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含青採訪報導) 據《法新社》援引中國官方媒體的消息，中國市長協會秘書長陶斯亮在重慶召開的國際市長會議上透露，中國在未來15年內，將有兩億到三億農民流入城市，城市化將是本世紀中國面臨的一大任務。

就此，記者邀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胡星斗和英國利物浦總商會英中貿易聯絡中心總裁吳克剛進行討論。

記者：我想首先請教胡星斗教授，中國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中國官方的統計，預計未來的十五年裡大概有兩億到三億的農民可能會遷入城市，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胡星斗：我認為整個中國都在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工業化必然伴隨著城市化。目前我們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城市居民，當然按照戶籍來計算，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還不到，但實際上可能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定居在大大小小的城市。

過去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也走了一些彎路，我們更加强調的是就地轉移人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舉措是不完全正確的。我認為現在中央所提出來的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共同發展，這樣一條道路基本上是正確的。

記者：按照官方的說法，城市化的發展如何來應對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入城市？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一個大工程，吳克剛先生，您對此怎麼看呢？

吳克剛：人口的流動是必然的，因為人口的流動像剛才講的，城市化的過程是工業化和現代經濟的一個後產品，那麼隨著新的工業生長點、新的工業城鎮的發展，它必然吸引其他城市的人口向它流動。那麼這個過程畢竟是它的一個重要過程，關鍵就是說我們怎麼樣通過政策來扶持比較平衡的、全國性的城鎮的佈點，使到這些人口流動有規律跟符合於整個社會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使得這些流動人口，能夠通過週期的流動以後，在新的城市或者是城鎮穏定下來。現在中國的戶口體制對這方面起到一些約束的作用，也就是說流動人口在當地的不穏定過程比較慢，我想這是中國城市化置後的幾個主要原因之一。

記者：胡教授對這還有什麼補充嗎？

　　　

胡星斗：剛才吳會長講得很對，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實際是大大的落後於工業化，這個原因有好多方面。其中一個是戶口的限制，還有政府保障方面的限制，財政體制的限制，基礎設施各方面的限制，這些可能都造成了城市化的落後。

特別是我們國家的公共財政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財政支出是非常不平衡的，而且可能有時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的。這樣就造成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他往往是居住在城市，所以這個財政支出可能也往往是投向某些少數的大城市，所以整個中國的城市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

最後大量的人口都要湧進特大型的城市，而一些縣級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它缺少資金，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而那些小城市、小城鎮它可能沒有人願意留在那個地方。

另外，我還想說的是，中國一方面應當發展大中小城市，另一方面也要同時發展農村，不能留下貧困的農村。很多人他流落到城市，他們確實是被農村惡化的生活條件、生產條件所逼迫的。他要生存，他要為子女的教育籌集款項，所以他不得不，哪怕是盲目的，他也要進入城市，這樣使城市裡頭存在著大量流浪人員，大量的找不到工作的人員。要改變這個，要逐漸地使人民更加理性地進入城市，有序地逐漸地轉移到大中小的城市，城市和農村應當更均衡、平衡地發展。

記者：您說到對城市的投資，這裡有個數字想請問您一下，中國從19９８年到２００４年這六年裡向城市投資約為兩萬億元人民幣，您對這數字怎麼看呢？

胡星斗：按照我們國家的報紙一般的披露，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投向城市，看起來好像還有百分之一、二十可能投資在農村。但實際上它的統計是含混不清的，這個農村可能也包括縣級，也包括鄉級小城鎮。而且投在農村的資金可能有很多實際上投到了比如說縣裡的主管農業的部門，甚至是縣裡的很多部門，可能疏散對農村的投資，真正用在農民身上，實際上是很少很少的。

記者：吳克剛先生，您對這有什麼補充？

吳克剛：沒有，我想胡教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想中國如果真正的要發展城市化，不能侷限於有點作為國家政策的，就是片面地發展大城市經濟圈。因為在中國的西部也好東部也好，大的城市還是不多，你要形成一個大型的經濟圈，需要時間，也要很大的投入。

那麼是否考慮在東南沿海以外的地方採用別的模式，關注一下小城鎮的發展。使得當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國外也好，可以到一些比較偏遠些的小城市或者小城鎮進行投資，這樣它才能夠增加他們工業化過程的發展，增加地方財政的積累，增加地方政府的投資，光靠中央財政是不可能發展城市化的。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