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凡國人大都有讚美各自家鄉的習慣，山西老鄉甚至還弄了首歌，叫《人說山西好風光》、大唱特唱，讓我們這些西南腹地的山民老覺得愧對自己的家鄉，可去到了晉中大地之後才明白，華西北界上秋風過後連草都不生，怎能與四季青山綠水的貴州堪比？真說起這本鄉本土之上有什麼美得不得了的東西，鄉里鄉親的誰會不知道？全都拿來掛在嘴上唱自然是有點“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再把自己家鄉的優勢用來比別人家鄉的短處、更顯得有故意炫耀的俗氣……為此，我總想找一些自己故鄉的齷齪與不足，闡發些積怨已久的感慨，這一來是可以避免得罪外省人，二來還可以對固步自封的屬地文化進行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按照一般的敍述習慣，我們自當先從貴州的歷史說起，雖然這地方曆來被世人看成是“窮鄉僻壤”，歷史和文化名氣遠不如全國其他省份的大、行省的建制歷史並不算長，民族與地理的構成因素也較為複雜，但正是由於這林林種種的原因交錯，才使得我們對一個地方的特殊歷史形成萌發無窮的追溯欲望。

貴州地處中國西南內陸腹地，簡稱以“黔”或“貴”，與川、滇、桂、渝、湘五省區為鄰而居。這裏概述的只是一個“已有年代記載的貴州”，而歷史上最早的“貴州”甚至可能是一個被泛指的區域概念，既沒有實地劃定的邊界、更沒有權屬獨立的疆域，以我們所見到的歷史材料來看，這裏原為苗、彝、水、侗、布依、仡佬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文獻能夠記載的歷史長度僅僅有2500年左右，只有5000年華夏亙古文明的一半遙遠，其早期的地理版圖位置在春秋戰國時屬楚國的“黔中”，秦朝時歸“黔中郡”和“象郡”，到了漢代又隸屬“荊、益二州”，唐朝時歸“黔中道”、宋代為“夔州路”、元代又分割到雲南、四川、湖廣三省，直到明代才開設“貴州布政司”。也就是說，從這時候起貴州才作為一個單列的行政地方編制出現在中國的歷史上，距今不過600餘年，最後是到了滿清的歷史上才有了今天稱為“貴州省”的行政建制。

通過這一番對貴州歷史的敍述，我們不難看出該地方曾經在中國史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毫不掩飾的說：貴州簡直就是被歷代專制獨裁統治任意拐賣的“政治棄嬰”，時而被遺棄（分割）、時而被領養（歸屬），使得這一地域上生活的各個民族必然飽嘗支離、動盪的政治苦難，並由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邊遠地方在中央集權肆意蹂躪下的不幸歷史。而貴州在中國的歷史上卻是一個貧困的少數民族地方，全境1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幾乎有一半是處在雲貴高原的東北坡上，由於地勢的陡峭、再加上常年受印度洋暖流和西伯利亞寒潮的夾擊，使這裏四季雨水不斷，被人貫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地理氣候現象，再由於貴州山高路險、交通不便，山區農民兄弟多以耕種坡地為生、糧食自給能力極低，甚至連溫飽問題都難以為繼，形成了這一地方貧困的歷史特徵，所以，有外省人在後面又加上一句：“人無三分銀”，由此而來概括出幾大貴州歷史的人文風貌。

正因為有了少數民族在黔境上的原住民聚居歷史，曾經有人以為貴州如同雲南、廣西那樣，是少數民族占全省人口大多數的“民族省”，但實際從現有少數民族在黔境上居住、分佈狀況來看，早就超出了我們對一個傳統民族地區的判斷標準，至少在全省的主要地、州、市（包括標明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絕少能有少數民族向我們充分證明他們區別于漢人的明顯文化特徵，因為這些地方早已為漢民族的聚集形式所佔領，少數民族反而是散居在更為邊遠的貧困山區，有的甚至是倚黔境（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貴州邊界）跨省而居，使“少數民族省”的稱謂退化成歷史現象。可正是這種歷史的現象又在不斷的告訴我們：少數民族曾經是由貴州境內的大、中城市、軍事重鎮向週邊地方退卻。這種情況是緣於戰爭？還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所造成？同樣是我們想透過歷史尋求到答案的原因。

也許，在沒有弄清楚眾多歷史狀況的前提下，我們甚至懷疑過貴州的政治文化歷史形成會有複雜的“原住民”成份，但現實的情形仍舊使我們感到莫名的沮喪，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基石早已在漢文化的歷史沖刷下垮塌，儘管說在對邊緣文化的挖掘中我們還能偶見到前者的殘缺身影，可不論對貴州的漢民族後裔或是少數民族後裔而言，它終究成為了無法讀懂的遠古記憶。這樣的現狀無疑又為我們的上述說法提供了更充分的證據，這就是說：在貴州長期動盪的政治歷史環境下面，作為這一地區的原住少數民族、已經在漢民族不斷的擴張下淪為“離群索居”的“邊緣政治群體”，演變成今天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而這一切都來自我們上面所說的“歷史不幸”！

