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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 中國老百姓為甚麼不消費?

【大紀元10月24日訊】G20會議16日落幕後,人們預期的美國將向中國就人民幣匯率施壓的局面並未出現,美國財長斯諾給出的「六字真言」卻被中國媒體廣為報導,那就是「少儲蓄,多消費」,以啟動市場需求。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看了為之氣結:難道我們竟然就笨到連這點簡單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來指點?近七八年以來,哪年我們沒向政府建議,讓老百姓減少儲蓄,提高消費。難道真是遠來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經?

筆者倒真是想為中國經濟學界打抱不平:自從十餘年前中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 35,000億以來,政府智囊與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齊齊將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錢包,都想將那點錢摳出來,啟動內需,重振疲軟已久的市場。誰都明白,一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是極其危險的事情,更何況目前中國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了37%。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大大高於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啟動內需才是經濟發展的長遠之計。

從90年代中期以來,為了將老百姓腰包裡的幾個錢摳出來,中國不斷在啟動各種「改革」,將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變成改革對像── 這裡必須解釋一句,中國人的工資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較低,那是因為這工資只包含生活費,比如吃飯、簡單的衣著與生活用品,舉凡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的費用,都不在工資裡,而是作為單位福利分配給職工,這也等於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計劃經濟下的高積累就是這麼來的。一旦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都成了「改革」對象,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錢再次「購買」,這就產生了兩個效應:

一是中國老百姓囊中的錢在這些「改革」中逐漸消耗掉。對於自身的消費,中國老百姓歷來就克勤克儉,於是近些年來,不少人有病不敢看,因病致貧的家庭每個地方都能抓住一大把。住房差些也無所謂,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馬虎。而中國政府自1999年以來推出「教育產業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費每年以30%的速度上漲,於是中國一個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傾囊而出,才能勉強支付一個子女的大學學費。窮人的孩子因無錢上學而絕望自殺、家長因無法支付子女學費自殺的新聞每年都見諸報端。最後「教育產業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團受益而舉國痛詬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壓力之下,原來向政府獻「教育產業化」之策的經濟學家湯敏,從去年開始要向外界努力辯解他並非「教育產業化之父」。

第二個效應是民眾對未來生活的預期產生危機感,加大儲蓄比例。這些年來,為了弄清中國老百姓為甚麼愛儲蓄,國家統計局以及各省直轄市的城調隊經常調查,但所有調查結果都驚人地雷同:儲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費用,為應付本人的養老、醫療等不時之需均排位靠後。這種情況下,除了高等學府與醫院,哪還有甚麼種類的消費能夠將老百姓口袋裡那幾個可憐的錢掏出來?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佔人口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口袋裡到底有多少錢?最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13.37萬億,按13億人口計算,幾乎是人均一萬元。面對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存款,來自喜好提前消費的美國的斯諾,自然覺得中國老百姓應該多消費,少存款。但問題在於,這些巨額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屬於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對下列數字耳熟能詳:中國的金融資產分佈極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調查數據,最高收入組佔有的金融資產為66. 4%,最低收入組只佔1.3%,二者的比例為51:1。而實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組的消費早就已經是奢華級的,其子女留學費用的巨額支出流往它國,與本國內需無關。

中國老百姓並非守財奴,有了錢誰都想過好日子。目前這種儘量壓縮即期消費加大儲蓄的理財模式,完全是時勢所迫。這種情況下,中國媒體再廣為宣傳斯諾的六字真言,也無法讓老百姓「多消費、少儲蓄」,以「啟動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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