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兩個劉曉波」和中國知識份子的轉型
【大紀元10月24日訊】劉曉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對於那些平時無瑕追蹤曉波如噴泉般奔湧的時政和文化評論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捷徑。
我是劉曉波的熱心讀者。80年代中期當他批李澤厚時，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碩士。當時李的幾個博士生把他「請」來，在飯廳召開辯論會，絕大多數學生都參加了。現在回想起來，李的這些門生實在是犯了兵家大忌。當時正是劉曉波這匹文化叛逆的「黑馬」行空，風頭正健時，按兵法上說正應避其鋒芒，和他在文字上較量就可以了。舌戰群儒的結果是，當晚社科院的一些碩士生在飯廳貼出小標語，責怪李的博士生表現不佳，給社科院研究生院「丟了臉」。不過奇怪的是，到了1989年之後，無論何時當我回想起那次辯論會時，當年飯廳裡的火藥味在腦海裡消散得無影無蹤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溫馨，就像是在懷念一個已經永遠消逝的好時光。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近距離內感受到劉曉波為文和為人的衝擊力。陳奎德先生當時在上海主編《思想家》，當然充分注意到這匹「黑馬」。他說在那個時候他「由衷肯定」劉曉波在中國思想界的「先鋒作用和衝擊力」，但對他「行事及語言的誇張方式」難以接受，對劉曉波的思想來源也有相當保留。
然而，經過了1989年中國的政治、思想、社會和文化的分水嶺，劉曉波的思想和寫作完全展現出了另一種風貌，就像出自另一個人。對於這個轉變，我還是想引用陳奎德先生精闢而周詳的概括：「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是從狂傲走向謙卑。」特別是在經歷了1989年之後牢獄的磨難，「從外在風格到內在思想，他似乎都變了一個人：變得內斂歉和，平抑堅韌，並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認為『溫吞水』的英美自由主義」。
對於這樣一個其反差之大有如「上帝創造的奇蹟」(陳奎德語)似的轉變，儘管陳奎德先生和劉曉波有過很多公開和私下的交流，但他卻不願做過多的分析，只是說他很欣賞這樣的轉變。這種欣賞，我想不但是出自個人的思想偏好，也是覺得它更符合中國思想界的切實需要。至於前後兩個劉曉波之間除了斷裂和飛躍之外，也有連續性的這一面，陳奎德先生說一是他仍然是性情中人，二是他「自始至終兼有行動性和思想性，從來不是純然書齋中人」。不過對於這一點，我想劉曉波自己也作出了一定的答覆。在他這本書的「作者手記」中他說對自由的追求不是來自理性的設計和認識，而是「人性的本能慾求和自發行動」，「理論至多起到喚醒被壓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當我看到這段話時，彷彿又聽到了當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場辯論會。如果說80年代在劉曉波的眼裡，是文化傳統或者一種比較超驗的東西在壓抑人性、人慾和自我，那麼今天則是國家和政治體制這些更加直接或者容易被經驗證實的因素在壓抑個人。因此，對像不一樣了，關懷仍然沒有變。我想這大概也是把前後兩個劉曉波聯繫在一起的線索。
劉曉波的這個轉變，在思想上當然有其意義，反映了90年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言說的發展和影響。但我這裡想探討的是另一個問題，即從劉曉波的轉變中看中國後極權主義時期知識份子在知識訓練、社會角色和人格類型上的轉變。
如果把劉曉波在80年代的出版物和現在這本書做對比，一個不瞭解他的讀者可以很輕鬆地看出前者的知識積累和思想訓練是在文學和哲學，而對後者就很難做這樣的歸類。翻閱《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無論從目錄還是從內容上讀者都看不出作者本來的知識範圍和思想訓練。全書以政治改革為綱，不但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和政治改革的關係做了描繪和分析，而且站在這些方方面面的立場上返觀政治改革，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來考察政治改革。這樣的宏觀全景式的考察和設身處地為社會各個利益集團著想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分析顯然不是劉曉波早年的訓練所能勝任的。因此在接過陳奎德先生所強調的在思想傾向、思想資源、學術取向和超驗性思考等方面「兩個劉曉波」時，我想說他在知識積累和學術訓練上的轉型也是非常值得讚賞和欽佩的。在這個意義上，他不同於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秦暉、劉軍寧、何清漣、徐友漁、朱學勤等人，他們原來是甚麼方面的專家，現在仍然是那個方面的專家，在知識和訓練上也許會有很大的擴展和延伸，但沒有經歷過那樣的全面轉型。凡是學界中人，都會瞭解這種轉型的艱難。你可以偶爾對跨專業的問題發表一點意見，但很難成為那個方面的內行。就對每一個專業問題發表意見的深度和廣度來說，劉曉波在他所涉獵的每一個領域裡當然起不到上述專家的作用，但他對每一個領域中和現實關係最密切的關鍵問題卻始終保持著敏感，而且對這些敏感問題之間的關聯有宏觀的把握。因此他的寫作不但起到學界和一般讀者之間的橋樑作用，而且也成為人們瞭解大陸自由主義思想發展和社會演變之間關係的一條途徑。
