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幾種方式就比較「高級」（更為邪惡）了。

第四種方式是隨意拋棄道義原則進行自我敗壞帶動統治下的人們的道德敗壞。比如，在共產邪魔早期，共產邪魔也跟著人講「艱苦樸素」，自己也人前人後地擺樣子，穿個補丁衣，吃個南瓜飯，它更是拼著命地「教育」人民要「艱苦樸素」，嚴厲要求人民「艱苦樸素」。但是，隨著統治的延續，「艱苦樸素」就被共產邪魔毫不珍惜地徹底拋棄了，輔之以完全相反的說法，比如「要顧及國家的形象」，從而大規模地在社會上掀起奢侈浮華之風，為共產邪魔自己唱讚歌，鼓動人民的物質貪欲，破壞人的道德，敗壞社會風氣。這時人們才看清，共產邪魔並不是真心實意地要搞「艱苦樸素」，而只是因為當時物質條件的極度匱乏，逼得共產邪魔不得不裝成「艱苦樸素」，又要借此堂正之名號來要求人民「艱苦樸素」，為共產邪魔奪取政權「出汗馬力」，而又能「少吃草，不吃草，多跑路，跑快路」。所以，對於「艱苦樸素」，共產邪魔是「非不棄也，是為用也」，對於其早期沒有進行「奢侈」，共產邪魔是「非不欲也，是缺物也」，而對於後來的大搞奢侈拋棄「艱苦樸素」，共產邪魔是「非不樂也，是嫌遲也」！又比如對待「腐敗」，共產邪魔在早期奪權過程中極力地抓住國民黨的「腐敗」作文章，建立政權之後，統治階層開始是以得到政治特權的方式進行隱性的腐敗的，絕對的反對公開化的財物腐敗。以便塑造共產邪魔自己「清廉」的形象。而在80年代，開始了最初的直接權錢交易「腐敗」形式，共產邪魔一路綠燈，不管不問，成為1989年學生反「官倒」請願的重要誘因之一，共產邪魔向人民祭起屠刀，屠殺請願學生，致使社會全面「腐敗化」。這一過程中，人民的心靈被極大地傷害和腐化，道德墮落，日下千里，拜金主義和金錢至上主義的盛行使人們重利輕義，社會各種醜陋現象也在此基礎上因風見長。

第五種方式就是通過共產邪魔的歷史行為將無上真理「真善忍」恩賜于它的正理之正面內涵破壞貽盡，而將自己的荒謬行為強掛在此正理的名頭之下作為新的內涵，使人們對這些正理的看法和態度發生惡性的轉變，從而間接地影響、左右和顛覆人民對於無上真理「真善忍」的態度。比如共產邪魔把自己隱瞞真相，扭曲事實或者無中生有捏造的「事物」當作事實，然後喊「實事求是」，得出極為荒謬的結論。典型例子就是「大躍進」中把捏造的「畝產13萬斤」之類的「衛星」當作「事實」，按照虛報的產量徵收糧食；又如1989年屠殺請願學生，直接就把他們說成是「反動暴徒」，然後按照對待「暴徒」的方式進行清洗和屠殺；再如不願屠殺學生的趙紫陽被說成「犯錯誤」，支援鎮壓人民的江氏被提拔成為共產邪魔的「第三代領導核心」。這裏，「實事求是」成了掩蓋謊言的邏輯思維模式，改革「為人民服務」成了受迫害的真實原因；保持「穩定」成了屠殺的藉口。