但，反過來看這樣的歷史結局，我們肯定會聯想到任何民族間征服都必然要沿用的殘酷手段：例如戰爭，例如屠殺形式的秩序建立。所以，就貴州的政治歷史形成來看，同樣要經歷這樣的血淚歷程。而令我們失望和慶倖的是，在如此複雜的民族交往（據不完全統計：貴州省的少數民族多達31個之多。）過程中，史料的記載上竟然也沒有發現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在貴州爆發過大規模戰爭，儘管貴州本地的文化學者曾經挖掘出象《奢香夫人》這樣的歷史故事，每年苗曆四月初八在貴陽市還有“紀念苗王殉難”的民族活動，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文裏也還有“張秀眉領導苗族農民起義”的記敍，但這一切用今天的政治尺度來進行衡量的話，仍然屬於邊遠地方的“小規模民族叛亂”，中央政府更多是採取了後一種“屠殺形式的秩序建立”來書寫鎮壓歷史。

因此，仿佛就現有的史料推斷來看：歷來的“漢人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貴州地方”之間是沒有慘烈的歷史仇恨的，漢民族更不會千百年“在別人的土地上”對苗夷等少數民族產生出象對蒙古人、滿人那樣的仇痛記憶，而作為物件一方的苗夷等少數民族同樣也沒有這種曆史敵意，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團和氣”的情況，恐怕苗族兄弟應該有理由首當成為中國的“第六大民族”。

或許，正是由於我們在對待苗夷等少數民族的歷史問題上不夠誠實，這種少有的“民族團結歷史”只是我們經過了政治加工之後的藝術文章，是不是可以從嚴肅對待歷史的角度作另一種假設和悖論：漢人真正在征服貴州歷史上，與苗夷等少數民族之間確實出現過大規模的民族戰爭，甚至是以漢人的絕對優勢贏得了曆場戰爭的勝利（在歷史上漢國家強盛的時代，這種假設是足以成立的）。但按照漢民族以及今天所謂“中華民族”的心理習慣，他們不可能不對自己為數不多的“戰爭功績”大書特書，何況他們針對的不過是“五大民族”之外的弱小民族。那為什麼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進程裏我們都未見到過這樣的政治炫耀呢？我想，大概是拘於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漢人中央政府”在各個歷史時期對“少數民族貴州地方”的入侵剿殺戰爭中，採取了滅絕人性的大規模屠殺，這樣的史實必不敢昭然於後世，迫使漢人的文獻記載故意“抹去了這歷史的血腥”，而這種的假設的依據是來源於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在黔境大規模屯兵駐軍的情況，發生這種血腥事實的理由是應該存在的；

第二，是由於貴州的苗夷等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自身沒落的原因，從今天的實際情況上看、他們連語言文字都早已是支離破碎，多數是有語言失傳文字、有文字不存語言，因而從這些弱小民族本身所處的歷史絕境上講，竟然是”在慘痛中自我消亡”，是歲月的無情滅殺了他們的”民族歷史記憶”，所有的歷史記載只是由漢語言”獨當一面”來譜寫，之所以要”隱去戰爭的仇恨”、把貴州少數民族當成中央政府的”良臣順民”來描繪，不外乎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奠定中央集權專制的”一貫正義性”。

所以，不管我們為了現實怎樣去美化從前，哪怕是剩下某種被篡改為”小規模的民族叛亂”的歷史記載，都同樣要把它理解是對”民族戰爭歷史”的具體表現。

而作為動盪的民族地方來說，歷來的中央政府大概並不太重視貴州這樣的邊遠貧困地方，長期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制肘了地方的經濟和發展，在經濟和社會福利方面反而成為中央政府的包袱和壓力，這樣的財力薄弱必然要造成地方對中央的過度經濟依賴，使其很容易的就喪失掉生存發展的獨立性，尤其在沒有動盪事態的和平情況下、權力高層更願意把這樣的民族區域肢解為多個部分、交由不同的地方進行節制和管轄，這顯然也是貴州從來未能真正走向政治獨立的根本原因。至少說樣的割治局面能有效遏制地方少數民族力量的長期聚集，降低因民族對抗帶來的政治風險，同樣是有助於中央政府減少戰爭成本的一個策略，但負面的情況卻是：交叉管理的地方行政又難以對結合地域實行有效的權力覆蓋，導致地方治安的不斷惡化，使得少數民族間的局部利益矛盾衝突日漸劇烈。

而只要這些糾紛和衝突不能演變為更大規模的武力爭端，中央政府倒寧願讓其保持著這樣”有限紛亂、落後”的局面。這一來是便於利用矛盾對有意投靠中央的地方政要、部族首領實施收買與拉攏，二來還可以乘機推進”移民措施”下的漢民族地方滲透，三則借助于經濟、文化等非戰爭手段，達到對少數民族的族群分化，可謂是一舉多得。這也可能是”漢人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貴州地方”沒有在歷史上爆發大規模戰爭的的另一種原因。

綜合這幾方面的因素來看，最早的漢民族對貴州少數民族地方除了武力的進犯以外，經濟、文化甚至於移民、遷徙等手段也同時在一並進行，而更具有政治色彩的入侵是來自中央政府對自己臣民的刑事懲罰手段，歷史稱之為”發配”或”流放”的情況，這實際上是把威脅皇權的異己政治力量驅趕到動盪的民族地方，以期減少社會反抗對中央權力形成的壓力。又以歷史的經驗來看，雖然”發配”、”流放”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殘酷性，但比較於直接對生命滅殺形式的手段還有一定的漫長歲月的積澱中聚集為動搖專制獨裁的反叛力量，這幾乎是所有專制集權國家在邊疆和民族獨立問題上面臨的通病。但貴州顯然不具備一個邊疆地方的地理要件，這裏既不沿邊也不靠海、更缺少外部勢力的滲透與援手，比較于廣西和雲南有明顯的區位優勢不足，而相反的情況又是：貴州在這100多年的近代史上卻屢屢有”謀求獨立的政治衝動”，這之中的原因到底是由於”民族關係的深層對立”？還是來自於”異己政治力量的歷史性聚集”？我們更願意由此去探尋蘊藏在歷史背面的根源。

