黨,解放了,那個時候的共產黨不欺負窮人,白毛女碰上共產黨就解放了,我們怎麼辦,共產黨的天下,榆林政府一下子讓我們幾輩子翻不過身來,我一輩子不識一個字,但我知道美國人不是這樣。”

“我什麼時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師釋放的那幾天,家裏人上山跟我說黨中央為我們撐腰了,說現在形勢鬆垮了,問題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頭幾天我還是藏在家裏不敢見人,過了幾天試著在村裏邊露面,結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說不去就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現在天氣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撐不住,我就乾脆說去他狗日的,你們狗日的球願怎麼辦,我就去了。結果到了公安局像審犯人一樣從中午開始一直審我到晚上八點。我看他們實在無聊得很,一句話要反覆問上十幾遍,讓我不能再告狀,也不叫上訪,什麼話以後都不得說了,讓我認清形勢,說我覺悟太低,說政府怎麼能隨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贏,今年你也看到我們抓了多少人,誰能把政府怎麼樣,再告還要抓,讓我保證不再告狀才放我回家。”

“還有好長時間是讓我說朱久虎和馮秉先的犯罪問題,我沒有說。我最苦的還是我的小子做開顱手術那幾天,急得我尋死上吊也沒用。我逃跑到山上以後所有的擔子壓力都擱在我小子身上,那群要帳的人是每天都來找我的小子,說什麼話的都有。什麼難聽罵什麼的也有。小子也徹底被壓日踏了,很快就病倒了,拉到寧夏銀川做開顱手術,現在還在醫院躺著。我的家是完全爛幹了。現在的莊戶人連飯都吃不開的哪裏還有,靖邊就有很多。人窮得沒辦法了,臉面也不顧了。我的三個孫子都送到別人家裏面養著,我們大人總不能跑到別人家裏吃飯吧。我這種人沒腦子,我又相信了政府,我去了兩趟鄉上,他們說不管,說你自己想辦法吧。我現在就是等著看政府賠不賠,要是不賠的話我全家徹底爛包了,我就豁了這條老命。”

“上山”二字在陝北老區民間,有著兩種隱晦的意思。一種是如老楊今天一樣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種是如毛主席當年在山上“欲與天公試比高”。老楊下了山,是因為他還對黨中央保持著幾十年的忠誠和信心,可是我們在暗暗擔憂,今天的黨中央,是否還有如當年一樣,為人民撐腰的決心和能力?

10月4日於陝西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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