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辛：小議「出版自由」及其它
【大紀元10月26日訊】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扛起革命大旗，就在向軍閥、反動派的鬥爭中，不斷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因為，馬克思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但是，當中共取得政權之後，首要的手段就是牢牢控制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比起過去的反動政府有過之無不及。為什麼“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呢？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毛澤東的邏輯“自由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似乎是一個理由。那麼誰是反動派，靠什麼標準劃定呢？當初國民黨一黨專政，曾把共產黨視為“非”，當作“反動派”；如今，換了人間。共產黨倒過來把對方的殘渣餘孽視為“反動派”，把擁護新政權的人劃歸人民範疇。這還不是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勝者王侯敗者賊”的觀念在做怪麼！
一個號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在取得政權後，本應與人民血肉相聯，建立魚水關係；為什麼入城之後，一旦做官當上老爺，心理上竟變得脆弱起來，表現得那麼沒有自信，經不起一點風浪的考驗了呢？
不記得是哪位先哲說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後賢，今天對不同意見卻視若水火，充滿畏懼，生怕“中毒”？心虛到忘記了“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而對我們過去一貫反對的專制獨裁的那一套，學習得卻很到位，甚至有過之。
縱觀世界，如今像中國大陸那樣奉行獨裁專制的“一言堂”國家，已經不多了（不是沒有，只是極少），大多數都是言論開放，新聞出版自由。如美國、英國、日本等等，輿論自由度都是較高的，並未見動搖其執政者的地位，也未影響其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拿我國香港特區來說，回歸後保留了傳統的言論出版自由，並沒有影響其在中央政府領導下，政治經濟的發展；居民照樣過著正常的精神生活，享受著豐富的物質生活。有什麼必要擔心“橘子到了淮北就會變成枳”呢？
馬克思當年批評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制度，說：“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同樣的芳香 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存在一種形式呢？……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即官方的色彩！”
許多仁人志士為了爭取言論、出版自由，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但迎來的新政權──自己的政權，卻要壓制自己陣營中的不同聲音。這又是為什麼？
聽說今年十一月中央要隆重紀念胡耀邦百年冥誕。官方擬為胡氏出版全集，但規定必須由中央文獻部門主編，實際上已交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在審閱定稿，按照中央口徑編排，對已有的稿件大加刪削，傷筋動骨，已非原貌。究竟有甚麼忌諱，一定要加工後才能面世，因尚未見出版物，不便置評。但人們已有思想準備，對經過刪削的官方欽定的版本，不抱什麼信心。雖然有言在先，限定“不得在境外出版”。可是，你管得了內地，管得了海外麼？不提這一“限”倒好，既然提醒了，則無異於暗示海外的出版機構及時做好拾遺補闕的工作，就像對待《往事並不如煙》那樣。捷足先登者，應該感謝中央有關部門給你們提供了發揮特長的賺錢機會。也許，這正是當局所期待的效果。無以名之，就叫“掩耳盜鈴”，或是“欲蓋彌彰”吧。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掌門人，在對待歷史人物的處置上的“特色”。
200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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