說起貴州的政治歷史與社會的動盪不安，自然要深究黔人在歷史上造反作亂，而遠古的情況與近代有著性質的不同，例如說在漢代，我們不能認為黔境上的”古夜郎國”是中國的”民族判亂力量”，它的歷史地位應該等同于當時的安南和高麗，是一個有行政垂直力量的附屬國家，管理著黔西南的廣大疆域。至於說他們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經歷了從戰亂走向臣服，一直到國家形式的最後消亡，這種結果遠不是由我們的個人意志所能左右的，我們顯然也不能依據今天的現實就否定過去的歷史存在，如果要以今天的政治標準來劃定歷史上貴州的哪些民族反抗是具有”民族正義性質”的、我們肯定會覺得非常困難。因此，就我個人的看法，以明、清兩代的歷史作為一個起點會更具有代表性與說服力：

第一，強盛時代的漢民族政治力量。明王朝的崛起是漢民族遭受了蒙古人幾十年的外來統治之後，由漢民族在政治與軍事上的不懈反抗、並從根本上否定了異族統治，進而建立和恢復起一個完整漢主權國家，直白的說就是漢民族在這一歷史時期”對歷史以往的政治力量序列進行了重新的洗牌”。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由於外來入侵力量消滅了中國疆域上的這些弱小民族國家？還是漢民族在收復失土的過程中連帶掃平了這些弱小民族國家？似乎誰也扯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在那種境況下各方政治力量更趨同于認定現實的格局。所以，不管是被明王朝收復的也好、還是被入侵的也罷，只要在資格主體上認同這個主權國家，此後再發生類似的武力抵抗，面對法理和道德來講必然就屬於”造反”、”暴亂”的性質；

第二，利益的對抗與精神價值的對抗。朱元璋政權的根本民族屬性是代表了漢民族的統治利益，他的政治軍事戰爭與擴張目的無疑是為了穩定中國傳統的歷史疆土，儘管這些策略和手段會損害周邊少數民族的利益、會引起邊疆形勢的動盪與武力對抗，但就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來講，漢民族作為幾千年中華文明的思想主流，其一貫對於社會的引導價值作用在各個少數民族中間是有不可顛覆的認同的，而”反抗”或”起義”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利益分割的不平衡，一旦中央政府在屬地統治利益上滿足了他們的訴求底線，這種對立事態很快就能得到平息。這就是中央集權國家的”內亂”特色；

第三，不可被忽視的地方獨立權利。大明朝之所以會在其統治中國的政治時代，將貴州單列為一級行政區劃單位，顯然與那一個時期的少數民族頻繁起義、反抗有關聯：明洪武初年，（西元1377——1385年），有吳勉領導的侗族起義。明正統八年（西元1446年），有哈冬狗領導的布依族農民起義。明景泰二年（西元1451年），有韋同烈領導的苗族起義。明正泰十三年，（西元1518年），有阿向領導的苗族起義。雖然這些起義的規模構不成較大的形勢威懾、也沒有相應的政治影響力，但卻從另一個方面嚴重危害了地方的治安與穩定，這種動盪勢力的盤劇竟然在幾十年間頻頻出現、有的還盤據地方長達十餘年，不可能不成為地方和中央的心頭之患，“鎮壓“與“進剿”已是在所難免，而在這樣的時候確立一個地方政府的領導地位就顯得何其的重要，與其說這種結果是由於少數民族兄弟的反抗，還不如說是中央政府為了解決自身統治利益的需要；

第四，兩種不同的執政意義。滿清的情況與明王朝在政治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雖然他們各自都代表過中國的”中央政府”，可兩種統治的民族屬性應有著嚴格的意義劃分。從政治上講，滿清是中國歷史的外來入侵力量，他們首先是用軍事擴張手段、用武力征服了漢人，並將代表漢人利益的明朝政府打倒，進而將漢國家的疆土納入了自己的版圖，使漢人變為淪喪了國土的”亡國奴”，因而在理論上講不可能合法繼承明王朝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地位；

第五，被毀滅考驗的民族忠誠信心。明王朝儘管在被入侵的軍事戰爭中倒塌，但作為一個實際存在的權力政府並沒有就此被消滅。從1644年李自成攻佔北京算起，明王朝一直是在”內寇禍亂”與”外敵入侵”的雙重夾擊下不斷往南退卻，甚至有史學家考證：”南明王朝”自清順治十五年底（西元1673年初）逃亡緬甸之後，直到了1836年才正式滅亡。在這將近200年的時間裏面，明王朝曾在不斷的調度官員、組織軍隊進行抵抗，並對南方及西南的某些地區行使過節制，這其中就包括了貴州的安龍、興義一帶，也就是說，貴州在接受”滿清中央政府領導”的進程上，有可能比中國的其他省份晚了許多年，在認同”這個中央”和”那個中央”的問題上幾經周折。但從漢人的精神思想深處來說，只要明王朝這個破敗的”漢人政府”存在一天，他們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認同一天，只可惜它今天早已不復存在……這種”懷念情結”更類似今天大陸的某些人對待”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半個多世紀回過頭來還有人欣喜若狂的點頭認帳，難道我們就敢貿然斷言”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事實上這根本就有點不可理喻的荒唐；