第六種方式是把已經被共產邪魔強行替換了內涵和外延的「正理」當成自家的私有物，任意扭曲變化其內涵和外延，試圖以此混淆視聽，替換無上真理「真善忍」本身。共產邪魔把無上真理恩賜於它的「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和「穩定和諧」當成了私家產物，任意歪曲，隨意替換其內涵，肆意縮放其外延。例如，將「假事」當成「真事」，利用「實事求是」去找「規律」；把「真事」當成「假事」，然後任意捏造出不真實的「假事」當成「真事」再利用「實事求是」去找「規律」。無論有沒有真的違反法律，危害社會，當共產邪魔需要鎮壓時，就把被鎮壓的人從「人民」的範疇中剔除出去；而明明是謀取私利，危害廣大人民利益，危害社會正常發展的行為卻被強行解釋為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邪魔的邪惡危害了社會，民眾表達不滿或者試圖糾正其錯誤做法時，往往被共產邪魔倒打一耙，說成是導致「動亂」的因素，是「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的製造者，是「對抗國家，對抗社會」的行為，會引起社會的「動亂」。而民眾直接按照無上真理「真善忍」去做，徹底拋棄共產邪魔的歪理邪說，共產邪魔卻又極力反對，殘酷迫害。你講「真」，它講還是要按照共產邪魔「實事求是」的原則做，你講「善」，它說要在共產邪魔的的領導下「為人民服務」，你說「忍」，它污蔑說不要成為破壞社會「穩定和諧」的因素。它拿無上真理「真善忍」恩賜它的正理任意扭曲變異之後，反過來去衡量要求限制迫害無上真理「真善忍」本身。此行為之荒謬絕倫之處，非世間常人能施行。

第七種方式是「合理化」一切邪惡，抹殺無上真理「真善忍」與共產邪魔之「假惡鬥」之間的根本區別和對立。共產邪魔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邪惡行為被暴光之後，在無法抵賴的情況下，共產邪魔的最後一招就是「合理化」 其邪惡行徑，徹底抹殺「真善忍」與「假惡鬥」的根本區別和對立。其中，「中國特色」和「內政」被其反復利用，什麼樣的邪惡都是「合理的」，是因為這是符合「中國特色」國情的；共產邪魔教導中國人民不要「奢望」中國和外國的「可比性」，因為中國有「中國特色」。比如，屠殺請願學生在外國是不行的，但是在中國是「必要」的，因為在中國不能放任學生被操縱引發「動亂」。而國際社會也常被共產邪魔指責在「不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下」不斷的「干涉中國內政」，比如1989年學生被屠殺，中國大陸的人民人權受侵犯，比如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譴責全被共產邪魔說成了「反華勢力干涉中國的內政」。至於徹底抹殺「真善忍」和「假惡鬥」的根本區別和對立，就是說你完全是按照「真善忍」做的，共產邪魔卻要把你的任何行為都要抹上「假惡鬥」的色彩；而共產邪魔自己純粹的「假惡鬥」邪惡行為，它也要通過各種說法，強力解釋和強盜流氓思維給其邪惡行徑批上「真善忍」的畫皮外衣，矇騙世人。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共產邪魔的特有謬論：你的「真善忍」和我的「假惡鬥」其實差不多，其實是一樣的，你無法完全做到「真善忍」而帶有「假惡鬥」，我的行為客觀上是「真善忍」的，我們是彼此彼此！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共產邪魔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組織，而且是一個極其邪惡流氓化的黑幫政治組織；但是它為了維持對根本就不參與，不涉入「政治」的法輪功修煉人群的殘酷迫害，極力把這一群不求世間利益權勢，念在方外的人描繪成「有國外政治勢力支援」，「組織嚴密」，可以「亡國亡黨」的龐大的「反動政治組織」。

第八種方式是利用國家暴力機器，直接對無上真理「真善忍」進行迫害。迫害的基本方法就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和「肉體上消滅」。對於堅持「真善忍」真理的修煉者從精神，經濟和肉體進行任意非法的迫害和摧殘。利用一切人性弱點逼迫修煉者放棄對真理的信仰。當無法實現自己的邪惡意圖時，無法剝奪修煉者對真理的堅定信仰時，就對堅持修煉的民眾予以肉體上的毀滅性殘酷迫害。

第九種方式是威逼整個社會和整個國家參與對無上真理「真善忍」的迫害。這使中華民族整體在道德上長時間被「邪魔化」，相當一部分民眾在對真相的無知中被強行灌輸對「真善忍」的仇恨心理，在迫害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參與，配合和推行對無上真理「真善忍」及其修煉者的迫害，上違天理，下觸國法，而犯下滔天罪孽，遭奇禍惡報，自己毀滅自己。而其中很多人，卻本來是在無上真理「真善忍」的救度範圍之內的人，正是由於共產邪魔的謊言，邪惡和殘酷牽連政策將其推上了自我毀滅之路。這一切使得整個中華民族，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在道義，人權和道德上承受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和災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共產邪魔極其邪惡的行徑，神人共怒，天地不容；共產邪魔的最後徹底覆滅下場也因此而被判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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