其實，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也並不是孤立的，而只是非常突出的。大陸很多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一直在對他們專業領域以外的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影響常常比專家要大，如王怡、余世存、余傑、傅國湧等等。而上面所舉其他知識份子也一直在對他們本行以外的問題發表意見。以他們的慎重，凡是發了言，總是力求材料準確和觀點到位。舉凡內政外交，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歷史宗教，無不在他們的視野和寫作範圍之內。近來他們被稱為「公共知識份子」，這是一個很貼切的稱號，有別於薩特和喬姆斯基那樣的「全能性知識份子」。所謂「全能型知識份子」和「公共知識份子」之間當然有相同之處，這就是他們都對本專業以外的知識問題和社會問題發表意見。但不同之處在於，「全能型知識份子」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儘量凸顯自己超出本專業的社會存在；而「公共知識份子」是在其他專業知識份子不願或不敢就和本專業聯繫密切的社會政治問題發表意見的時候代他們發言。中國當下所發生的正是這樣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在有限的自由市場和言論多元化的條件下拓展公共空間的過程。這樣一種知識訓練和社會角色的「僭越」(使用這個詞在此無任何貶意)當然是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這也是「知識份子」一詞最廣泛和最根本的涵義。可以想像，當中國社會在言論方面不再有政治顧忌和恐懼時，這樣一種「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就會大大消減，儘管一個社會在任何時候也還是需要有這樣的角色，只是根據言論自由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除了知識訓練和社會角色的變化，發生在劉曉波身上的人格的變化，即陳奎德所說的「為人為文的姿態」的變化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應該說，就劉曉波的文字來看，他的社會抱負(社會責任感)比八十年代不但更直接而且更廣泛，但他的文字中卻沒有了那個時候的「為人」的姿態，這就是「從狂傲到謙卑」。這個反差是很耐人尋味的：為甚麼在社會責任感增強的同時為人卻變得謙虛了呢？儘管在這個變化的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思想的、個人經歷的甚至宗教的，但我想，當代中國那太多的悲劇和不公可能也是劉曉波從桀敖不馴走向悲天憫人的原因。如果說八十年代劉曉波眼裡的中國是文化中國和精神中國，那麼今天則是政治中國和底層中國。關注後一個中國的人，如果他具有文人甚至詩人氣質的話，那麼他很可能只會更像杜甫而非李白，和儒家而非道家有更多共鳴(八十年代的劉曉波大概正好與此相反)。當然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較突出的。例如，把余傑六、七年前的作品和現在的作品做比較，人們或許也能看到一點類似的變化。今天國內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不再僅僅是文化和思想鬥士的形象，而是著眼於實際的社會效果腳踏實地地推動一點一滴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越來越接近底層社會，越來越對中國社會的各種複雜的關係和矛盾有切身的體會和瞭解。這種經歷自然會給他們「為人」方面帶來影響。即使他們在和當局(中央的和現在越來越多地方的)發生衝突時，也都是在非常具體實在的問題上，利用法律、行政程序和社會輿論去爭取看得見的成效，而不是為了作對而作對，一味做鬥士。
這種變化當然是非常積極的，從長遠來看可以說是為中國社會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和很多前共產黨國家的變遷相比，甚至和台灣相比，中國社會並沒有在結束了極端的獨裁專制後在較短時間裏轉變到民主自由社會，而是長期徘徊在政治獨裁和自由經濟並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民主進程來說這當然不是好事，但這種推遲在另一個方面卻為知識份子的轉型創造了條件，使他們對民主化以後的種種社會問題有時間去作知識、訓練、社會角色、心理甚至人格上的準備。在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變中，就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知識份子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適應這個轉變。用胡平的話來說：「別的不說，單單是社會轉型這一變化本身，恐怕就會引起不少人的失落感。」在專制社會裏，自由知識份子的「異議人士」是一種身份，它一方面會給你帶來麻煩，另一方面它也會讓你「顯得與眾不同，使你有一種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見解上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一旦實現民主轉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個個都能發表不同政見」，這樣你的特殊身份就消失了。這裡的問題在於，「如果你已經習慣於被視為與眾不同，那麼，由於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實現，你說不定倒會有失落感」。「所以，有人講過一句俏皮話，『為理想而奮鬥的人可要小心了，因為你的理想沒準真的會實現。」
所以，劉曉波和他所體現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轉變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他們已經不再僅僅為政治民主和個人自由而呼號，而是開始切實面對方方面面更具體的社會問題，他們也已經不再滿足於政治鬥士和思想啟蒙者的形象，而是也把民間的疾苦放在首要位置。這樣，當民主化到來時，他們不會因為不再佔據舞台的中央、聚光燈被分散而失落而無所事事甚至變得憤世嫉俗，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新的關注點和事業。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反面事例就是台灣的李敖：在獨裁統治下習慣了與眾不同，今天他不但不惜用對民主制度的攻擊和對獨裁制度的獻媚來維持這種與眾不同，甚至用最不堪最下作的話題和動作來重新吸引人們的注意力。這樣，當台灣社會步入成年時，他卻蛻化成了一個老頑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