第六，兩類不同性質的政治反抗。滿清時期的貴州少數民族起義、反抗的政治意義與歷史的以往有根本的不同，少數民族要對抗的顯然不僅僅是一個被滿人代替了的”國家中央”，而且是與自己毫無文化政治聯繫的”民族異幫”，儘管說任何民族形式的專制統治都不會比漢人專制有兩樣，但承認滿人對漢人的主流地位代替也不是輕而易舉，這讓少數民族的反抗性質同屬到漢人的政治立場上。最慘烈的情況還不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共同抵抗，而在於漢人對少數民族的無情出賣，當大量的漢人在淪為了”亡國奴”的同時，又”認賊做父”般的甘為滿清朝庭的馬前卒，擔當起鎮壓少數民族反抗的政治兇手，使得清朝政府對貴州的統治時期，各個少數民族的起義、反抗是愈演愈烈。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為：清咸豐八年至同治七年（西元1858–1868年），由潘傑明領導的苗族起義。清咸豐六年至同治十一年（西元1865–1872年），由張秀眉領導的苗族起義。這兩次聲勢浩大的起義都在清庭的鎮壓下毀滅，均留下了滿人的殘酷和漢人的歹毒，這是漢民族在與貴州2500年的接觸歷史上最為恥辱的一頁。

實際上作為漢民族的歷史後裔，我們對貴州所產生的鄉土感情和主人意識，完全是建立在對貴州原著民歷史的侮辱和強姦之上的，不管我們今天是不是在有意無意的去回避這些歷史事實，都無從改變我們恥於以”歷史入侵者”的面目來承受這種精神傷痛，而儘管這樣的傷痛在表面上早已為我們內心的”征服情結”所掩蓋，但我們卻難以發洩出另一種”被征服的苦楚”，比較於我們能夠固守下來的精神文化價值而言，我們確實要感謝這塊在世人眼中的”不毛之地”，畢竟我們現有的生命是得益于這方水土的養育，正如我們在諺語中所說的那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話真正的意思是想指明不同文化地域背後的”根”，即使我們的漢民族祖先曾經用武力和霸權佔據了貴州這塊”苗夷的領地”，並使我們在這土地上與少數民族同被外來民族入侵蹂躪，而經過了這千百年的繁衍與哺育，想來我們更加有理由去背負這一遍疆域的歷史文化貫性，以一個”現代貴州人”的文化價值理念來詮釋漢民族的不屈精神。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頤養了少數民族的”精神根本”，畢竟漢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總是頑強的耕植在方塊象形文字和孔孟之道的”仁義禮教”土壤中，雖經繁榮與昌盛、屢遭衰敗和損毀，到今天為止我們也還得用它詮釋過去和未來、用它詰問專制對生命的殘害。而對於一個漢民族的後裔來講，這種文化價值歸屬是不可以被掙脫的，我們甚至可以篡改歷史、假借神靈、盜用廣眾的名義，但卻無法用另一種語言和文化價值來把這種邪惡嬗變成美麗，這就好比我們永遠不可以用滿文寫書去罵多爾滾，這一來是滿人根本就讀不懂滿文，二來還讓我們在忘乎所以之下丟棄了漢民族精神思想的”根”，所以，聲討這些與漢人有深仇大恨的敵人，歷來就應該用美國普通話，保管奏效得很！

而站在對歷史的緬懷立場上，我們要講述的貴州歷史並不是獨立在中國歷史之外的異幫歷史，而是”漢民族被征服驅趕的流落歷史”和”漢民族對弱小民族的侵略擴張歷史”，尤其從漢民族被欺壓、侮辱的曆史過程來看，我們所遭受的苦難與不幸同樣是慘絕人寰，但回朔歷史的風雨記憶，我們同樣有不屈與抵抗、一樣有流血與光榮，儘管300餘年之後我們依然是”亡國奴”，而我們的精神夢想永遠也不會滅亡！這樣的不屈力量是漢民族以外所不能解讀，就猶如是我們現在無法去理解虔誠的穆斯林一樣。所以，牢記歷史仇恨同樣是我們的政治關注，更要對一切出賣漢民族利益的無恥政治制度、竊國小丑，進行曆史道義的政治清算。

貴州漢人的反抗歷史，大約又要從滿清時代開始算起，因為在此之前的貴州歷史上並沒有漢人造反作亂的記載，而漢人在貴州進行的有組織、有規模的軍事反抗也是從清順治九年（明永曆六年），西元1652年開始。這是由於”南明王朝”於此六年前，由”桂王”朱由榔率領，從廣西退卻到貴州的安龍縣，這是漢人中央政府並所有軍政人員和武裝力量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移師貴州，省會貴陽竟用”南明河”命名該城市唯一河流以為紀念，尤見中央政府在邊遠地方人民心中的重要程度。儘管說此時的”南明王朝”已節制不了貴州的地方的官員、征納不進黔境的糧棉稅收，但出於對本民族的政治感情、貴州屬地上的漢人決不會去仇視這樣一個政府，反而會對清兵構築起責無旁貸的武力抵抗，並激發起當地少數民族同仇敵愾的戰鬥熱情，使這場國家危難情況下民族戰爭打響在最後一寸領土的保衛戰場。可由於當時清軍在”平西王”大漢奸吳三桂的親率下急於向清庭效犬馬之勞，對其所背叛的漢人政府竭力追殺，使這個在戰亂之中不斷流亡的中央政府於1658年被迫遷往雲南的昆明，結束駐黔六年的反抗歷史。

另一次貴州歷史上大規模、有組織的漢人政治反抗是發生在（清）康熙十二年（西元1763年），由於清庭下令”撤藩”，觸及了”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三藩”的政治利益，於是，吳三桂便聯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仲明之孫耿精忠結盟造反，在清史上被稱為著名的”三藩之亂”。上述三人雖不同輩份，但尚某之父、耿某之祖均與吳三桂同為大明的叛臣，而歷史正是讓這些無恥的竊國小丑來開我們的政治玩笑，這些亂臣賊子當初膽敢背叛國家、出賣民族不外是為著各自門戶的一己私利，現如今又被大清當豬狗一般宰殺時、竟然高喊出”反清複明”、”匡扶漢室”的政治口號，尤見正義在被利益盜用之下的不要臉。所以說歷來中國的大軍閥、大地主皆為政治賭徒，大肆用將山社稷來抬高賭注，甚至在自己輸得精光的情形下（例如李自成的反抗）、拼死借匪徒之手（借清兵的軍事力量）搶回賭本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的眼中只有既得利益，怎管你老百姓死與活！

按理說，”三藩之亂”本不幹黔人的鳥事，可壞就壞在貴州被歸屬在吳三桂的”藩地”之上，他老兄一旦改弦更張便把黔人也拉進”反清復明”的戰船，”貴州督府”只能任由”吳總兵”調遣、黔省軍民在不得已中充當了吳某人的政治炮灰。可待清兵殺來之時、黔境土地上到處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這種結局自然是表明了清庭的狠毒，但根源上是由於吳三桂的誘騙所致，簡直就是讓黔人蒙受無妄之災。這是一次貴州在中國歷史上被”政治綁架”的遭遇，類似於這樣的脅迫和誘騙在貴州的後來歷史上卻屢屢發生，這並非是黔人看不懂”套路”或是政治判斷能力比較遲鈍，而實際的情況是川、滇兩省的軍閥和政治勢力從來就干預、威脅著黔政，這就如同是有人天天拿著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還一面和你大談如何截道、如何分錢。如果有人不信這樣的情況，我們稍後會拿出詳盡的事例來予以證明。

那為什麼我們又會把吳三桂的”三藩之亂”當成”漢人的造反作亂”來進行對待呢？從形式上看，吳三桂不過一利祿之徒、為大清手上的”降將”、是不折不扣的漢奸，其得到的利益回報還是憑自己血腥征戰換來的”平西王”，並未在清庭的卵翼下獲得更高的利益和獎賞，這或許就是吳三桂後期要發動軍事叛亂的真實原因；但從理論上看，不管”三藩之亂”的發動者是出於何種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在政治上卻是把矛頭指向對一個國家體制的推翻，僅這一點來說是符合漢民族根本利益的；又從民族精神意義的歸屬上看，儘管吳三桂等人對漢民族是”罪不可赦”的惡人，但畢竟”漢奸”也只能算”漢人裏面的奸細”，不論其怎樣為謀求個人目的投靠滿清、或者又為了利益不平反戈一擊，都無從改變其身上固有的民族精神屬性；這就好比一個期望嫁給洋人的漢人女子，即使是有一天她真嫁到外國去、過上了自由富足的生活，做愛叫春的呻吟只能夠是用母語，改用英語就顯然是拿A片裏的對白和老外逢場做戲，如果背離一種文化價值就必然難以表述出自己的快暢心情，所以對漢人而言，嫁老外與做漢奸是同出一理。

再說到（清）宣統三年（西元1911年），當武昌城頭兵變的槍聲響起、西南邊疆的雲南昆明，清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蔡鍔、新軍管帶唐繼堯便發兵起義，宣稱”雲南獨立”。而同時活動于貴州省會貴陽的革命黨人也迅速加入到”通電獨立”的邊疆省行列，使滿清朝庭乃至雲南軍政府都感措手不及，驚恐之中的貴州撫台沈瑜慶即刻向當時遠在黔西南的”鄉勇”頭目劉顯仕去了封電報，以”省城告急”云云命劉顯仕火速派兵增援貴陽，劉顯仕接電後似乎也未明白事態會有怎樣的嚴重，竟草草從關嶺帶上500個”徒手兵”往幾百裏外的貴陽趕，雖說這股部隊來省的名義是”協防貴陽”，可一無裝備、二無槍械，顯然只想作清政府的軍事快速反應力量震懾貴陽的軍民，只可惜這支軍隊還未行進到貴陽，省城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起義”已大告成功！

當時的貴州軍民在中央集權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也想乘機謀求自己的政治獨立地位，旨在否定大清、擺脫地方軍閥對貴州的軍事鉗制，”自治黨”人張百麟、黃澤林等人已收買了象貴州巡警道賀國昌、高等審判廳廳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的官僚，發動駐貴陽的清兵兄弟作好了起義的軍事準備，並信招”哥老會”七、八百人集聚貴陽，等待擇日”舉義”，幸好革命的形勢在全國風起雲湧、清庭在中國的滅亡已是人心所向，”自治黨”人的成功起義因清政府的掉以輕心才沒有遭遇血腥的屠殺。然而，正是這500名長途奔襲省會貴陽的”鄉勇”、最後衍變成了首領劉顯仕入主黔政的政治資本，由此開創了黔軍互相爭奪地方勢力的殺戮歷史，演繹出川、滇、湘、黔數省軍閥二十餘年的混戰與掠奪。

貴州獨立起義的成功，得益於黔省軍民的浴血奮戰和共同努力，由地方歷史的政治角度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其深遠影響足以改變我們對貧困內陸地方長期被遏制、被挾持的政治印象，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更進一步證明了貴州各族人民歷來就不乏謀求獨立自由的不屈思想，但這樣的政治現實在殘酷的外來力量幹予面前也就是曇花一現。以當時省會貴陽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而言，劉顯仕不過一外縣鄉紳竟能輕而易舉的掌控貴州軍政領導權，對其勢力的最大支持者當然非雲南軍政府莫屬，其曾在清光緒二十三年（西元1897年）就開始與雲南方面勾結來往，其家以貴州興義地方的富豪參辦”團練”、組織”鄉勇”，與清兵攜手並肩鎮壓滇、黔邊境的回民起義，並以戰功卓著深得雲貴軍方的賞識、令貴州本地官方都不敢視之為等閒。而劉顯仕這次雖初上省城，很快又在雲南軍政府授意下徵募貴州新兵3000人、壯大了其對黔政的控制能力，雲南軍閥儼然要把劉某扶植成為在貴州的政治代言人，最終把貴州地方政府弄成了雲南軍閥統治下的傀儡政府，這同樣屬於貴州的”歷史不幸”。

1912年2月2日，手執重兵的貴州”憲政党”人劉顯仕、任可澄等人製造了震驚貴陽的”二、二事變”，將”自治黨”人張百麟逼逃出黔（張後來逃到廣州投奔了孫中山）、另將彭爾坤殺害，致使貴陽的局勢出現急劇動盪。此時的劉顯仕由於擔心”自治黨”人組織反撲，竟差使同黨周沆、戴戡到昆明乞求雲南軍政府蔡鍔（都督）、唐繼堯（總兵）發兵往貴陽”維持地方治安”，主動為滇人干涉黔政創造條件，可見象吳三桂類似的人物不一定僅中央才有，貴州這樣的小地方也能造就這類齷齪人物。2月29日，唐繼堯親率滇軍征討貴陽，並於3月2日突襲貴陽城防、佔據城內各要塞和軍事機關，進入政府辦公機構抓捕公務人員、槍殺新聞媒介記者，貴陽城區只有巡防統領李立鑒率部殊死抵抗，並因寡不敵眾從西南面的黔靈山一線潰退出城。而滇軍進入貴陽城之後、肆意屠殺貴陽軍民，連未曾抵抗而投降的黔軍數百人也被唐下令集體槍殺，進而又強姦民女、搶劫百姓財物無數，尤見滇軍的殘暴兇狠！

劉顯仕此次出賣貴州、引滇軍血洗貴陽城所換來的是自己能座上統治黔省軍政的第一把交椅，儘管他的頭上還有自任”貴州臨時都督”的大軍閥唐繼堯，但他深知唐氏這條”大魚”不會在貴陽這個”小水池”裏呆得太久，遲早貴州的軍政大權會落到自己的手頭。果然不出所料，到了1913年秋，唐繼堯被召回雲南獨掌軍政統率的大權，而蔡松坡（蔡鍔）則欣喜若狂的奔向北平，蠻以為袁項城（仕凱）要賞他個”直棣巡閱使”的美差，可落地之後才搞懂是袁大總統以此為誘餌引他老兄當”肉票”，想來這被往後歷史描寫得英明神武的”蔡都督”，腦袋裏面裝的竟是一鍋豬菜，奔來跑去不過還是為了這鄙俗的區區利祿。還是唐繼堯比較有心計、眼看著袁仕凱在南方已漸漸失去支持，不等大都督逃出平津就自顧在滇、黔宣佈”討袁”發兵，目的是想借袁大頭的黑手除掉搭檔蔡鍔。待到1915年12月，這不惜用暗渡陳倉之法潛回雲南的蔡松坡到家時，連雲南省主席的行政大權都讓唐繼堯培植的貴州親信任可澄占去，而自己卻忍氣吞聲的屈居在第三把交椅，最後是被唐繼堯、任可澄包裝成”護國討袁軍總司令”，充當職業殺手去征剿四川軍閥，實際上是被兩位用來當槍使。

此時雲、貴地方人民的起義和反抗，早已變成了由地方對準中央、由地方對準地方、由漢人針對滿人、由漢人針對漢人的多種複雜政治形式，這種歷史的變遷似乎正在告訴我們，千百年來的民族戰爭在進入到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時、已經演變為政治戰爭和利益戰爭，而當我們把這樣的歷史事實細化為對一個局部地方的政治文化關注時，顯然更不能忘卻來自本民族之間的屠殺仇恨，我們甚至希望有找一種理論可以證明同一國家、同一族群之間不會留下仇恨、不會發生屠殺、不會爆發戰爭，但在我們的歷史觀察視角還在不斷的追索”民族仇恨”的原因形成時，尷尬的問題又在於：滇人與黔人只是分屬不同行政地域的漢人。我們的仇恨精神到底該不該允許這種漠視本族群生命的行為被放縱在譴責的視角之外？但是，任何淳樸形式的政治獨立要求在獨裁專制踩蹋下都是顯得十分脆弱的。

民國九年（西元1920年），貴州的歷史上又爆發了一次以”推翻滇人勢力”的武裝兵變，以黔軍少壯派力量為首的中、高級將領盧燾、穀正倫、孫劍峰、何應欽等人，於11月10日夜包圍了劉顯仕的警衛部隊，殺死劉部郭重光、熊范輿、何麟書等人，迫使劉顯仕倉惶逃回其老巢貴州興義，這是貴州民國史上著名的”民九事變”，而這時近在昆明的唐繼堯也同樣被其親信顧品珍、龍雲搞下臺，黔省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與四川”聯手遏制滇人”的歷史。

對於黔人來說，川人與滇人在政治意義上有根本的不同，從1915年的第一次”護國戰爭”開始，黔軍對川東南一線的軍事作戰已經顯露出黔人在西南政治勢力上的迅速崛起，這樣的後起力量如果不能被有效的團結、必然要從根本上動搖四川在西南乃至於湖廣和中原地區的政治地位，從政治地理的比較角度來看、雲南並沒有四川面臨的這種深度危機，這顯然也是川軍為什麼會在敗北於黔軍的前提下、與黔省進一步休好睦鄰關係的原因；另一方面，由歷史文化的淵源的牽連上說，黔北、黔西北的廣大地區在歷史上就是四川的地盤，幾乎占到貴州版圖的三分之一，是清代中期才劃歸黔境管理，川、黔兩省的文化民俗如出一爐，這是滇、黔政治必然分裂的第二個原因；再從政治的統治意義上上說，滇人歷來對黔政表現出來的不外是壓制和干預、明顯缺乏川人的現實和權宜，必然要形成衝突與對立，這些都是滇、黔政治不可融合的歷史原因。

而儘管說滇人在圖謀獨霸西南的政治進程上已經走到了末路，但到了1922年秋唐繼堯重新執掌雲南軍政後、又一次派兵血洗貴陽，當時駐守貴陽的黔軍彭漢章部因抵抗無力棄城而出，滇軍又是一番燒殺搶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竟然又於1923年2月23日立劉顯仕任貴州省長、由唐繼堯之弟唐繼虞出任”貴州軍事督辦”。但貴州這時候的局面已非往昔，黔軍的主力由袁祖銘率領早就佔據了黔北及川東南重慶、綦江以上的廣大地區，大有稱霸西南的圖謀和動機，唐繼堯這才反過來開始擔憂雲南的危局，並於1925年主動將貴陽”交還”給黔軍，劉顯仕也在交困中病魔纏身、兩年後客死異鄉昆明。

1926年，”定黔軍”總司令袁祖銘以”北洋政府”的名義任命黔軍第三師師長周西成出任貴州省長、坐鎮貴陽指揮全省的軍政，這是貴州軍政史上一個偉大的鼎盛時代，也是貴州脫離”滇人幹政”以來謀求獨立崛起的時代。周西成作為”親川派”政治勢力的代表、貴州”桐梓系”軍閥的領軍人物，在政治上顯然要比”親滇派”的”興義系”人物劉顯仕有更高的遠見與卓識，其早年在貴陽從軍、”護國戰爭”期間在第一軍蔡鍔手下黃道斌部當連長，是年隨黔軍戴戡部駐防四川成都，並在與川軍劉存厚部的激戰中一馬當先、屢建奇功，為川、滇、黔各派軍閥所賞識。之後，周於1922年投川軍石青陽部、任第三混成旅長，曾得到廣州國民政府及孫中山大元帥的通電嘉獎，尤其是在與吳佩孚為首的”北洋軍閥”作戰中，以四攻重慶、血戰浮圖關而名聲大振，又被孫中山授予”四川討賊軍第三師師長”。

周西成入主黔政以後勵精圖治，大力興辦教育、強化治安、整頓軍務，在短短一、兩年之間就使貴州的政治經濟地位得到躍升，在民國歷史上贏得”南黔北晉，隆治並著”的稱譽，其人更是以廉政奉公、疾惡如仇、賞罰分明博得黔省人民的愛戴。

然而，一個地方政府的如此政治作法必然會引來中央政府的懷疑和猜忌，1928年，蔣介石首先利用唐生智誘殺遠在湖北作戰的黔軍首領袁祖銘，進而將袁部所屬貴州子弟先行分散收編、再許以官職和重金收買黔軍將領李小炎率部返黔爭奪貴州的領導權，並在1929年5月由雲南軍閥龍雲暗中支持（滇人實在是亡黔之心不死）、從貴州鎮寧一線向貴陽進攻，周西成親自率部與李小炎在關嶺縣境決戰、不幸在雞公背一戰中彈身亡……6月18日李小炎佔領貴陽、自任貴州省主席，7月16日又被黔軍毛光翔、王家烈部趕出貴陽，當時的貴陽有首童謠這樣唱：”有個十八子、坐了十八天”，說的就是李小炎。

儘管說後來主導黔政的仍然是周西成的親信、”桐梓系”的中心人物，但毛光翔、王家烈二人身上的政治智慧遠遠不夠領導一個正在崛起的貴州，反而是不斷的陷入到被蔣介石利誘、分化的矛盾中去，使黔軍乃至於黔政從來之不易的統一又退回到崩潰、紛亂的局面，這種情況甚至維持到了1935年，蔣介石又一次利用”追剿中央紅軍”的機會對黔軍下手，最終將貴州的地方政治軍事力量全部瓦解，從而結束了黔人幾百年追求獨立自由的反抗歷史。因此說從唐繼堯到蔣介石，他們對貴州的統治覬覦不過是為張顯獨裁集權的政治需要，當這種需要滿足了他們的勢力配重法碼時、不論是”大中央（中國意義的中央）”，還是”小中央（地方勢力的中央）”，任何於這種統治形式上的當權者都不會給貴州地方民眾應有的關懷和體恤，這是造成貴州在歷史上不斷反抗、不斷貧窮的政治原因。

如果能總結黔人的政治反抗特點，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黔人的所有政治反抗都隱藏著必然失敗的根源與禍端。這是由於黔人總是過於的藐視周邊的政治勢力、企圖躋身於獨立在中央之外的各省平等行列，甚至是在這樣的立場上還以桀驁不馴的態度威脅中央，儘管說周邊勢力的覬覦和干涉使黔人飽經禍亂、但黔人向來不會引以為戒、而是把什麼矛盾都全盤的拿來指向中央，這是黔人歷史以來在政治上遭受滅頂之災的根本原因。這種原因與黔人的秉性密切相關，作為山民、他們認為只有佔領了山巔才能有堅守和進攻的主動，所以黔人歷來是”只反皇帝、不反貪官”，由此造成某些看似不大不小的地方官僚都敢作亂黔省，特別是在近現代的貴州歷史上，黔省頻頻滋生”大貪官”、讓外省人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這樣的貧困地方那來雪花銀錢中飽官僚的私囊，而實際的情況是：所有黔省造就的”大貪官”序列裏面，竟無一人是本土生長的貴州人。而當我們面臨貴州歷史的貧困與現實的”貪官”現象時，總想弄清裏面的根源是屬於歷史的性質還是屬於政治的性質？為此，我們又來翻開貴州的歷史搜尋貪官，得到的答案應該會令人一目了然。

明、清兩代的貴州貪官還暫時未找到歷史記載，估計或大或小的貪污行為必然不會在官場絕跡，但從民國開始之後的貴州地方官劣跡暴露就有記錄，以在上面提到的劉顯仕為例，1919年，以黔軍統率王文華為首的軍官就曾以劉”克扣軍隊糧餉”對其發難，逼迫當時的貴州財政廳長張協陸公佈收支帳目，張自知心中有鬼脫不了干係、竟以自殺避罪，想來這頂頭上司劉顯仕的屁股也不會乾淨。

但，如果又從反面來推測劉顯仕的個人貪污動機，其家是富甲一方的大財閥、是先成為富人才投身於軍政的人物，所以在錢財上不會顯得貪心不足，即便是在政府的財務上有某種程度的不清不楚、也還不可能貪污個千萬、百萬，畢竟又要養兵又要養政府，搞得太多會讓上上下下都揭不開鍋，豈不是給自己難堪嗎？因此來說，劉顯仕就算再無恥、再壞都不能是”大貪官”。

第二又來說周西成，其一生征戰川黔數省、最後又入主貴州省長，直到戰死在雞公背時、有記載說其”家無隔夜之財”，最後辦喪事都是由民國政府撥款。儘管我們還有些懷疑這種傳說的真實性，但貴陽百姓卻在周西成死後自發捐款為其鑄銅像、安放在貴陽市中心的”銅像台”（今中華路上的噴水池）供世人緬懷，想來貴州的老百姓還不會愚蠢到為”大貪官”立碑造像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老百姓心裏有杆稱！至於說後來的民國貴州官員，大體上都未能成為”大貪官”的，就連蔣介石派來的吳忠信、楊森都沒能在貴州做成”大貪官”。

再數到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後也有貴州本地人當政，貴州第二任省長周林（以楊勇為第一任算）也是貴州仁懷人，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是民國”戡亂時期”有名的”學運”領袖，還有象秦天真、陳真固、王朝文同樣是共產黨歷史上的貴州省主要領導，皆能以個人品格區別于中央政府派來的官員（如劉芳仁），而象閆建宏、盧萬里、劉長貴、劉芳仁這幾位”大貪官”之中，竟沒有一位是土生土長的貴州人，因而有外省人說”貴州出大貪官”實在是於理不平，準確的說法是：”貴州出外省來的大貪官”才對！黔人雖說從來就處在貴州的歷史貧困之下，生活貧窮但尚不會對錢財顯露出貪婪、卑微，這是黔人孤傲的性格所致。那位不信盡可到外省走走看看，腰纏幾千萬的大老闆見到利益就點頭哈腰，而黔人就算是身無分文也一樣面不改色、氣宇軒昂，這對於今天社會所缺失掉的漢文化精神來說、是何其的難能可貴。

這黔人不但不做本地的貪官、而且還不做外地的貪官，這是由於貧窮的生活經歷朔造了黔人的政治思想品格，所以黔人歷來對後代有一句教育格言叫：人窮志不短！因此從大山裏走出來的貴州人總是憑籍著一種自信與剛強、珍惜每一份來之不易的奮鬥果實，兢兢業業恪守理念和道義。這顯然不是從美化的角度來看黔人，而是他們身上確實能拿得出實例來佐證這種讚譽，例如民國九年被貴州軍閥孫劍峰逼出貴陽的黔軍師長何應欽，本想到昆明效力于雲南軍閥唐繼堯、偏偏遇上冤家對頭劉顯仕刺殺和暗算，傷痛之下帶著一腔悲憤投奔遠在廣州的孫中山，並以踏實努力的作風贏得孫大總統的信任，最後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高官，甚至象穀正倫、韓文煥兩家都是”一門三傑”的國民黨高官，竟也無一人成為貪官，這便是鐵證。

看來這貪官的形成不僅有政治制度的成因、還有地域對人格的培育因素，但願能苟同這種觀點的黔人若有一天能致力國家公務、從事社會公益時，拿出點貴州山民的財富價值觀念來維護這近乎絕跡的”黔人精神”，也不枉對我這番處心積慮的言論。

2005。5。7。貴陽

轉自網路文摘——2216(//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